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描写军中生活的作品明显缺乏一般军事小说那种语境背景，因此很难使战斗的必要性和讲述战斗的叙事模式合理化。在军营生活的非理性和武断性，与强加其上的有关“正确”战争叙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观念之间，沈从文注意到裂隙所在，并企图以抒情话语作为替代。以《我的教育》这个中篇为例。起初它看似一段自传，写的是作者驻扎槐化期间在一个七十人的部队里的生活。沈的叙事以日记形式，由二十四段互无关联的段落组成。所述活动范围，包括例行检阅、公务，在修械厂玩耍，旁观土匪砍头，追捕逃兵，赌博和做白日梦等。这些活动从未形成一个整体，只是一系列不连贯的琐事。对结构上的断裂之处，沈从文也并未刻意填补。既然他压根不想从无序的生活中遴选排序，因而一切事物都（仿佛）直接而杂乱地涌进叙述者的意识。然而，这杂乱的背后隐含了尖锐的迷惘感受，以及对军中生活高度反讽化的表达，这段军中经验影响了一个年轻士兵作家的意识，仿佛千万人的流血不幸只为成就一个艺术家。与此相仿，我们可以把《从文自传》当作《我的教育》的扩充版来读，因为它也通过个人命运的细微曲折，重塑家国历史。
由于缺乏鲜明的意识形态基础，沈从文描写战斗或行军每每突出散乱的情感抽样和心理印象，并不带来自觉认知的聚焦。在《黑夜》中，两个年轻士兵暗夜泅水，穿过敌人火线传递情报。尽管有随时送命的危险，他们执行任务仿佛是被催眠了似的，有如游戏。无论奔跑或是泅水，交谈或是骂人，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生死交关，但他们却等闲视之，不像是真在打仗。他们撞到一具腐烂生蛆的尸首，那是一个在执行相同任务中被杀的战友；而后他们中的一个，为了掩护同伴而最终牺牲。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感受不到此类题材所原应产生的壮烈风格。传统战争叙事的风格，诸如勇气对立于懦弱，背叛对立于牺牲，阴谋对立于智取等等模拟观念，在他的叙事语境中，似乎都付诸阙如。
这种暧昧性更在《早上——一堆土一个兵》中得以体现。这个短篇据说是为纪念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役而作（46），但沈从文的表达方式与其说是认可，不如说是动摇了战争的意义。小说的核心人物是一个老兵和他的年轻同志，但读者并不清楚他们为何战斗，以及如何战斗。我们看到的不是传统交火搏斗的场面，能赋予这样场面以意义的任何背景框架都已消逝无踪。两个士兵之间的简短对话不明不白，而在他们熟识之前，年轻士兵已经被打死。战争吞噬士兵的生命，留下的只有黄土一坯。沈从文没有留下任何暗示，说明这个年轻士兵的偶然牺牲和那场伟大的战争有任何必然关系。在叙事层面上，叙述声音和视点也有断裂之处。那些骇人的战争印象似乎来自一个充满好奇和迷惘的视角，但叙事的整体基调却冷静异常，甚至有些嘲讽。不论是故事里的人物或是我们读者，似乎都对为何战争以及战争何所为默然以对。而战争叙事的“缺席”部分反而能赋予战争以新意。
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岭者》。这篇小说同样描写穿过敌人火线的传令兵出生入死的生涯。或许由于题材敏感，沈从文在文本中删除了所有现实材料，如时间、地点、人名、战役背景的指涉，而代之以“×”。这些记号，与省略号的大量使用，在文本中构成连串的图像符号。它们既遮蔽、也“揭露”了那些无从企及的内容。这种删节法或可用来通过政治审查，但却是无声更胜有声。
