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究竟为什么:聆听尼采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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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究竟为什么:聆听尼采的生存智慧-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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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自己的敌人,这一点大多数人都学会了,因此,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有时候会发生更崇高和更高尚的事情:我们学会了在爱的时候,恰恰是在爱得最深的时候,鄙视被爱的对象。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没有任何喧哗,没有任何夸示,只有善意的羞愧和遮遮掩掩,不允许傲慢而自负地大谈道德。道德作为一种态度,是同我们当今的趣味相对立的。这同样是一种进步,就如同在我们的父辈那里,宗教作为一种态度,最终与趣味相对立,是一种进步。我们父辈的趣味包括对宗教抱有敌意和拥有伏尔泰式的仇恨(以及所有那些以前属于自由思想家哑剧的东西)。它是我们良心中的音乐和精神中的舞蹈,清教徒的祈祷,道德说教和假道学,都不会与之合拍。

  有些人非常看重别人,认为他们在道德上圆滑,道德辨别力深刻而敏锐。同这样的人打交道,要特别小心,如果他们在我们面前犯了错,最终倒霉的还是我们——他们出于本能,必然会毁谤和污蔑我们,即便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保佑健忘者吧,因为他们甚至能“战胜”自己的错误。

  法国的心理学家从未停止过以讥讽态度从多方面欣赏资产阶级的愚蠢,就如同……总之,他们由此揭露了某些东西。譬如,福楼拜,这位正直的市民,最终既没有看到、听到,也没有品尝到任何其他东西,这便是他的自我折磨方式和高雅的残酷。既然这一话题越来越令人厌倦,那我们不妨换一个话题来谈论好了——我要说的是,善良而诚实的普通人,总是不知不觉地对较为高尚的人,和这些人要执行的任务,做出机警的反应,这是一种敏锐的、带倒刺的、耶稣会教士的机警,这要比鼎盛时期的中产阶级的鉴别力和理解力敏锐千百倍——甚至比其牺牲品的理解力还敏锐。这也再一次证明,“本能”是迄今发现的所有智力中,理解力最强的。

  总之,心理学家研究的是“规则”与“例外”斗争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人们看到的是适于展示上帝和上帝般恶意的场面!或坦率地说,就是对“好人”,对“具有善良意志的人,……对你自己作活体解剖”。

  做出道德上的判断和谴责,是智力低下者对智力较高者最喜爱进行的复仇行为,也是对其天赋较差的一个补偿。最后,这是一种获取精神和变得敏感的机会——获取的是一种恶毒的精神。令他们感到高兴的是,到底还是有一种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天赋较高的人和天生享有较多特权的人,他们是平等的。他们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并几乎是为此而需要信仰上帝。恰恰是在他们当中,可以见到最坚定的无神论反对者。如果有谁对他们说:“崇高的精神与纯粹有道德的人,他们的诚实和可敬有天壤之别。”那一定会激怒他们。我尽量不激怒他们。我要用我的理论奉承他们,告诉他们崇高精神本身只是作为道德品质的最终产品而存在;它是“纯粹有道德的”人身上所有品质的综合,这些品质只有通过长期训练和实践才能获得;或许要经过许多代人才能获得。崇高精神完全是正义的精神化,是仁慈和纯洁的精神化,它知道自己被授权维持世界上的等级划分,不仅在人之间,甚至在事物之间,维持等级划分。

  下面我们再探讨一下人们实际上对什么感兴趣。普通人从根本上来说,其内心深处一般关心什么事情,假如表面的东西不欺骗我们的眼睛——这里所谓的普通人包括有文化的人,甚至包括学者,或许还有哲学家。令较高层次的天性和较高雅、较挑剔的情趣感兴趣,普通人似乎对之绝对“不感兴趣”——假如他还是发觉应该对这些事情感兴趣,那他便称这种态度为无利害关系的,并奇怪怎么能够“置身事外”。

  一些哲学家也总是像大众一样,富有魅力而神秘地、恍如隔世地表现出这种惊奇(或许这是因为他们从未体验过这种较高层次的天性),而不是指出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率真朴实的、合情合理的事实真相,即“无利害关系的”行为是令人很感兴趣的“有利害关系的”行为。“那么爱呢?”爱毕竟是“非利己主义的”吧!——凡是实际有所牺牲的人无不知道,自己想为此而得到某些东西,或许是某种内心的东西;知道自己在这方面作出牺牲,是为了在另一方面得到更多。或许这种更多只是一般的更多,甚至只是自我感觉得到“更多”。可这却是个要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领域,较为挑剔较真的人是不愿意留在这里的,因为在这里真理要回答问题之时,必须要强忍住不露出鄙夷的神色。毕竟,真理犹如女人,不应该对其使用武力。

