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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老舍的话剧《红大院》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作的。这个剧本，以北京某胡同一个大杂院的居民（主要是妇女），在“大跃进”热潮中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为题材，力图表现街道居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作家未能摆脱泛滥一时的狂热与幼稚，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剧中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耿兴久有这样两句台词：“想到就能作到，就怕想不到！”“共产主义就不远啦！”即可显示剧本在思想倾向上的缺点。这自然反映了作家当时的认识水平，但是《红大院》的缺点，主要是现实生活提供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
一九五九年写的《女店员》和《全家福》虽也是以一九五八年为背景的，但是作家的头脑，这时基本上已经冷静下来了，如果说老舍惯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红大院》中表现得比较淡薄的话，那么在《女店员》和《全家福》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传统则基本上恢复了，尽管这两个剧本的艺术描写，还没有天然浑成到和生活本身一样，然而那种人工的痕迹以及图解概念的倾向，毕竟少得多了。
《女店员》取材于商业战线女售货员的生活。剧本通过对几个年青妇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商业工作，创办妇女商店的描写，生动地展示了新中国妇女的崭新面貌，表现了妇女解放的巨大力量。妇女解放问题，是老舍建国后剧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方珍珠》、《龙须沟》、《红大院》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女店员》更是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作品。老舍写妇女，有一个特点，即很少写女知识分子或革命的女英雄，他所写的大都是普通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老舍所以特别关心普通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的命运，是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的。老舍幼年丧父，母亲与姐姐在千辛万苦中把他抚养成人。从母亲与姐姐身上，老舍汲取了优良的品德，得到了温暖幸福的爱，同时也体会了旧中国妇女苦痛之深重。因而，建国以后目睹新中国妇女的成长、变化，老舍感触十分深刻。他说：“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男女平等了。我不能不歌颂这个大变化！”（注：《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方珍珠》和《龙须沟》主要表现新旧社会更替时妇女政治地位的变化，《女店员》则主要写妇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之后，思想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围绕着这一主题的表达，作家在剧中塑造了几个性格比较鲜明的妇女形象。它的妇女形象系列，大体上可分为两组：余志芳、宋玉娥、齐凌云、卫大嫂为一组，余母、齐母为一组。余志芳、宋玉娥、齐凌云是年轻有为的姑娘，她们有理想，有热情，当一些人瞧不起商业工作时，她们决心去站柜台，当售货员；当一些人从传统的旧观念出发，低估妇女的作用时，他们决心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给妇女争点光”。热情、积极、活泼是她们的共同性格特点。同时她们又各有个性。余志芳自小受苦，曾经在私营小店里打杂，既受过小业主的白眼，又饱尝过母亲与嫂子的歧视，她大胆泼辣，勇于反抗。宋玉娥母亲早亡，她在爷爷的抚养下长大，宋爷爷正直、开朗的性格影响了玉娥，而老爷爷的宠爱，又使她略有娇气。齐凌云是初中毕业生，在三个姑娘中文化水平最高，家庭生活条件也最好，母亲的溺爱，使得她性格有些娇弱。但是她聪明、美丽、有进取心。在困难面前，她虽不象余志芳那样刚强，却也很少退缩。总之，这三个姑娘的形象，是比较鲜明的。卫大嫂是一位有四个孩子的中年妇女，她沉稳、坚定、有主见，为了从家务劳动的纠缠中摆脱出来，走向社会，她既要说服有点不大爱劳动的丈夫，又要说服闲惯了的婆婆，还要把四个孩子安排妥善。作者为这个人物设计了较多的困难，是想把她写成一位具有较高思想觉悟的先进分子的形象，并通过她冲出家庭去作店员一事，为广大城市家庭妇女指出一条出路。