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举两个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一个青年得了布尔吉尔氏病，这种病将阻断血液供应，会导致坏疽。这个青年人将失去他的手指和脚趾。治法说来简单：就是戒烟。那青年人缺乏这样做的意志，他的烟瘾太大了。他的病在一种意义上是可以医治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无法医治。
另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酗酒。当酒鬼开始喝酒的时候，先是感到非常痛快，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则会感到头痛恶心，忍不住喝“解醉酒”来减轻痛苦。
通货膨胀的情况也是这样。当一个国家开始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初始的效果似乎很好。增加的货币量使得任何因此而得到更多货币的人——当今主要是政府——可以多花一些钱，而无需任何别人少花钱。就业机会增多，生意兴隆，几乎可以说是皆大欢喜，这是最初的情况，也是好的效果。但随后，开支的增大使物价上涨；工人们发现他们的工资虽然按美元计算有所提高，可能够买到的东西却减少了；企业家发现他们的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他们能够更快地提高价格，否则销售额的增加并不会带来他们所预期的利润。不良效果开始出现：物价上涨，需求缺乏弹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发生。和那个酒鬼一样，人们这时想的是更快地增加货币量，这就使我们坐上了前面提到的那种滑行车。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加大数量——酒或是货币——来给那酒鬼或是经济一个同样的“刺激”。
酗酒和通货膨胀相类似，医治的方法也相同。治酗酒的办法是干脆宣布：停止饮酒。这难以办到，因为这一回是不良效果在前，而好的效果在后。刚戒酒的人感到很难受，然后才能到达乐土，不再是几乎不可抗拒地想再喝一杯。通货膨胀也是这样。放慢货币增长率，在开始的时候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暂时偏高，通货膨胀率暂时并不降低多少。好处要在一两年后才出现：通货膨胀率降低，经济比较健康，有了非通货膨胀性迅速增长的潜势。
痛苦的副作用，是酒鬼或通货膨胀的国家难以戒除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至少在病的早期比第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即缺乏真正的戒除的愿望。饮酒者津津有味地品酒；不愿承认自己是酒鬼；也不认为应该去治疗。通货膨胀的国家处于同样的情况。它往往认为通货膨胀是暂时的现象，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异常的外部情况造成的，它会自行消失——可实际上通货膨胀从来没有自行消失过。
而且，我们许多人也喜爱通货膨胀。我们自然喜欢看到我们买的东西降价，或至少价格停止上涨。但是我们更喜欢看到我们卖的东西涨价——不论是我们生产的货物，我们的劳务，还是我们拥有的房屋或其他东西。农民抱怨通货膨胀，却聚集到华盛顿要求提高他们的产品的价格。我们其他人大都也这样或那样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通货膨胀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原因之一，是别人吃苦头的时候有些人却得到很多好处；社会划分成胜者和败者。胜者认为他们碰到的好事，是他们自己的远见、谋虑和主动的自然结果。他们认为那些坏事，例如他们买的东西涨价，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造成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说他反对通货膨胀；他的通常的意思是他反对他所碰到的坏事。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几乎每一个拥有房产的人在过去二十年间都因通货膨胀得到了好处，因为他的房子的价值急剧增高。如果房子是靠抵押贷款购买的，那利率通常低于通货膨胀率。结果，付了叫做“利息”和叫做“本金”的钱，就实际偿清了贷款。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一年７％。如果你借入了一笔一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只付利息，那么一年之后，这笔贷款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一年前的九千三百美元。实际上你就少欠了七百美元——正好是你付的利息的数目。实际算来，你使用这一万美元没有付任何东西。（由于在计算你的所得税时要除去这笔利息，你实际上还有所得。你借了钱还得到报酬。）对于房产拥有人来说，这种效果是明显的，因为他的房屋的价值迅速上涨。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为储蓄信贷协会、互济银行或其他机构提供资金，使它们能够发放抵押贷款的小储户来说，却是损失。这些小储户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政府严格限制这些机构付给其储户的最高利率——据说是为了保护储户。
因为高额政府开支是造成货币过度增长的一个原因，所以减少政府开支是有助于减少货币增长的一个因素。在这里，我们也倾向于患精神分裂症。我们都喜欢看到政府开支下降，只要不是对我们有利的开支；我们都喜欢看到赤字减少，只要是靠征别人的税来减少赤字。
但是，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迟早会对社会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带来大量的不公平和苦痛，以至真正的公众意志会发展起来，对通货膨胀采取措施。通货膨胀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发生这种情况，要看有关的国家和它的历史。在德国，通货膨胀程度不高就会发生，因为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过可怕的经验；在英国和日本，发生这种情形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要高得多；而在美国还不曾发生。
