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来演而引起一些风波。他知道处处有枭鸟的眼睛窥探着，而《道德经》、《圣经》中的这些语录，便使审查官老爷抓不住把柄。他提醒读者注意那些语录排列的次序，为此，他是煞费苦心的。曹禺曾这样回忆说：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也是很糊涂的，我对老子可以说毫无研究。“损不足以奉有余”大体可概括主题思想，但不能全部概括，因为后面还引了一大堆《圣经》里的话。这些，合在一起可以说代替序的作用。那时我不想写序。那时，有一个想法，对那个社会非起来造反、非把它推倒了才算数，要推倒了重新来过。也不知道怎么来，但是要有人，这批人就是劳动人民，说不清楚是无产阶级。那时，我看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没有读下去。我这个人对理论的东西总感到难懂，看了一些也极不准确。但怎么才叫无产阶级，也不确切知道。劳动者好，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思想是有的。我那一串语录就是要表达那么一些意思。①
他觉得这个意思还没有说清楚，便又补充说：《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天之道具犹张弓欤！高者仰之，下者举之。”这里说的“云之道”，我那时的理解，就是应该有的道理，是应该如此的道理。就好像张弓射物，举得高了就放低些，低了就举高些。“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这就提出个贫富之分，贫富之别了。“人之道则不然”了，那是相反的，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但是，我整个的想法还不在这里，我的想法是要毁掉它，当时不敢说出来写出来，就用了一大串《圣经》的话。开始就是要提醒人们警觉，你看那些人就是那么贪婪恶毒荒淫无耻。然后，就说那天也无光，地是空虚混沌，非要惩罚这个社会不可了。跟着，我说我就是光明，跟着我就能得救。再就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最后，便预示着光明，“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因为那时十分苦闷，可以说苦恼极了，有许多话不敢讲得那么清楚，但有些也是我的确讲不清楚的道理，就采取这样一种表达的方式了。①如果说，在《雷雨》中，他还对充满斗争的残酷和血腥的现实，有一种困惑，他以为那社会的真实相太大太复杂，“没有能力形容它的真实相”，未免带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那么，在《日出》中，他比较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哲学”，不再是不可捉摸的“宇宙里的斗争”，而是对人吃人的社会真实相的粗略的概括。他说：“目前的社会固然是黑暗，人心却未必今不若古，堕落到若何田地，症结还归在整个制度的窳败。”他还说，“若果读完了《日出》，有人肯愤然地疑问一下：为什么有许多人还要过这种‘鬼’似的生活呢？难道这世界必须这样维持下去么？甚么原因造成这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是不是这局面应该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这样问两次，那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作者的奢望了”。①这些，大体上代表着曹禺创作《日出》时的思想情状。
曹禺传第十五章 执教剧校
第十五章 执教剧校
１９３６年１月，《雷雨》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是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曹禺戏剧集》第一种出版的。
１９３６年２月，《雷雨》日译本，由日本汽笛社出版。日译本出版的经过令曹禺格外感动。他特别感谢秋田雨雀、影山三郎和邢振铎三位的支持和热情。
影山三郎于１９８１年８月在《悲剧喜剧》（３７０—３７３）发表连载文章《〈雷雨〉翻译始末》，回忆《雷雨》日译本产生的过程。《雷雨》在东京演出后，影山三郎在《东大新闻》发表一篇介绍《雷雨》的文章，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传开，这消息由一位推着售货车卖肉食的大婶告诉了影山三郎，由她搭桥结识了邢振铎，两人出于对翻译的共同爱好，决定把《雷雨》翻译成日文。影山三郎回忆说：“秋田雨雀先生从我写的介绍《雷雨》的文章中，得知中国留学生公演新剧的消息，便说‘以后有再演的机会，务必通知我’。这话传到我耳中，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拜访秋田雨雀先生，连想都不敢想，秋田雨雀这样的权威，同我们这样的无名之辈见面，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俩人都这么想。”《雷雨》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２日、１３日第二次公演。秋田雨雀先生来了，当时他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慈祥地回答着影山的问候说，“是影山吧，什么时候到我家来玩，不必客气”，一下子使他感到老人格外和蔼而亲近。他把《雷雨》的译稿拿给秋田雨雀去审阅，四、五天之后，秋田雨雀便寄来了“已读完”的明信片，很快就给三上于菟吉先生写了明信片：“非常好，请出书。”就这样，《雷雨》日译本很快由汽笛社出版了。秋田雨雀不但支持《雷雨》的出版，并在即将出书前在《汽笛新刊月报》（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９日第７号）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悲剧〈雷雨〉的出版》，同期还有影山三郎的《〈雷雨〉的反响及其它》。秋田雨雀先生对中国的新剧充满热情，不遗余力地介绍和支持中国的新剧。