小说没有特定背景，中心人物是一个中年士兵，他被派遣藏在山洞里，做来自不同方向的传令兵的联络人。一连九天，他等待，会见年轻士兵，和他们交换情报、闲聊，给他们吃的，甚至亲眼目睹他们在完成任务之前或之后被杀。中年士兵独处在潮湿、泥泞的山洞里，等待好信或是噩耗。他是这场战争的讯息枢纽，却似乎置身事外。但他看到另一个新近遇到的年轻传令兵在小山上被射杀后，他重新意识到了战争的急切与无偿：
×××××，×××××。
……围城，夜袭，五千人一万人的群众大会，土劣的枪决，粮食分配的小组会议，××团的解决，又是围城，夜袭，……大刀，用黄色炸药作陷的手榴弹发疯似的抛掷，盒子，手提机关，连珠似的放，啪……一个翻了，訇……一堆土向上直卷，一截膀子一片肉在土墙上贴着。又是大会，粮食分配……于是，交通委员会的第七十一号命令，派熊喜做××第七区第九通信处服务，先过××××处弄明白职务上的一切。
××××，×××××，×××，×××，××××××，××××××！（47）
在这段内心独白中，每个意象都是突然出现，其中的张力难以为上下文所挟制或包容。不仅单个印象之间不能相互缓冲，描述它们的词语和句子充斥叉号和省略号，断裂、破碎得难以索解。这些不加修饰的印象不能被纳入到一个平稳、清晰的叙事画面中，相反，它们只是无视次序地夺目而出。
当然，缺少连贯的视角也可作为一种新颖的视角。从以上论及的例子中，我们也发现沈从文沉默的政治姿态后一个不安的声音。这是一种对于青春冒险的疏离声音，以及一种进入战争和历史边缘的独特声音。并且，如果仔细聆听，这个声音还可塑造出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如此逼真，几乎有了自然主义的意味，但这逼真感却自有其反讽意味：它质疑任何写实、再现“过去”的企图，因为明白时间的不可救赎性。历史毕竟只能以一种曲折的声调，旁敲侧击出“过去”的声音。
准此，我们便更能理解沈从文对战时士兵生活的轻描淡写中，那种慨然谅解的感受。例如《连长》中，一个连长在他临时驻扎的小镇上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寡妇，以至于他违背了规定的布署，没有把部队带往下一个军事据点；又如《会明》（一九二九）写一个天真、善良的随军火夫在养鸡中找到了新的人生意义，同时继续等待还没有发生的战争。这两篇小说都透过爱情或田园主题使战争人性化。唯有在把战争移至某种与之并不相配的语境之中，这些小说为战争提供了一种吊诡的“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
爱欲、死亡及其诗意表达
沈从文曾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48）从他的节制有度的叙事形式之下，特别是在他的浪漫小说中，我们的确可以听到低回不已的热情倾诉与悲痛的呼号。作为一个破除伦理束缚、赞美生命自由的革新者，作为一个召唤自然的地方主义者，以及作为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心灵探索者（49），沈从文歌颂爱与性的力量，认为它们象征着健康和美好的人生形式。但沈从文既不是天真的鲁索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泛性论者。他太清楚暴力往往是生命力的前提，而爱神只能在死神的阴影下狂欢。