医治的副作用
我们再三读到，较高的失业率和缓慢的增长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我们必须面对的选择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或者较高的失业率；政府当局已安于或正在积极地促进较慢的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以医治通货膨胀。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慢了，平均失业水平也上升了，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却越来越高。我们既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有较高的失业率，二者兼而有之。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经验。这是怎么回事呢？
回答是，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并不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而是医治奏效时产生的副作用。许多政策在妨碍经济增长和增加失业的同时，又增加通货膨胀率。这就是我们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情况——零星的物价和工资管制，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增多，都伴随以政府愈来愈大的开支和货币量的急速增加。
另一个医学上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治法和副作用的区别。你患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建议做阑尾手术，而且告诉你手术之后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你拒绝动手术，而是在床上躺那么一段时间，把这作为痛苦较少的治疗方法。人们也许感到这非常荒唐可笑，但这在各方面都同在失业问题上混淆副作用和治疗方法一样。
医治通货膨胀，副作用是痛苦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懂得为什么产生副作用，并设法减轻它们，产生副作用的根本原因，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说明了。那就是变化的货币增长率，对由物价制度传递的情报产生干扰，因而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作出不适当的反应，而这需要时间来加以克服。
首先，考虑一下当货币开始膨胀性增长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用新创造的货币偿付的较高的开支，对于出售货物、劳动或其他劳务的人来说，同别的开支并无不同。例如，卖铅笔的人发现他能够按原先的价格售出更多的铅笔。他开始时就是这样做而没有改变铅笔的价格。他向批发商定购更多铅笔，批发商又向制造商订货，制造商又向原料供应商定货，等等。如果铅笔需求的增加是以其他某种东西的需求减少为代价，譬如说圆珠笔，而不是货币膨胀性增长的结果，则铅笔这方面订货的增加，会伴随着圆珠笔这方面订货的减少。铅笔，随后是用来制造铅笔的原料，会涨价；圆珠笔和制造圆珠笔的原料会跌价；但物价的平均水平并没有理由发生变化。
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是起因于新创造的货币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对铅笔、圆珠笔以及其他大部分东西的需求会同时增加。总的（货币）支出增多了。但是铅笔的销售者并不知道这一点。他还是象往常那样，开始的时候保持他平常的售价，愿意多卖一些铅笔，直到他认为他能够重新进货的时候。但是现在铅笔这个方面订货的增加，是同圆珠笔以及其他许多货物订货的增加一起发生的。由于订货的增加导致了对劳动和原料的需求相应增加，因而工人和原料生产者最初的反应会同零售商一样——加班加点增加生产，并且也提高价格，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们提供的东西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这一次没有任何抵消物，没有大体上同增加的需求相当的减少的需求，没有同上涨的价格相当的下跌的价格。自然，这一点在开始时是不明显的。在一个富有活力的世界上，需求总是在变化，某些物价上涨，某些物价下跌。总的需求增加的信号往往同反映相对需求变化的特定信号混在一起。正因为这个原因，货币增长率加快的副作用看起来象是经济繁荣和就业人数增多。但迟早总的需求增加的信号会到达。
这一信号一旦到达，工人、制造商和零售商就会发现他们受骗了。他们对他们销售的那一点东西需求的增加作出反应时，误以为这需求增加是专对他们的，因此不会对他们购买的许多东西的价格产生很大影响。当他们发现自己错了时，他们就进一步提高工资和价格——不仅对需求的增加作出反应，而且把他们购买的东西的价格上涨也计算在内。我们于是就陷于物价和工资螺旋上升的过程中，这本身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货币的增加不进一步加速，对就业人数和产量的最初刺激就会转向反面；就业人数和产量都会因工资和物价的上涨而趋于下降。最初的一阵兴奋之后，就是醉醒后的不适。
发生这些反应需要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在美国、英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大致平均要六到九个月，货币的增加才完成其经济过程，使经济和就业人数增长。再要十二到十八个月的时间，货币的增长才明显影响到物价水平，产生或加速通货膨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所需要的时间之所以很长，是因为除战时外，这些国家的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批发价格平均同二百年前差不多，美国的同一百年前差不多。在这些国家，通货膨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因而是一种新现象。通货膨胀率时高时低，没有一定的长期趋势。
