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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中国作家，我虽然并不满意中国的前进速度，但我深知一口吃不成胖子的朴素真理。相比较而言，中国足协在新的形势下无论怎么辩解都不能摆脱落后和缺乏知识的嫌疑。一个担负着世纪使命的体育组织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任何一项运动都只能是一个国家使命的组成部分，而这个部分又不能混同于政治和国体，它只是一个公众性团体。因此这种团体的领导者也只能在公众的推举中自然生成，甚至国家体委也没有理由指定由什么人担当领袖。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但不是说我们因此不要民主。记忆中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也是通过差额选举产生的，但中国足协的领导机构连这个过程都省略了。所以我才说中国足协的决策层并非由业内人士中的最优秀者构成。最近足协说马克坚是优秀的实干家和不可多得的人才，那只是足协官员的看法，至少球迷们不那么看。我并不认识马克坚，和他没有丝毫个人恩怨，但从他对国家级裁判黄钢的袒护上还是觉得让人讨厌。当然，我的好恶并不说明马克坚不称职，我只是说马克坚也同样不是业内人士推举产生的官员，这一点上他和其他主任主席没什么两样。
我们经过了许多的政治经济变革，体育界在这方面给了全世界一个全新的印象。但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足球界的形象呈不如以往的姿态。我们在排球篮球以及其他球的世界性组织中都占据了很有力的发言位置，唯独足球经常受气。许放先生逝世之后替补亚足联副主席和争办亚洲杯主办权，都给我们留下了羞辱的回忆。足球界一些人把这个归罪于国家贫穷，但我却以为主要原因是中国足球越来越远离了亚洲强队的行列，更直接的原因是现任足协的官员们缺乏国际公关的经验、学问和能力，有时候有关人员的气质和风度甚至都可以产生巨大的交际效果。我看电视，从电视上见过足协主席及其下属，我注意到这些人的面孔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绷得紧紧的，目光很少直视总是躲躲闪闪；说话要么嗯啊断断续续很沉思费劲的样子，要么捧着稿子平平淡淡地读，中间也还改不掉“这个这个嗯啊”。这种样子的确有点让人害怕，没有丝毫搞体育的人特有的那股子热情、率直和活力。马克坚或许是个例外，他有活力也有脾气，但却表现得不是地方。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他红头胀脸反击外国教练替中国裁判翻案，非常爱国主义的模样。好歹他有勇气直接面对亿万球迷说话，总算是一种体育风度吧。
足协只会家里横，一登上国际舞台就像乡下人进城一样不知如何是好。没理由嘲笑自己的同胞，他们的职业历史只不过是运动员，并没有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会讲英国语并不是学问的标志，现在的孩子也有许多会讲英国语），改革开放对文凭有了要求，于是很多人都拿了文凭。我在一所专科学校当过教师，并且给干部专修科的干部讲过课还当过监考官，我知道这些人是如何拿到文凭和为什么拿文凭的。我猜足协官员的文凭至少和周明一类教练员的含金量大不相同，在足协官员中大约找不到周明这样的知识型人物，也很难找到陈运鹏这类学者型前辈。中国足球界文化层次普遍不高，中国足协应该是很典型的部门，因此他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最后自己也稀里糊涂就不应该让人奇怪了。如果中国足协早日认识到没学问对自己对足球的坏处，就应该尽快充电，尽快把精力多放一些在学习上。可怕的是心里知道这一点又不肯承认，更可怕的是武大郎开店一茬不如一茬，中国足球恐怕真的没有翻身之日了。我不否认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我也不怀疑他们的所谓经验大部分都已经过时，也正是这些过时的东西给足球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障碍，中国足协当真到了考虑自身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业外人士，我认为中国足球必须由一些真正充满改革热情的有才华之人去领导，必须由一群懂得现代足球规律的人去统帅，必须有一批把足球放在首位把球迷放在首位把自身荣辱置之度外的人构成核心。足协不仅仅是管理机构，更是研究院、情报站、联合企业……所有这些，靠老一套肯定无法达到，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构成。
