倒在匈奴的马蹄下，却死在了同胞的暗箭中……
汉武帝喜欢用自己人是出了名的——外人不放心啊。卫青：皇后卫子夫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去病：卫皇后和卫青大将军的外甥；他们相继过世后还有另一个大舅子来接替，就是李广利：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尽管他要比卫青、霍去病逊得多……
所以，李陵，他肩负着光复李家将门的使命，要完成几代人渴望完成的目标，军人需要的是铁血和荣誉。他的想法其实就这么简单，当然了，他的年龄又能世故到哪去呢？最后出征前他只有27岁。
人们对其的感情是痛恨还是同情？抑或二者兼有？李陵之争自古皆有，为什么对他的定位这么难？是啊，难怪有人说，如果试图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忠奸原则，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李陵这个特殊的历史典型。毕竟，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汉奸”这一称号的人。
古文惜墨，关于李陵的记载不算太多：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飞将军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久，“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此时的李陵的已经是个少年有为的职业军官，前途光明，长风破浪、直济沧海似乎近在眼前。然而，“天汉二年，贰师将叁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在这次战斗中，李陵被分配给贰师将军李广利管后勤辎重。显然，汉武帝信任的是他的亲属，单以李陵的才能和气魄，惟领军冲锋陷阵恐怕比较适合发挥他的特长，何况，在他血管里流动的是好多代的军人血液，真正的职业军人只钟情于沙场。打个比方，在别人激战的时候，你任命巴顿将军去看管某个安全的仓库试试？我要是李陵我都郁闷死了？他的血又怎能不沸腾？汉武帝说：这次发的兵多，是不能给你骑兵了，报国心切却又不谙世故的李陵血气一上来，就向汉武帝“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甚至还立下“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这样的豪言壮语。说实在的，这股气势和霍去病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没有人家的历史际遇好啊。
汉武帝在惊讶的同时或许也有一些赞赏，心想那就不妨试试看，权当实验品好了，毕竟李陵只是一个分量并不重的角色，即使牺牲掉了也不是那么可惜——很多时候，在你眼里重于生命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也许就轻若鸿毛。
武帝让强弩都尉路博德作为李陵的接应，但路博德上了一封别具深意的奏疏：“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猜疑的武帝“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大怒之下命令李陵出军的同时撤回了接应的部队。天汉二年秋，李陵率领步卒五千，兵出居延，带着光荣与悲壮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旬月，陵军到达浚稽山，并与单于的三万骑兵相遇。这应该在汉武帝的意料之中。李陵所战之地离开边境不远，匈奴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之。“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由于连续作战，李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未敢稍懈。明日再战，又斩首三千余级。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李陵乃命且战且退。“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
边境传来的李陵困境的消息，汉武当然知道，但他懒得为其劳师接救，竟然为了让李陵尽快战死，了结这件事，“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不久，传来李陵未死已降之消息，“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
李陵的五千步兵击退了匈奴八万人马，他短暂的军事人生已经闪耀出辉煌的光芒，多少给人一点安慰。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实乃无奈之举。李陵很可能当时心存一念，效仿赵破奴的假降，期望有一天率部归汉，汉武帝大概也想到了，曾派人去接应，但谁知竟找了一个李广利的亲信、李广的仇家公孙敖。公孙敖回来就说，李陵降了，还替匈奴练兵呢。把李绪说成李陵，有意还是无意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赤胆忠心的李陵未能如愿，全家被诛，为他说话的也获了罪……李陵的心碎了，永远地碎在了长城北岸。
我的脑海中常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大漠的流沙，草原的长风，李陵的身影被血色的夕阳浸泡。惨烈的战斗后，他终于放下了武器，放下了军人看作生命的尊严。我要是他，那最后一场战斗的场面必然永远定格在心里。