沈从文对爱和情欲的描绘总是隐含一种逾越规矩的愿望，这愿望驱使他的人物不仅超越寻常伦理界线，甚至有时与自己为敌。在他最好的浪漫小说中，爱欲时常现身于孩童般的天真之中，同时孕育一种非理性的狂暴力量。这种热情发展至其极致，便构成（自我）毁灭和死亡的力量。沈从文记述苗裔部落的浪漫传奇故事，如《龙朱》（一九二九）和《神巫之爱》（一九二九），固然脍炙人口，但这些故事的冲击力只有在与有关殉情（《媚金·豹子·与那羊》［一九二九］）和血腥杀戮（《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一九二九］）的阴森故事联系在一处，方可得以充分理解。同理，沈对妓女和船夫的爱情故事（如《柏子》［一九二八］和《丈夫》［一九三〇］）必须与有关他们的疾病和凶死的故事（《小砦》，《边城》［一九三七］）并读；而他有关少年情事的浪漫写照中，也总不可避免的刻有生离死别和暴力（《贵生》［一九三七］；《巧秀和冬生》［一九四七］）、死亡（《三三》［一九三一］），或者疯狂（《阿黑小史》［一九三三］）的痕迹。
沈从文有关爱与死——或有关生存和繁殖欲望与死亡欲望——的辩证，在他苗裔部落传奇中做了最有力的体现，如《龙朱》、《神巫之爱》以及未完成的中篇小说《凤子》（一九三三）等。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描写青年男女间的真情挚爱，宛若神恩显现，或神人间的绝美情事。《龙朱》和《神巫之爱》所写的苗族少女均通过与神灵的化身——部落中最俊美的男子龙朱，或是神巫——交合而成其所欲。在《神巫之爱》的高潮段落，神巫发现所有女孩中最有魅力的是一个哑女，不禁使我们想起沈从文“至爱无言”的观念。《凤子》描述一个城市青年在湘西的蛮荒之地寻觅爱情，最终邂逅一场宗教盛典，其中原始欲望以歌舞和仪式的形式得到强烈表达。
《神巫之爱》书影一
在沈从文的游记《湘西》倒数第二章《凤凰》中，我们却可看到他爱情叙事的另外一面。《凤凰》描述一种狂病，其症候可致疯狂、巫蛊和神秘暴死。沈的描述已具有哥特式的恐怖意味，与《龙朱》或《神巫之爱》那类故事中质朴的田园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充满狂热氛围，灵异而诡秘。然而它同时也是沈从文欲望图景的边疆所在，在那里，爱与死演出原始冲突；为爱所困的女人在中蛊时口吐狂言呓语，痴情的男人无以排遣郁闷，以致发癫发狂。沈从文对于癫狂的兴趣于此亦可见一斑。《阿黑小史》中的五明在听说阿黑嫁给别人之后，失去理智，《贵生》的贵生烧掉娶走他恋人金凤的五爷的店铺，而《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的豆腐铺老板在铺满菊花的石床上与心上人的尸体睡了三天三夜。在这些逾矩行为中，沈从文看出一种难以满足的欲望，这种欲望想要拥有为现实（或写实主义书写）所不容之物，想要重新聚拢一个已被分割得四零八落的世界。在此一种悲悯之情油然而起，不仅反映沈从文对被压抑的人欲的深情关照，也及于他对写实话语不及处的沉思冥想。
《神巫之爱》书影二
对沈从文而言，热情或迷狂的描述“用通常眼光看来，殊不可解，用现代心理学来分析，它的产生同它在社会上的意义，都有它必然的原因”（50）。爱欲的力量——无论表达于纯粹情色，抑或官能感受形式——强化到某种程度时，死亡的诱惑——即对于一切存在物的弃绝之欲——便尾随而至。无意识领域的力量如此不可捉摸，只有通过诗歌狂言般的象征表现才得以仿拟。因此在沈从文癫狂、死亡和自杀的场景中，除涕泪和痛苦之外，还有一种诗意的召唤。抒情修辞由此登场，用以描述这种神魔交会的体验。
《媚金，豹子，与那羊》与《边城》中有关自杀的段落均可援以为例。此处的自杀都得到社会或伦理法则的合理化解释。首先，媚金自杀是出于骄傲和愤怒，因为她的恋人豹子没来赴约会，而她并不知道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想要献给她一头最合意的羊作为礼物。同样，翠翠的父母也为荣誉和爱情而自杀。但从沈从文极端风格化的处理来看，我们怀疑这些死亡场景别有深意，既超越了任何合理化解释，也抵制任何伦理阐说。两处描写都暗示着情欲的根底在于生死交会，由忘我而导致无我——在爱力的驱使下，这些恋人们“视死如归”。