  一位道学家对传闲话者说:“我有时崇敬和尊敬无私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无私,而是因为我认为他有权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有益于另一个人。”在一个命中注定下达命令的人身上,自我牺牲和与世无争,非但不是美德,反倒是对美德的糟蹋。在我看来就是如此。每一种无私的道德体系,都将自己视为无条件的,是对每一个人有吸引力的,因为这种道德体系不仅对高雅趣味是犯罪,且还会刺激人们犯下忽略个性的罪,是一种在博爱的掩盖之下对人的另一种勾引——且偏偏是对各种高级、罕见和享有较多特权的人的勾引和损害。各种道德体系首先一定要认同等级划分;其假设必须作得问心无愧,以至它们最终要彻底明白,说“适合于一个人的也适合于另一个人,是不道德的”。那个道学家和好人这样说。他如是劝说道德体系实践道德,是不是应该受到人们的嘲笑?但如果谁想站在嘲笑者一边,那他也许正确得叫人受不了;甚至高雅趣味也有不当之处。

  凡是在当今鼓吹同情(同胞的痛苦)的地方——如果我推测没错的话,没有哪种宗教比这种宗教鼓吹的时间更长了。心理学家都应该侧耳静听,透过所有那些虚荣,透过此种宗教的鼓吹者(以及所有鼓吹者)习以为常的噪音,他会听到一种自我蔑视的纯正旋律,沙哑地呻吟着。欧洲因此而被遮蔽了光辉,变得丑陋不堪。一个世纪以来,此种情况有增无减(其首批症状已在加利亚尼致德·埃皮奈夫人的一封具有丰富思想的信中记录得清清楚楚)——但愿自我蔑视不是造成此种状况的真正原因!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即自负的类人猿,对自己极端不满意——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在受苦,他的虚荣偏偏要他“与其同胞一起受苦”。

  杂居的欧洲人——一般来说,即便不算太丑陋的平民——绝对需要一套服装。他需要将历史当作服装的储藏室。他自然能察觉到,没有哪套服装适合他自己,于是,他换了一套又一套。让我们看一看十九世纪,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们对各种服装样式的喜好总是不停变化,他们时常因为“没有一套服装适合自己”而深感绝望。无论是将自己打扮成浪漫的,还是古典派的、基督教的、佛罗伦萨画派的、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兼具的、“民族的”,不管哪一种样式,一切都是白费,都不“合身”!但是精神,尤其是“历史精神”,却受益于这种绝望:可一次又一次地试验过去的和外国的新样品,穿了脱,脱了穿,然后打包收起来,尤其是对其进行了研究——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服装”样式多样化的时代,也是第一个值得勤奋好学的时代。这里所谓的服装是指道德、信条、艺术趣味和宗教,我们准备举行盛大的狂欢,准备好发出最富于精神性的节日般欢笑,表现出无比的妄自尊大,准备好干下天大的蠢事,就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嘲弄世界一番。或许正是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从事发明的天地,甚至仍可发挥创造力,很可能是作为世界历史的模仿者以及上帝的助手。或许,虽然目前一切的前途黯淡,但我们的欢笑本身却可能前途一片光明!

  历史感——欧洲人宣称这种历史感是他们所特有的,是在各阶级和各种族的民主式混合中,使欧洲陷入迷人而疯狂的半野蛮状态之后,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只是在十九世纪,人们才承认这种能力是第六感官。由于这种混合,以往的每一种生活形式和方式,以及过去各种紧密相连和互相重叠的文化,衍生了我们这些“现代灵魂”;我们的本能目前在各方面都在回溯,我们自己成了一种混乱。不过,最终精神会在其中觉察到自己的优势。借助于肉体和欲望的半野蛮状态,我们可以暗中进入各个地方,进入高尚时代的人们从未进入过的地方。尤其是可以进入各种不完善的文明迷宫,进入迄今地球上存在过的各种半野蛮状态。由于大部分人类文明都处于半野蛮状态,因而历史感几乎就是对一切的感觉和所有方面的本能,就是对一切的喜好和所有方面的说辞。由此即可以证明,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卑鄙的感官。譬如,我们再次欣赏一下荷马:最令我们高兴的也许是,我们知道如何欣赏荷马,而很有文化的人则不能这么容易地欣赏他——他们几乎不准自己欣赏他。他们的鉴赏力非常明确地肯定和否定,他们很容易产生憎恶,他们对一切陌生事物总是表现出犹豫不决和不愿接受,他们对令人不快的强烈好奇心,感到极端厌恶。每种自立自足的卓越文化都不愿承认自己有一种新的欲望,都不愿承认不满意自己的状况,不愿赞美陌生的事物。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他们甚至不喜欢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财产,或不能成为他们的猎物。对于这类人来说,最不可理解的,正是上述历史感及其屈服于一切的好奇心。莎士比亚的情形也是这样,他将西班牙人、摩尔人和撒克逊人的趣味综合在一起,这让我们拍案称奇。但如果是埃斯库罗斯圈子内的古雅典人见到此种情形,一定会笑死,气死的。可是我们——却偏偏接受了这种随意的混合,这种对最为精巧之物,最为粗糙之物和最为矫揉造作之物的混合,这种暗自以充满信心和真心诚实的态度所作的混合;我们欣赏这种混合,将其视为专门为我们保留的精美艺术品,尽量不让自己受到那些包围着莎士比亚艺术和趣味的英国大众,那令人窒息的烟雾和亲近的干扰,或许就像在那不勒斯南区奇亚扎那样,尽管这里的下水道味刺鼻,可我们仍自己走自己的路,并且所有的感官保持着警觉。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人,我们应当具有自己的美德,这是不容争辩的:我们不虚伪、不自利,我们谦逊、勇敢,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我们知道感恩,懂得殷勤——即便我们具有这些美德,但我们或许并不是很“有品味”。让我们最后承认,我们这些具有“历史感”的人最难理解、感受、体会和喜爱的,我们从根本上对它抱有成见,因而几乎对之采取敌对态度。或许,我们的“历史感”的巨大功用就在于同高雅趣味形成必要的对照,至少是同很低级的趣味形成对照。我们只能在心中唤起微小而短暂的、蒙受天恩的幸福感和对人类生活的赞美,宛如它们是零零散散地照耀着我们,是在一巨大力量自动停在无穷和无限之前的那些时刻所遭遇的奇妙体验;是在突然停下和呆立,稳稳地、一动不动地站立在仍然颤抖的大地上,而感到一阵狂喜时的那些奇妙体验。放大这种体验会让我们感到陌生,我们承认:我们实际上渴望的是无限,是浩瀚无垠。像骑在气喘吁吁向前奔跑的马上的人那样,我们面对无垠放松了手中的缰绳——只有当我们处于最危险的状态时,我们才感到幸福之极。