剧中的郑书记对卫大嫂说：“你有四个娃娃，你会叫家庭妇女看明白一条新道路，这不只是你个人的事，而是一件有关妇女解放的事！”这就是说，只有象卫大嫂那样出去参加工作，才算家庭妇女的“新道路”。显然，作家通过卫大嫂的形象刻划所表达的这一思想，是对“妇女解放”的一种片面认识。思想的片面性导致了形象刻划的图解倾向，所以，卫大嫂的形象并不成功。齐母和余母都是老一代的妇女，有较多的旧意识。齐母追逐名利，余母重男轻女。作家对她们的描绘，虽然用墨不多，但是较比生动。这说明，老舍对老一辈妇女比较熟悉与了解，描写她们，较为顺手。作为一个喜剧，《女店员》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显示了老舍的幽默风格。这个戏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在某些地方仍有“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的影响；其次，在肯定妇女商店的同时，剧本又提出将所有男店员都抽调去支援工业生产，这一提法也有片面性；另外，这个剧本场次太多，有些人物可有可无，结构较为松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写于《女店员》之后的《全家福》，取材于人民警察热诚地帮助人民群众寻亲觅友的事迹。剧本所写的运输工人王仁利一家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是颇能催人泪下的。王仁利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打了一个日本兵，之后就逃到张家口谋生。他托一个铁路警察从张家口往北京家中捎钱，警察骗了他的钱，并告诉王家说，王仁利死在张家口了。王仁利的母亲本来就和儿媳不和，便趁机不讲情理地将王仁利的妻子王桂珍（后改名李珍桂）轰出家门。王桂珍走投无路，去投奔王仁利的弟弟王仁德，王仁德无力养活她，将她卖给一个姓李的人作妻，李不久病逝，王桂珍将李的独生子李天祥抚养成人。王仁利与王桂珍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在王桂珍去投奔王仁德时，将十岁的女儿招弟儿（后改名王秀竹）托给一个朋友照应几天，不想，这个朋友不是好人，趁机将招弟儿拐卖，招弟儿在十三岁时，被人糟蹋，陷入火坑。他们的儿子小马儿（后改名王新英）原为祖母收留，祖母在解放前去世，小马成了孤儿，在孤儿院过着非人的生活，直到解放后被送进教养院，由人民政府抚养成人。北京解放后，王仁利回到家里，得知妻子改嫁，儿女失散，悔恨不已。王桂珍虽然在解放后得知王仁利未死，但总觉自己是“改嫁了的活人妻”，无脸相认，也不敢相认，内心充满了深深的隐痛。一九五八年，人民警察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首先使王秀竹、王新英姐弟二人相认，而后又使王仁利夫妻相见，全家团圆，被拆散了十五年的亲骨肉，终于过上了全家福的美满生活。据老舍自己说，剧本的基本情节是从许多资料中经过选择、集中，重新组织而成的。作家笔含激情，通过这个悲喜交集、曲折感人的故事，表现了这样的主题：“旧社会叫人民妻离子散，朝不保夕，新社会使人民不再含悲忍泪。”（注：《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为了突出这个主题，老舍在戏剧结构上苦心经营，巧作剪裁。他并不从王仁利一家在旧社会的失散写起，从头叙述故事，而是将故事拦腰截断，直接从解放以后人民警察主动为王秀竹姐弟寻亲起笔，而后引出王仁利一家悲欢离合的曲折经历。过去的情节，作家一律作暗线处理，通过人物的回顾进行交代。在这样的结构安排下，作者就可以腾出笔墨，比较细致地描写人民警察热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描写井奶奶、李天祥、丁宏、沈维义等人对“寻亲”一事的关怀，从而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老舍说：“人与人的关系的确起了令人赞叹不已的变化！这个剧本就是要写一写这种变化。”（注：《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全家福》这样处理题材，突破了当时较比流行的一般化地进行今昔对比的套子，而有了新意。作家在写“这种变化”时，又注意表现题材本身所包含的人情味，注意在情节安排上设置悬念，这就使这部作品对读者《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超过了《女店员》。由于偏重于叙述，偏重于在情节安排上用力，所以《全家福》的人物性格刻划，显得薄弱，这一点与《女店员》比起来，就逊色了，与《龙须沟》、《茶馆》比起来，相差就更大一些。