本届世界杯外围赛失利之后中国国家队在金州搞的那个见面会，更让我感到中国足协是多么需要来一个根本的改变。最后一场比赛结束还不到24小时，王俊生就拿出了洋洋万言的总结，体委官员报功般地跟全国球迷说王俊生和戚指导几乎一夜没睡。我当时想，如此漫长如此多变的外围赛，国家队每场比赛都有非常具体的东西，失败和成功都有非常具体和特殊的原因，况且从小组赛到十强赛都忙得不可开交，你王俊生难道在比赛之前就写出了总结报告不成？除非王俊生是旷世天才，否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在赛后的第二天就能拿出如此全面如此深刻的总结来。看完整个见面会我才感到了受骗，这只能表明中国足协并没有诚意，只是为迅速平息球迷及舆论界的不满而采取的对策。这的确让人心寒，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却装得如此庄重？怎么可以如此虚无缥渺却扮得实实在在呢？我只能说这是一些对中国足球并不负责任的人，只能说这是一些关心自己的前程超过关心中国足球前程的人。当我们批评球员不敬业的时候，我们赞同了足协的许多想法，比如体能测试，比如严明纪律……今天我们不得不说足协的一些官员不敬业，他们比起球员似乎更应该受到惩罚。我们首先需要敬业的人去搞足球，当然更需要领导搞足球的人更加敬业。据说中国足协最近要召集国家队教练组成员进京总结，我于是更加疑惑金州东方大厦的那个场面。新的总结肯定不会推翻王俊生的结论，肯定要在“定位说”的指导下进行，那么这个新的总结又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呢？净干一些这种没头没脑没思想的事情，什么都随便说随便搞就搞了，这种工作态度和方法怎么能够服众？怎么不让人对中国足球的前景愈发忧虑呢？
36 又见王健林
大连这一天下了雪，但它们在空中差不多就融化了。大连人说这一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必须穿上厚毛衣才抗得住。我和建法住进了万达国际饭店，这地方比我想象的要差些，主要问题肯定是那扇大转门转动起来非常吃力。门口站着高个子年轻人，他替进出的客人开门，他必须使很大的力气才能让门转动起来，看上去他不是在开门而是在推动一台巨大的风车。每进出一次我都想到了推磨，我是中国农民的后代，首先想到的总是推磨，风车的联想属于阅读洋人小说的副产品，有些附庸风雅的意味。这是个性缺陷，很难一下子就改变。
和头两次不同，这一次我们当天就接到了通知：晚上七点钟在富丽华大酒店大堂咖啡厅会面。
此前，和迟尚斌通了两次电话，迟尚斌似乎不愿接见。他的确真忙，第二天要主场出战太阳神，当天晚上要开庆功会。他说上一次有时间但你没有来，现在没时间呢。他说的上一次是中国队主场出战卡塔尔的时候，建法和迟尚斌通了话，迟尚斌说上午可以谈谈。但我想迟尚斌毕竟是国家队教练组成员，下午就要打比赛，上午我这么干有点添乱了，于是就没有如约去金州，大概这使迟尚斌有些不高兴。我猜要采访他的记者肯定非常多，他能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接见我已经很给面子了。我还得感谢徐小斌，她和迟尚斌已经很熟，建法通过徐小斌才得到迟尚斌的电话。
我解释了失约的原因，后来迟尚斌说过一会再联系，他此刻正在汽车上，球队正去训练中心训练，结束之后再联系一次。在约定的时间我们又通话，最后商定第二天晚上九点钟时通一次电话，他只有在庆功会完了之后才有一点时间，5日早上又要带队去济南打比赛，然后还要去上海和北京。
其实我的耐心比迟尚斌差远了。按我的想法，我的这本书有谁没谁一样写，我的着眼点是中国足球的整体，万达也好，迟尚斌也好，只需看比赛看媒体的报道完全可以得出我自己的结论，根本犯不着搞这种采访。况且我也不是追星族，对谁都没有很大的兴趣，我要见迟尚斌和王健林，完全是因为出版社方面的愿望。按我的个性，早就拍屁股走人写自己想写的去了。
事情的变化来自于我对中国足球的全面观察，我觉得有必要见见王健林，把我对大连万达的想法告诉他，也算是我作为一个球迷对万达所寄予的厚望，为了这个也情愿等一等。
晚上七时整，王健林准时到达。我和建法先是由富丽华的朋友陪着在商场里转了一圈，评论了一番根本买不起的西装和休闲服，然后坐在咖啡厅边上等候王健林。
王健林第一次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回的印象同样很深。我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王健林虽然对在中国搞足球感到失望，虽然对许多事情非常愤怒，但还是非常热爱足球。我认为这一点格外重要，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一直干他们并不热爱的工作，这使他们免不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比如说有一些搞足球的决策人士就根本不爱足球甚至对足球抱有偏见，这种人就更不会把足球和自己的生活命运联系在一起。我觉得王健林确实热爱足球，而且对足球的理解也有别于一般的专业人士。他毕竟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这使他考虑问题更符合市场规律。我们交谈的当然不是如何赚钱，主要是有关万达俱乐部，更多的是从整体上谈论中国足球。
我们一直到十点钟时才分手。我视力不好，没看见王健林打哈欠，建法看见了，就提出告辞。其实我还是有点兴奋过了头，而且自己是夜猫子就把别人也当成夜猫子，他完全可以直通通说我们换个时间再谈，打哈欠让人难堪。我想王健林也有犯混的时候。这个想法让我高兴，突然间觉得这个四川大连人挺可爱的，鲁迅说南人北相北人南相，王健林两下都占了，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