李陵在匈奴住下了。这二十五年究竟是怎么过的？哦，对了，据说前六年是在亡命中渡过——他杀了大阏氏宠爱的李绪，就是那个让他被冤枉的倒霉鬼。李陵此举多半是找出气筒，不过，这六年也一定不好过，比在贝加尔糊边牧羊的苏武好不到哪去。总的来说，我还是很关心李陵在他的后半生到底是怎么过的……无所事事，苟且其百死之身？还是平淡地做了他的右校王？他和匈奴的居次过的好吗？他们的混血孩子们会说汉话吗？（似乎在哪本不大可靠的书上看到：今天外蒙有一支部族，自称李陵的后代，真伪待考。）他和汉人打过仗吗……
说到汉匈战争，史书记载他仅参加过一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于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浚稽山就是当年李陵最后与匈奴决战的地点。李陵曾“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再加上那场足以让他刻骨铭心一生的战争，他对浚稽山一代的地形，是再熟悉不过了；以五千步兵对峙八万匈奴人马的汉将李陵，这次以三万对三万，就算长年赋闲、疏于兵事，也不见得退化得这么快。“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寥寥数语，未作任何猜度平叛，有心人自己去想像吧。
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死后，八岁的汉昭帝继位，三公辅政（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霍光与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知道李陵的遭遇和苦衷，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奴试图请回李陵。几番起伏，故国如梦，李陵苦笑了：“丈夫不能再辱。”
……
元平元年（前74年），曾经梦想成为一名真正大汉名将的李陵终于病死在遥远的蛮荒之地，实践了他“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
李陵的名字在我心里是和“悲”字相连的。悲什么？悲壮？不是；悲愤？不是；悲惨？更不对……不过每次都有一股强大的悲从心底腾起。
悉数李陵之悲：
其一，一生的抱负理想被彻底颠覆，成为李家最大的悲剧，陇西将门李氏自此被历史的大河吞噬。唯一安慰的是——好了，从此李家再不会有人被诅咒了……
其二，效忠无门。自古为人臣者，都知道自己是当权者手里的棋子，并不以为怪。不过李陵这颗棋子，没下几步就被莫名其妙地牺牲掉，连舍卒保车的份儿都没有。他在边疆浴血，后方的人等着他战死，好悔棋走下一步；他遗传了祖辈的军人豪情，但连“飞鸟尽、良弓藏”的经典模式都没有轮到……
起三，连续栽在自己人手里：李广利的故意为难、路博德说不清楚意图的算计、叛徒军侯管敢的出卖、公孙敖的恶意诬陷、武帝的苛刻与无情——杀陵全家，连为他说了几句话的太史令也因此受了腐刑。漠北苦寒之地也不过如此啊。
其四，就得问李陵自己了。诅咒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诅咒他永世不得安心。李陵就是这样。前半生的抱负与追求已经颠覆、理想无情破灭，他将在固有价值观和现实冲突中煎熬。
回族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李陵可不是理直气壮地选择了这样的正道的，汉人的心最微妙，每迈一步，都要备受民族大义、伦理良心的煎熬——特别还有一个刚烈的苏武在不断刺激他。
我牵挂李陵，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选择战死或自尽，如果他选择了一了百了，必已是垂范千古的民族英雄——其实也正是汉武帝为他设定的归宿；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愿地降作他国臣民，就像明末的洪承畴，破罐子破摔那倒也简单。
然而李陵都没有，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极为尴尬的路，似乎是为了让自己从“心有不甘”中解脱出来的路。但这条路对他而言前不得后不得，至为难行……不过，在那个铁血大义的年代，我从他的身上，隐约看到了一点难得一见的生命之光。
有一本写李陵的小说，它的结局我比较喜欢，借来给我做个收尾：李陵的好友苏武还朝后，宦海沉浮是经不起了，于是归乡赋闲，茕茕一人，以编卖藤筐糊口，打发残年。那是一个阴雨的秋夜，凉意甚浓，苏武颤巍巍地从怀里摸出一张小帛条，是今早卖筐时候一个年轻的胡人塞给他的，由于招呼别的客人，没来得及和他说什么。苏武昏花的老眼终于努力辨出：“先父李陵六月丙寅于姑居水病逝”。苏武沉默了一会儿，喉咙里呼噜了几声，流下两行浊泪……
王韬的挫折人生经历与近代知识分子命运
〔文／沧浪云〕
吴中之地，风景秀丽。一望无垠的碧绿水田，蜿蜒不息的涓流，以及古朴典雅的建筑，构筑成一幅安宁祥和的江南画卷。而古镇甫里（今江苏甪直镇）便是这美丽画卷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甫里地区不仅拥有着迷人的风光，而且也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汇聚之处。自唐以降，皮日休、苏东坡、赵孟睢⒏咂簟⒘趸⒐橛泄狻⑽饷反宓让舜蠹叶荚诖松罨蛞庸？梢运担镎蜃怨乓岳幢闶堑亟苋肆橹亍�
公元1828年11月10日（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一位在近代中国上有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在这个江南古镇诞生了，他就是王韬。不过此时他的名字叫王利宾，字兰卿。
从出生那天起，王韬便开始自己充满波折的人生旅程。概而括之，他大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人生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显得那么偶然而必要，构成了他多采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向传统说“GOOGBYE”】