一九六○年，为纪念义和团起义六十周年，老舍写了四幕话剧《神拳》（最初发表时叫《义和团》）。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爱国运动，它的基本群众是农民与小手工业者，它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和洋教堂，有时也兼及当地的官府。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于我国的侵略，日益深入和扩大，作为侵略形式之一的传教活动，尤其猖獗。许多外国传教士，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他们利用清朝统治的腐败无能，公开为非作恶，并且与当地的贪官、恶霸、地主相勾结，欺压百姓，通过政治、经济、宗教等各种渠道对中国进行控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扩张，尤其是它的经济侵略与宗教渗透，使中国农民大受其害。正是这个原因，义和团揭竿而起之后，很快深入人心，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斗争，给予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由于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者的出卖和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以及义和团本身迷信、落后的组织形式的局限，这一群众反帝爱国运动最后失败了。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来的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爱国精神是不朽的，他们的英勇斗争成了五十年后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老舍的《神拳》是最早出现的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描写义和团运动的作品。老舍想写义和团并不自一九六○年始，早在解放前，他就开始搜集资料，有意写一部反映义和团运动的小说，但是由于资料不足，加之认识上又不无偏见，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是，老舍对义和团的感情，始终很深。这和他的身世有密切的关系。战死在八国联军炮火之下的父亲，老舍虽不记得他的音容，然而那仇恨却始终埋在他的心底。老舍幼年时期，从母亲和姐姐的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义和团英勇杀敌的故事和八国联军在北京为非作恶的罪行，这就使老舍胸中始终积压着一口气，一口对帝国主义仇视、憎恨之气，直到写出了这个剧本，老舍才有了一吐为快的感觉。他说：“不管剧本写的好坏，我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注：《吐了一口气》，《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神拳》这部“吐气”之作，显得分外感情饱满，作家对于义和团爱国精神的赞颂，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的鞭挞，通过朴实无华的艺术描写，表达得十分鲜明与炽热。老舍是杰出的爱国主义作家，他一生关注国运民瘼，以庶民之忧为忧，以庶民之乐为乐，对下层贫苦人民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尤有体会。他的很多作品都通过真实的艺术描绘，感人至深地为贫苦人民伸冤鸣屈，寄托深切的同情。而正面描写人民勇敢的反抗精神的作品，则极少。《茶馆》中的常四爷虽然参加过义和团，且铮铮铁骨，至老未弱，然而他毕竟不是作品的主人公，作家对他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点，无法加以展开，进行细腻的描绘与刻划。况且这也不是《茶馆》的主题所能包含的内容。在老舍的剧作中，真正全力展现和歌颂旧时代中国劳动人民的顽强反抗意志的作品，唯有《神拳》。
最能体现作家的这种创作用意的是主人公高永义的形象塑造。一年闹旱灾时，高永义向教堂借了阎王债，最后把他仅有的几亩地抵了账，仍然还不清债，只好去给教堂做长工还钱。这种遭遇，使他对教堂、对洋人充满了仇恨。恶霸张飞龙，依仗全家入了洋教，要抢占高永义的侄女高菊香，高永义义愤填膺，要与恶霸相拼。这一场戏，高永义的话并不多，但他的正直、勇敢的性格，却写得比较鲜明。为了保存复仇力量，哥哥高永福劝他逃奔他乡。高永义在外地加入了义和团，归乡后他设坛传道，建立神团，一下子点燃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反抗怒火，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农民反帝队伍。动员乡亲、焚表、火烧教堂、祭坛等情节，高永义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中心位置，通过情节的发展，作家使人物的性格有层次地展现于读者和观众的面前。我们看到，作为农民领袖，高永义不光勇猛、坚毅，而且机警、沉稳，富于智慧。但他性格的核心，仍然是那种反帝爱国的坚强意志。开始策划设坛开团时，高秀才怀疑义和团的拳法是否灵验，高永义说：“有这股气儿，就灵！没有这股气儿，什么也不灵！”高秀才问：“哪股气？”高永义答：“不准洋人骑着咱们脖子拉屎！”高永义与洋人势不两立的态度，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精神面貌。作品中的几个团民的形象，如冯铁匠、牛大海、于铁子、丘二头等，总的看，写得较比简单，但某些地方，仍有动人之处。于铁子在攻打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