《雷雨》日译本，有曹禺为此书写的序，还收有秋田雨雀、郭沫若的文章。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郭沫若的文章，他对《雷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宾白的运用，电影手法之向舞台艺术之输入，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紧凑，没有现出十分苦心的痕迹。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以我们学医学的人看来，即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他的这篇作品受到同时代人的相当地欢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此文，后来收到《沫若文集》第１１卷中。当时，鲁迅先生也在关注着曹禺。《鲁迅日记》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５日记载，他在书店购得日译本《雷雨》，４月２２日，收到曹禺寄赠的日译本《雷雨》。就在这年４月份，鲁迅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活中，介绍中国剧作家时说：“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①在鲁迅心目中，曹禺是个左翼戏剧家，这倒是很值得注意的。曹禺已作为中国文坛的新星升起来了。
曹禺来到南京几天了，这正是１９３６年的初秋季节，他正忙着整理行李，接待新的朋友。他作为国立南京戏剧学校的教授，应聘到这里来教书。虽然，很疲惫，但心情却有另一番新的滋味。
虽然已是初秋，但南京的天气依然闷热。这里的气候和天津比较起来是有些不同了。也许不像天津一样经常能听到日本驻军的枪炮声，不会有那种局势日益紧张的感觉，但是，南京夫子庙的喧嚣和繁华，却也掩盖不住这里的白色恐怖。夜，依然是黑沉沉的。
余上沅刚把戏剧学校创立起来，急需教授，张骏祥向余上沅推荐曹禺。于是，余上沅便一封封书信和电报催促曹禺南下，他终于把曹禺邀请来了。这里，尽管人地生疏，而学校的师生是热烈欢迎他的，特别是同学。那些热心致力于话剧的青年早就盼望着他来了。余上沅在上学期就对学生说：“我请曹禺，就是万家宝先生来教编剧，好不容易啊！他答应了！”在学生心目中，曹禺是他们崇拜的人物，而且带有一种神秘感。那时，到处在上演《雷雨》，《雷雨》在哪儿演出就在哪儿引起轰动。一个２３岁的青年，几乎同学生岁数差不多，能写出这样的杰作，怎能不使他们感到神秘，又怎能不引起他们的向往呢？国立戏剧学校是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８日创办的，校长余上沅是位热心戏剧事业和戏剧教育的戏剧家。他早年就读于武昌文华大学的中学部和大学部。五四运动时，他是文华学生会主席，曾以武汉学联代表身分出席过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１９２０年进北平大学英文系学习，１９２３年赴美国留学，先是在长内基大学钻研戏剧，后又去哥仑比亚大学当研究生。１９２５年同闻一多、徐志摩、赵太侔、张禹九等一起回国。之后，在北平艺专、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中文、英文、戏剧学教授。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戏剧事业上。１９２６年，他曾与赵太侔等人主办北平《晨报·剧刊》，倡导所谓“国剧运动”，并以此而闻名。他的“国剧运动”的主张是：首先是认清目的。他希望“要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是他倡导国剧运动的目的。其次，是要讲究方法。他认为应该明了剧本、演员、布景、服装、灯光等方面的具体应用方法，同时，更应掌握话剧“整个有机体的融会贯通”。最后，是要巩固经济。话剧艺术的发展必须有“经济的帮助”。①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创办戏剧杂志，要创设北京艺术剧院，要开办演员训练学校，要创建戏剧图书馆、戏剧博物馆，筹集选送留学生资助金。但是，“刚刚跨进国门，便碰上‘五卅’惨案，６月１日那天，我们亲眼看见地上的碧血，一个个哭丧着脸，恹恹失去了生气”。②在北平，他们虽然办了剧刊，在艺专办了一个戏剧系，订出北京艺术剧院的计划，但只勉强维持了一年，便支撑不下去了。他叹息着：“啊！社会，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屹立不动的社会，它何曾给我们半点同情！”他不得不离开北平去另寻出路。他没有死心，他说他要像造金字塔一样，从下面造起，将来造到极蜂，希望那戏剧艺术之花在中国开放。他终于历尽辛苦，又把一所专门戏剧学校开办起来，他很想把它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戏剧学府，实现他那美好的愿望。为了聘请曹禺来校执教，他是费了心思的，他那种求贤若渴的心情，也使曹禺为之感动。