  不管是享乐主义、悲观主义、功利主义,还是幸福论,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是根据快乐和痛苦,即根据伴随情况和次要因素,来衡量事物的价值,因而只是在表面讲得通的思维方式,是天真幼稚的,每个意识到创造力和艺术家良心的人,都会瞧不起它,对其表示蔑视,尽管并非没有同情。同情你!——当然,这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种同情;不是对社会“疾苦”的同情,不是对“社会”中病人和不幸者的同情,不是对躺在我们周围地上的身心有缺陷的人的同情,更不是对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与闹革命的奴隶阶级的同情,他们力图夺取权力,并把这称为“自由”。我们的同情是一种较为高尚的、目光较为远大的同情——我们看到了人如何使自己变矮小,我们有时以无法形容的痛苦心情,看待你的同情,有时抵制你的同情,我们有时认为你的一本正经比任何一种轻浮更加危险。如果可能的话(没有比“如果可能的话”这一说法更为愚蠢的了),你想要消除掉痛苦,那我们呢?实际上我们似乎反而想要增加痛苦,想要使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你所宣称的幸福——肯定不是一个目标,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结局,此结局立即使人类显得荒唐可笑和可鄙——同时也使人类的毁灭合乎需要!痛苦,巨大痛苦的磨炼——你难道不知道正是这种磨炼带来了人类迄今的全部提升?遇到不幸时心灵的紧张和由此获得的力量,见到残垣断壁时心灵的震颤,经历忍受、解释和利用不幸时,所迸发出的创造力和英勇精神,以及心灵所感受到的一切深刻、神秘、假相、精神、诡计或伟大——哪一样不是通过痛苦,不是通过巨大痛苦地磨炼获得的?在人身上,被创造物和创造者结成了一体:在人身上不仅有物质、破布条、无节制、泥土、淤泥、愚蠢、混乱;而且还有创造者、雕塑家、铁锤的坚硬、旁观者的神奇和安息日。你懂得这种对比吗?你对“人身上被创造物的同情”,便是同情那些不得不被塑造、捣烂、锻冶拉长、烘烤、淬火和精炼的东西。而我们的同情——你难道不明白我们相反的同情对象是什么吗?既然它抵制你的同情,将你的同情说成是最糟糕的纵容和软弱无力——因而可以说是同情反对同情!但再重复一遍,还有比快乐、痛苦和同情更高级的问题,所有只讨论快乐、痛苦和同情的哲学体系都是天真幼稚的。

  与我们有关的这个世界,我们身处其中。这是一个有恨有爱的世界,由微妙的命令和微妙的服从组成的这个几乎看不见、听不见的世界,一个在各方面都“几乎”吹毛求疵、暗中使坏、刻薄苛刻,从而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容笨拙的旁观者和好奇心过重的人窥探!我们每一个人编织进了——义务网中,无法摆脱义务——正是在这里,我们是“负有义务的人”!固然,我们偶尔可以戴着“镣铐”混在“刀剑”丛中跳舞;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咬牙切齿的,并对不可思议的艰苦命运很不耐烦。但若我们随心所欲,傻子和幽灵便会说:“你们是没有义务感的人。”——傻子和幽灵总与我们作对!

  关于诚实,姑且承认它是我们这些自由精神无法摆脱的美德。既然接纳了它,我们便应该好好地培育它,要不知疲倦地“完善”我们这种美德,因为只有这种美德能与世长存。愿它有一天像光彩夺目的、嘲弄人的蓝色黄昏那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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