许多南美洲国家没有那么幸运的遗产。在这些国家，货币增长对经济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至多几个月。如果美国不纠正近来通货膨胀率大幅度变化的倾向，产生经济影响所需要的时间在美国也将会缩短。
放慢货币增长率后出现的情况，同上面说的情况一样，只是方向相反。开支的最初减少会被认为是对某些特定产品的需求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将导致产量和就业人数的减少。再过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减缓，伴之以就业人数增加和产量提高。酒鬼经过一段最难熬的抑制时期，最后完全断了喝酒的欲念。
上述一切都是由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引起的。如果货币增长率高而且稳，物价逐年上涨，譬如说10％，则经济也许能够与此相适应。大家都会预计到这10％的通货膨胀率，因而工资每年会额外提高10％，同时利率也会额外提高10％——以补偿放债人因通货膨胀而遭受的损失；税率也将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如此等等。
这样的通货膨胀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也没有什么用处。它只是使事情不必要地复杂化。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局面不可能很稳定。如果制造10％的通货膨胀率在政治上是有利可图的，而且也是行得通的，那么，通货膨胀率一旦达到10％，人们就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率，使其达到11％、12
％或15％
。政治上可行的目标是不要通货膨胀，而不是使通货膨胀率达到10％
。这就是经验的裁决。
缓和副作用
就我们所知，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例子：通货膨胀不经过一段经济增长放慢和失业率增高的时期而结束。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经验断定，没有办法避免医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
但是，缓和这些副作用，使它们来得温和一些，是可能的。
缓和副作用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事先宣布一项政策并加以贯彻实施，使之取信于民，这样一来逐渐而平稳地降低通货膨胀率。
之所以要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率并要事先予以宣布，是为了给人们时间作出调整——并劝诱他们这样做。许多人是根据他们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订立长期合同的——合同的种类很多，有关于工作的，有关于借贷的，也有关于从事某项生产或建设的。这些长期合同使我们很难迅速减少通货膨胀，而且意味着，如果试图这样做的话，会使许多人遭受严重损失。但如果给予一定时间，这些合同就会满期，或予以修改，或重新谈判其条件，到那时合同就会适应新的情况。
另一种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缓和不良的副作用的方法，是在长期合同中加进所谓“调整条款”，即合同条件将根据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自动进行调整。最常见的例子是许多工资合同中载明的生活费用调整条款。这种合同规定，每小时的工资，将按通货膨胀率或通货膨胀率的一部分再加，譬如说２％的比率增加。如果采用这种方法，通货膨胀率低，按美元计的工资增加额也低；通货膨胀率高，按美元计的工资增加额也高；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工资的购买力都一样。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财产租赁合同的。租赁合同可以规定租金逐年按通货膨胀率调整，而不规定固定的租金。零售商店的租赁合同常常是规定租金按商店总收入的百分之几计算。这种合同表面上没有调整条款，但实际上却包含有这种条款，因为商店的收入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增加。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贷款的。贷款一般是指按一定年利率供应的、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偿还的、一定数目的资金，一笔一千美元的贷款，偿还期限可以规定为一年，年利率可以规定为10％。另外的做法是不把利率规定为10％，而是规定为譬如说２％再加通货膨胀率，这样，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利率就是7％，如果通货膨胀率是10％，利率就是12％。与此相类似的另一种方法是，不把偿还的钱数规定死，而是规定要按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就上面所举的简单的例子来说，借方所欠的数额是一千美元加上通货膨胀率再加上2％的利息。如果通货膨胀率是5％，他就欠一千零五十美元；如果通货膨胀率是10％，就欠一千一百美元；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要再加上2％的利息。
除了在工资合同方面外，调整条款在美国应用得并不普遍。但其应用范围正在扩大，特别表现在抵押贷款的可变动的利率上。另一方面，在差不多所有通货膨胀率很高而且变化很大的国家，这一条款则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种调整条款可以缩短放慢货币增长率后调整工资及物价所需要的时间，从而缩短过渡期，减少中间的副作用。然而，调整条款虽然有用，却远不是万应灵药。要让所有合同都这样调整是不可能的（例如纸币就不能这样调整），而且这样调整许多合同代价也很高昂。使用货币的最大好处正在于能够便宜而有效地进行交易，而普遍应用调整条款将减少这种好处。最好还是没有通货膨胀，因而不需要调整条款。这就是我们主张在私营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