但是，国立剧校的背景是复杂的，它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同时又属教育部。支持剧校的后台老板，是国民党中宣部的负责人张道藩，此人原系南开大学毕业生，后曾到英国伦敦学习美术，不久又到巴黎学画。这位来自贵州的阔绰公子，无心于学业，只不过为了镀上一层金罢了。他回国后便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蒋介石手下一个得力的干将。他对戏剧有所爱好，也曾编过《自救》、《自悟》等一些不像样子的剧本。他搞戏剧是为国民党作宣传的，正是他的主意才办起剧校来。他是校务委员会的主任，从背后控制了剧校。他不允许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曾经对学生训话：“我们这个学校很复杂，有ＣＣ分子，有ＣＹ，你们是学戏剧的，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张道藩不准的事并不等于不能做。而这里偏偏又有共产党人在进行活动，最出名的是石蕴华（杨帆），校务委员会的秘书。张道藩没料到在他眼皮底下还有共产党人在活动。
曹禺来到剧校，最难使他忘怀的，也是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过影响的人物中，大概要算石蕴华了。
石蕴华，就是全国解放之后，最有名的所谓“潘杨反党集团”事件中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潘”，就是潘汉年。这是一起大冤案，自然现在已得到昭雪。潘汉年早已冤死狱中，杨帆出狱后已成为一个身染重疴的废人。杨帆未来剧校之前，就在北京大学从事学生运动，并曾被捕入狱，释放后，奉党组织之指示到剧校开展党的工作。他为人机智干练，待人热诚，很善于团结老师和学生。他常让学生去听抗日的演讲，鼓动激发同学的抗日热忱；他还组织学生搞读书会，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据叶子回忆说：“有一次演出，石老师为我介绍了一位叫孙晓邨的朋友，孙晓邨倡议成立读书会，参加的有狄超白、何道璋和我。我们常去一位女同学家聚会。”有一次，张道藩召集学生在大礼堂训话，同时派人去搜查宿舍，石蕴华作为秘书也参加搜查。事后，同学质问他：“为什么搜查我们的宿舍，难道我们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吗？”他便悄悄地对学生解释说：“不要急嘛！只是看了看，没有真搜，是应付张道藩的。”石蕴华不仅在学生中的威望很高，他也善于接近老师，和老师交朋友。曹禺来了，他便约着曹禺和学生到马彦祥家里去聚会，有时在一起吃饭，有时一起到郊外游玩。很快，他就和曹禺成为十分熟识的朋友了。一天，他俩在操场上散步，石蕴华以低沉的声音唱起歌来，他唱得格外严肃，那悲壮的歌声把曹禺吸引住了。唱完便问曹禺：“家宝，你说这首歌好听不好听？”曹禺答道：“好听。”他说：“这就是《国际歌》”这是曹禺第一次听到伟大的《国际歌》。他还常对曹禺讲些社会主义的道理，说：“现在常讲社会主义，可是你要分清不同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纳粹党也讲社会主义，你要分清楚。”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曹禺说：“你现在写东西，不讲明阶级，至少也要讲明阶层啊！”他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虽不能说无话不谈，但他不避讳曹禺。他常到曹禺的住所去玩，或吃饭谈天，或抨击时政，有时还情不自禁地大骂张道藩。那时，白色恐怖是相当厉害的，但他对曹禺无所顾忌，赤诚相见，这种坦白的襟怀和对人的热诚，使曹禺每回忆起他来都很激动。
来到南京不久，他就去上海看望巴金和靳以。在一次谈话中，他向巴金透露了他早已藏在心中的一个愿望，就是找个机会得以拜见他久已敬仰的鲁迅先生。他已把日译本《雷雨》寄给鲁迅，盼望得到先生的教诲，那时进步的青年作家都渴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点。巴金是很理解曹禺的心情的，便同鲁迅先生联系，先生正在病中，慨然答应于１０月１９日在大陆新村寓所接见他们。但是，出乎意料，就在即将拜见鲁迅先生的那天清晨，靳以匆匆跑来，向曹禺报告了鲁迅先生于是日凌晨逝世的噩耗。这使满怀欣喜的曹禺突然陷于惊愕茫然和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几乎不知所措，便和靳以一起赶往大陆新村。此刻，鲁迅的住所沉浸有一片悲恸的氛围里。曹禺于生前不能拜见鲁迅，现在，只能沉痛地瞻仰先生的遗容。他木然地垂立在先生床前，只听得萧军在那里捶胸顿足号啕恸哭，他的泪水也滚落下来。当时，他只有震惊和悲痛，也顾不到其他了。他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在那伟大的送葬行列里，浩浩荡荡的送葬的人流中，使他感受到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如此同人民连结在一起。人民热爱鲁迅，鲁迅在人民心中。文坛巨星的陨落，集聚着生者为他未竟的事业而奋斗。每当曹禺讲起这次未能得以实现的生前会见，就感慨万分。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鲁迅先生的逝世，给他以激励，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自己的笔为人民而创作。
曹禺来南京，自然是和郑秀商量好的。１９３６年暑假，郑秀在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了，她的父亲在南京工作，希望女儿回到自己的身边。由父亲的推荐，她在南京政府的审计部当了一名科员，主要工作是审核大学经费。平时，她住在自己家里。她办公的地点离曹禺的住所四牌楼很近，午饭便到曹禺那里就餐。应当说，他们的恋爱生活还是正常的，但也免不了一些小的争吵。郑秀的父亲反对女儿的婚事，主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