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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受英国的影响极深，一生论政，常以英国的事例为典型，也常援引英国工党获胜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国人。
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在《客观》的政论中，他甚至希望：“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①
储安平的希望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他过分早熟的自由与民主的观念，给他带来了终身的不幸。储安平早年由文学而报界，又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受英国人思想影响过深，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在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的言论行为获得极大成功，但当他试图以此种思想影响政界及更多的人时，便显得一筹莫展了。
第七节《观察》时期（1）
作为一个刊物，《观察》时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在中国最后的一次发展时机。
《观察》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与的价值和作用。
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对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说：“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①从储安平的叙述中能够大致想像到未来《观察》的基本风格。
1946年1月6日，《观察》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对于这个刊物生命能否维持，当时储安平他们笼统地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却还没有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够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
储安平在筹备《观察》之前所做的这个基本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特别是他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这一判断，可以说为《观察》日后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坛作了力量上的估计。另外，储安平一直认为今日中国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个刊物，就可鼓励一般自由知识分子出面说话，而他们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场所，正是因为他们深信，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中国的言论界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是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观察》是纯粹的同人刊物，资金集股汇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员也是股东。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刊物有较大贡献的作者和职工。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的同人刊物，在《观察》之后，似乎再没有这样允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同人刊物在中国的消失是一件至今还在牵动知识分子的大事。
由于《观察》是同人刊物，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的人在支撑，所以，它一创刊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观察》的最高发行量达到了105000份。每份刊物平均总有几个读者，据估计它的实际读者约在百万人以上。费孝通曾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①
冯英子说：“《观察》已经在上海出版了，而且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②
作为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储安平，深深懂得一份刊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在1946年的环境中，储安平能够把《观察》设计为一个周刊，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难以想像的。不仅是周刊，而且储安平要让这份刊物成为全国一个有影响的论坛。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均有航空版。发行深入到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直至边疆省份的辽远部落。《观察》每周六出版，一到发行的时候，上海的报摊前就有读者排长队购买。它的读者阶层，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及蒋政权里的高级官员，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便是长期订户。
《观察》的成功与储安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办《观察》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特点很值得今天办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储安平把《观察》的宗旨定得非常明确，把读者对象也想得非常具体。《观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读者就是知识分子，储安平还明确说过，中学生不在《观察》的读者考虑之内。第二，储安平有强烈的在中国传播自由思想的理想主义倾向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他能多次设法求得像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这样一些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而且能够团结和他年龄相仿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观察》的78位撰稿人中，有相当一批是和储安平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这是需要一点胸怀的。第三，储安平作为刊物主编，目标远大，视野开阔，在《观察》的撰稿人中，除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外，还有一批像任鸿隽、戴文赛、陈维稷这样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第四，储安平同时也能注意求得当时政府内一些文职官员的帮助，让他们来撰写介绍国家有关方面情况的文章。在读《观察》的时候，今天的读者除了为《观察》所倡守的客观、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倾倒外，对于储安平对刊物的认真态度也肃然起敬。在《观察》前5卷中，每到出满24期，储安平都要亲自执笔详细撰写一篇半年来《观察》的总结报告，这种总结报告从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读者直到经营发行情况，都非常详细。对于为什么要办《观察》及在办刊过程中的种种情况，1947年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是了解储安平的重要资料：①
第七节《观察》时期（2）
适之先生：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偾事。《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立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即请 大安后学储安平敬上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大除夕储安平对胡适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自觉联合，现没有见到胡适写给储安平的回信，在有关的胡适传记资料和他的书信日记中都没有发现胡适和储安平的联系。由此可以说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从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感情。
储安平在给胡适写信之前，也给傅斯年写了信，陈述了他自己想在中国为培养自由主义而尽力的设想，傅斯年在《观察》时期，是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为《观察》写过较多文章的人，他也给过储安平不少具体的建议。储安平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手教奉悉，承赐鼓励，至为感激。一年以来，我们确是以全国来办此刊物，只是环境太难，我们只能以辛勤忍耐应之。先生所云《观察》语调缺乏共同性一点，我们也深切感到；并因这个原因，减少发言力量。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非无基本的写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而一时无法可设。”①储安平在创办《观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图就是要延续胡适和傅斯年他们的自由主义传统。储安平在年轻的时候，曾给鲁迅写过信，也寄过稿，那时他在思想上也许还是认同鲁迅的，但到他从光华毕业以后，他的思想就转到《新月》这批人一边来了。而且以后也没有再发生变化。虽然储安平对胡适非常尊敬，但胡适却始终没有给《观察》写过文章。那一时期，胡适许多重要的文章常发表在一家名为《独立时论》的杂志上，可能他对于储安平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
笪移今在《大陆时期蒋经国周围的“进步人士”》中说：“我在离重庆前，写信给蒋，说我正在筹集资金准备回上海创办《观察》周刊（《观察》周刊创办人是储安平），希望他支持。他托游鲲送来两股资金。这件事，我按照他的意见，没有向任何人谈过蒋经国是《观察》的股东之一。”
第七节《观察》时期（3）
漆高儒对此评价说：“看笪这段文字，好像蒋经国先生是支持《观察》的，甚至送了‘两股资金’。我的看法，储安平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初期的言论是仿效大公报式，在分类上可以说是‘中间偏左’的刊物。在最初的执笔人之中还有胡适、叶公超、傅斯年、陈之迈、沙学浚、萧公权、顾翊群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坚决反共的学人，蒋经国送点钱给《观察》，能算是‘支持者’吗？这种支持与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至于后来的《观察》变成中共的传声筒，把国民党说成百非而无一是，已经成为中共的外围文宣单位。”②
第八节 在复旦
抗战期间，复旦曾迁至重庆，那时储安平就到复旦做过讲演，1946年复旦迁回上海，储安平也应聘为复旦大学的教授。在《观察》时期，储安平的正式身份就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时他在政治系和新闻系讲授《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评论练习》，作家王火曾是他在复旦新闻系教过的学生，王火在《回忆储安平教授》中说：“储教授给我们上‘报刊评论写作课’时，除了讲授报刊评论之重要性和应当如何写评论之外，主要是通过让我们实践来取得认识和进步，也就是经常要我们练习写评论，由他命题作文。他不时将一些报刊上的社论、评论，包括《观察》上的论文，作为范例讲一讲他的体会，或综合评述一下习作中存在的优缺点；有时也将我们同学中他认为优秀的评论文章让大家当堂传阅。他对大家写的评论，并不在纸上进行批改，却有时采取同每个人进行个别谈话的方式对评论的优缺点进行讲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话原是杜甫这位大诗人写诗的体会。储教授借用来指导我们：写评论时如要出色动人，必须要有惊人的佳句，不能平淡无奇，不能用人家用滥了的意思和文句来写评论。记得他同我个别交谈我的评论文的优缺点也仅有一次，但因为是个别交谈，印象就较深。我记得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