《旅店》（一九二九）更可说明爱与死之间的暧昧关联。小说里寡居的旅店女主人和一个行路商客之间的恋情，以商客暴死为高潮，寡妇则发现自己怀了孩子。又如《说故事人的故事》（一九二九）中的小军官深为一个落网的美貌女土匪倾倒，不仅在牢里与她恋奸情热，而且计划和她一起逃走——最后两人为此都丢了性命。《说故事人的故事》的另一版本见于《从文自传》的一章，题为《大王》，指的就是那个胆大妄为的军官的本来身份。在这些故事中，爱欲的呈现不仅是孩童般的天真，也还有感官的沉醉，而欲望的极致，只有通过暴力和死亡的共颤方可呈现。仿佛唯有欲望主体失其所以，才能获得欲望的客体。
这种体验的神秘性远非一般叙事所能企及；只有通过诗性的有意迂回，或是通过意象似是而非的表述，方可显其轮廓。沈从文的清朗悠然的风格因而可视为一种抒情策略，以此言说不可言说之事。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时时都在拒绝将故事简化为纯粹的浪漫传奇。当他的叙事显出对指涉语境的自觉时，反讽意味昭然若揭。正如《说故事人的故事》中年轻的叙述者在见到那个美貌女土匪时所说：“我想说什么也说不出口，就只有对这女人做着诚实的笑容，同时我把怜悯放到眼光上，表明我是对她同情的。”（51）
即便在描写逾越规矩的男欢女爱或社会加诸其上的惩罚时，沈从文的悲悯也并不来自人道主义式的愤慨，而是来自他对于礼教之下，性的本能力量的深切认知。譬如《夫妇》（一九二九）中，一对男女在乡间野地里做爱时被人抓获，正要绳之以法，恰好为城里来的叙事者撞见。主人公上前干涉，发现这对男女其实是一对夫妇，乡民们的愤怒只有不了了之。一纸婚约立即使“奸情”转为情有可原的交欢。尽管主人公仅是一个边缘角色，在故事里却实际演出了“机械神”（deux ex machina）的功能，因他的社会和知识地位而获权威。此处的悖论乃是，尽管主人公对那对夫妇光天化日下的激情颇有感动，他却只能借助于伦理道德来为他们的性事开脱，而他本意是要谴责那些伦理道德的。
正因为我们认识到沈从文在叙述激情中所夹杂的悲悯与反讽，就得以更清楚地理解他如何处理相对较为温情的浪漫故事。这类故事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此处可以《柏子》为例。小说没有什么情节可言，就是描写一个船夫在一个雨夜里来看他相好的妓女。我们所读到的只是一些场景的切片，像情话勾搭、肉体温存、猥亵的玩笑与唱词小曲。沈从文把这些片段拼合起来，呈现出一场轻佻却又感人的一夜情缘。这篇小说之所以独具抒情风格，在于它在人生琐屑卑微的一瞬，捕捉到一种短暂而又强烈的情感表达。它还将表面看来无关的感官体验——一个拥抱，一次眨眼，大红灯笼下一摊泥脚迹，船妇在奶孩子时哼的摇篮曲——整合为一幅夜晚码头的风情画。小说刻画了两个难忘的人物——柏子和他相好的妓女——他们的天真与生命力似乎超越了一切道德顾虑。在匿名的、全知的叙述者声音之下是作者的主观意向，因而加倍强化了贯穿叙事始终的情感内蕴。
以上的诠释仅是点到为止，但至少阐明了读者期待（或被期待）在《柏子》中找到的那种抒情意味。但如果小说的抒情话语只是赞颂尚未被文明浸染的质朴生活，或乡下人像孩童般的简单天性，那么它的意旨所在，也不过就如小说结尾处船妇的摇篮曲那样，引诱读者进入自我陶醉的梦乡。然而，我认为沈从文的抒情叙事不仅只是一厢情愿的呢喃，它也让我们有所警醒。但这不必意味沈从文有意以曲笔来做社会批判。识者假如争辩说无论船夫还是妓女实际上都不会如此幸福，或者说沈有意以下层人民不可思议的幸福，来质疑现代社会的道德内涵，都可能失之浅白。
对于这个故事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