王韬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是其科场失意，而后被迫佣书西舍的经历，从此之后，这名乡间秀才开始摆脱封建文化大磁场的吸引，成为一颗充满新思想的离子。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是封建时代尤其是明清时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权的唯一途径，也是衡量他们才能大小的唯一社会标准。一个读书人要想被社会承认有能力、有本事，或者要想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他就必须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王韬出生于诗书之家，从小就饱受封建传统文化观念、价值观的熏染，同时在父辈们的重振家业的督促下，不得不沿着科举的道路向上攀登。
王韬少年时期十分聪慧，17岁便将秀才揽为囊中之物。三年一度的江南乡试在南京秦淮河畔的贡院举行。王韬坐船前往金陵应试。金陵乃六朝金粉之地，而十里秦淮更是商女云集之处，到处是一派灯红酒绿、腐化奢靡的气象。王韬一行恰巧投宿在秦淮河钓鱼巷龚家，周围尽为青楼欢娱场所，弦管之声不绝于耳。这种氛围令王韬等人早已心猿意马，一点儿看书的情绪都没有了。不久，他们便将圣贤文章远远地抛到一边，一同走街串巷，寻花问柳去了。
临考前的放纵作乐只会带来名落孙山的结果，这无论对于王韬本人还是其他家族成员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回家之后，王韬变得沉默寡言，萎靡不振。他一见到笔墨、书籍一类的东西便心惊胆颤，好多天都呈现出精神恍惚、似醉非醒的状态。
然而，贫困的家境不容许王韬终日呆在家里唉声叹气了，弱冠年纪的王韬走出甫里的书斋，来到离甫里20里远的锦溪教书补贴家用。在锦溪，王韬的生徒只有二三个幼童，教书所得收入少得可怜，这更加重了他消沉悲观的情绪。于是他和周围一大堆同样是科场失意的乡间秀才们整日里与酒为伴，消磨时光，纵饮成风。王韬贪恋杯盏可以说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甚至在三更半夜叫妻子起来为自己“剪冰芹烹雪水”以作斗酒之用。
酗酒不仅给王韬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而且他放荡不羁的纵饮也招致乡里众人的反感。应当说，王韬的放浪形骸并非是出于自愿，而是其怀才不遇之后内心苦闷和压抑的一种外在的宣泄。如果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不发生变化，王韬也许就如同中国历代千千万万个落魄文人一样终生沉沦下去。恰恰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古镇甫里的宁寂，也为众多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迥异于科举仕途的谋生手段。王韬也因此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的涡流中，他的一生也由此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不管是统治者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渐渐地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而西方国家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打开了几个缺口，也就是《南京条约》中的五个通商口岸。上海便是其中最大的一块。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随之涌进的就是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方面，它刺激了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般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也使上海与周边地区原有的自然经济纽带开始断裂，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解体，从而促使众多失去生活来源的知识分子、农民开始前往上海寻求新的谋生途径。源于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和维持家庭生活的现实需要，王韬开始踏上闯荡上海的历程。
1849年6月，父亲因病去世。王家生活的经济来源失去了保障。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王韬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全家生计的担子。起初，王韬仍旧希望通过在甫里教书来维持日常开销，但是“设馆授徒”所得收入无论如何都不能填饱一家老小三代人的肚子，况且，1849年江南大灾，米价暴涨，更进一步加重了王家的生存危机。面对这一局面，王韬只有外出寻求其他的赚钱门路。恰巧此时上海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需要一名中文助手，派人邀请王韬赴书馆工作。已被贫穷逼上绝路的王韬出于无奈，在短暂的思索之后，终于1849年9月接受邀请，来到上海墨海书馆。
初来乍到，王韬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作为一名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熏染的文人，他离乡赴沪，帮助传教士译书，是违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