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元回忆，1947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3卷第9期刊载了储安平写的专论《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这篇文章由于批评了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的对华政策，并激烈地批评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为此中统特务还光顾了储平安的寓所。1948年7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迅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晚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了。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观察》第4卷第20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纸、杂志、和通信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令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吹大擂，说得一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中国，就要换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舞台对面“天晓得”！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残，只有变本加厉。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也已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者申诉，日必数起，谅解我们的，把政府痛骂一阵，不明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款到而书不寄；每读来函，如坐针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业，亦有同样经验。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 有份子，献策献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已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是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义所在。今兹政府既称行宪，不可昧于此义，若以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于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议政，务使一切民间报章杂志归于消减，万可谓糊涂太甚。抑有进者，批评政府于不忠国家绝为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条，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新的政府上台之谓也。以英国言，邱吉尔执政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以求邱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抵，以求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礼无罪也，今日之邱吉尔亦无罪也。再观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人入杜威华莱士于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现在则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拆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拉下来，于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家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地想想，你们过去所做所为，对于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于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不出悲愤之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做建设性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为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代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为设建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施行吗？我们一直的态度是希望结束内战，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我们这个建议吗？今日普天之下，皆无饭吃之民，无衣穿之民，无屋住之民，我们现在建议，请政府给无饭吃的人以饭吃，无衣穿的人以衣穿，无屋住的人以屋住，这不是又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之而一一见之于行吗？再退一万步说，就说本刊三卷十三期所刊陈之迈先生所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重视，并誉为极有建设性的文字，然而该文发表以来，已八阅月矣，政府果会采纳实行吗？政府果能励精图治，做几件富国利民的事，则又何惧乎间舆论之抨击；假如政府百事不为，只管自私，则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诟！今日大局日非，政权浮动，政府欲加紧其政治控制，取谛一些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国家之困难而言，固南辕北辙，无补实益。假如政府害怕 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影响其政权，则政府应以有益方法，以苏民困，民困得苏，社会之动乱自平，此与封不封报纸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重庆抢米，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宁波抢米，又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老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
第十节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4）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储安平的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发表以后，不知什么缘故，居然平安无事，直到5个月以后，1948年12月24日，《观察》才遭不幸。从12月21日起，关于查封《观察》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大公报》一天三次询问《观察》是否已经收到查封命令。23日，一家夜报终于以“《观察》封门”的标题发表了第二天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派人送来的国民党内政部的查封命令：“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勘乱政策，应按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当时储安平已离沪赴北平，找一些知识分子商量《观察》今后的命运了，在沪照料《观察》事宜的是林元、雷柏龄和笪移今。
此次查封《观察》的由头是1948年10月出版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南京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化》。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阐述战争进行中的变化因素和所谓国军“大捷”、“共军”溃退的喜讯，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这一战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军的“大量伤亡”以及“听说美国方面曾向当局作‘调用日本兵来应争的建议’，飞虎将陈纳德的请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等等。蒋介石认为这篇通讯泄漏了军事秘密，以致国军在淮海战役大败，于是下令查封《观察》杂志社，追捕那个“《观察》南京特约记者。”至此，《观察》杂志被迫停刊。
1992年当事人唐宝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观察》被查封的情况，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披露了当时那位南京特约军事记者的真实情况。这个人名叫张今铎，山东东平人。年轻时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后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黄埔军校任教官，与周恩来相识。曾在冯玉祥部下做官，一生反蒋。曾随周恩来到延安，在抗大任教，后到新四军叶挺教导队，皖南事变前离开。抗战胜利前他在昆明担任东南亚盟军心理作战部顾问，对于军事问题颇有研究。
储安平因当时读者非常希望了解国共战争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听说张今铎对军事很有研究，观察深刻，所以就请他来给《观察》写军事通讯。张今铎对储安平说：“你约我写稿，如内容份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安平回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可见储安平那时的气魄。张今铎给《观察》写军事通讯的时间并不长，但因为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分析在理，很受读者欢迎。①
关于这次查封《观察》周刊的详细情况，当时一家杂志发表过一篇“本刊记者”撰写的《〈观察〉七同仁被捕记──访问观察社》，所述情况和唐宝璋先生事后的回忆相同，这期的《大学评论》还在首篇发表《抗议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呼吁，“要求释放《观察》社被捕七同仁！”“恢复该社未被捕同仁的自由！”②
第十一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1）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后，当时林元和雷柏龄从南京出狱回到上海，并和储安平联系商量《观察》的复刊工作。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北平，所以储安平决定留在北平筹备《观察》的复刊工作。
据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6卷。
复刊后的《观察》编辑部设在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胡同。《新观察》的第一位主编是黎澍、第二位主编是杨赓，来自四野新华总社。原《观察》社留在《新观察》的编辑只有林元一人。《新观察》筹备时，储安平曾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
《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3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的言论以批评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当时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1948年12月查封《观察》到1949年11月《观察》复刊，这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1948年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储安平已经到了北平，储安平也许没想到，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没有准备的转折，这一选择，对于他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在一开始就种下了不祥的后果。
1949年9月21日，储安平作为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候补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他是当时两个候补代表中的一个，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