王健林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尖锐的表达，我们在评析中国足球上有相当多的共同点。我的难处是光骂一顿不行，必须要说理，而且要尽可能地提出一些建议。我想最主要的建议是中国足协应该有王健林这种集团老板，应该有王健林这种对足球很痴迷的人，应该有王健林这种有话敢讲不玩官场手腕的人。当然，能经营好万达俱乐部的老板经营中国足球也不会很吃力。
问题在于足协还不是一个善于广纳人才的好去处，王健林这种类型的人大约正是他们又恨又怕的，不想法子让王健林们穿上小鞋大约已经是很值得庆幸了。我的猜测是，王健林只有搞好万达俱乐部一条路可走，他只能在自己可以支配的领域里施展能力。如果万达有一天能打遍亚洲无敌手，王健林对中国足球的贡献肯定要超出中国足协的所有成就，将为中国足球的起飞做出最了不起的贡献。到那时，中国足协或许也进步到可以自由选举的程度，王健林或者王健林们能众望所归当选常务副主席也未可知。但眼下的王健林还只能扫好门前雪，他最急迫的任务肯定是把万达真正纳入国际轨道，这才是万达做大贡献的唯一选择。王健林说：“万达到底什么水平没人能说清楚，这一回打亚俱杯是个好机会，我就是想看看万达和韩国和日本能打成什么样子。输了也罢赢也罢，行家一眼就能看出两支球队有没有差距。如果万达真行，就意味着中国足球并不真的差那么多；如果一打真的不行，就得琢磨怎么快点提高。”
王健林说：“明天打太阳神估计是赢了，这就是提前5轮夺冠。作为俱乐部当然高兴，但搁在全国就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低水平竞争拿100个冠军又怎么样？
打不了亚洲，万达就没有道理翘尾巴。”
这中间我们一直喝王健林的咖啡，其实我已经有几天没有休息好，连续十几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种状况搞得我非常疲乏，头昏脑胀注意力难以集中。我连续喝掉王健林一壶咖啡，大致相当于运动员赛前服用兴奋剂。建法的情况稍好些，但他肯定一直惦记着保龄球。在离富丽华不远的地方有一家保龄球馆，几个朋友在那里打保龄球，他们一边打一边等我们和王健林会见的结束。建法肯定早就坐不住了，要知道他对足球不感兴趣，完全是为了陪我采访才一遍一遍地听这些关于足球的谈话，那肯定是让他深感乏味的声音，我猜他比王健林更想打哈欠。
在没有见到王健林之前，我的确想单独写一写万达俱乐部，但和王健林两次见面之后，我告诉自己还不是时候。这只是某种直觉，按说根本不存在时机问题。
俱乐部是一个存在，什么时候都有理由成为某一本书的主角。但我还是觉得不是时候，直觉或许来自某个瞬间，而一个特别的瞬间肯定具有特别的意思。我很少分辨意义是什么，只是让自己服从直觉，多年来直觉从不欺骗我，我料想这一回也不会有什么意外。也有另一种可能，这不是直觉起作用，而是由四次赴大连积攒起来的细节作出的决定。我来这座足球城之后的总体感觉有些混乱，它越来越云里雾里，也越来越相互排斥。我还不知道它们的来源，但至少感觉到某种精神、观念和情感上的距离。
这应该说很糟糕。我要写的是足球，本不该进入这些更虚幻的领域，它容易偏离足球的轨道进入人性的领域，这肯定不是我所希望的，也是足球业内人士要愤愤不平的。
王健林说：“我也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万达要实现的东西最后还是取决于中国足球的大环境。”王健林补充说：“我会时不时有放弃的念头，这个念头让我非常难受。”
我想我知道他难受什么，像他这样难受的人肯定很多，比如说青岛的刘国江，上海的郁知非和吉林人洪峰，这些人感到难受的东西大致相同，但都无能为力。他们所能做的是搞好俱乐部带好球队写好他的书，每一项工作都应该是有价值的，俗话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了这个，我想自己受一些冷遇还是应该的。我的写作生涯在这一年突然有了新的内容，这让我很高兴。足球在我的生活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只是1997年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当我开始写文章给《球报》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喜欢那块绿色场地和黑白相间的皮球。我能回忆起自己曾经有过踢球的梦想，甚至认定会比那些国脚更智慧；我还曾经设想自己指挥国家队征战亚洲的情形，自信比现有的教练更有谋略。当然只是想想，想和做毕意是两码事，就如同说和写是两码事一样。我还想过如果中国的教练有
37 万达夺冠之夜
见迟尚斌比见王健林还要难些。这天下午，万达队2：0胜了广州太阳神。比赛还没有结束，万达球迷就已经齐声呼喊：“冠军！冠军！”比赛结束时万达将士绕场一周，他们一同将一条横布拉开，上面写着“感谢家乡父老”。对大连人和万达人来说，1997年12月4日的下午肯定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他们的51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