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大的电影市场纽约方面通知他纽约所有的电影院都已被预定，他要放映新片只能排队等候下去。人们都慌了神，但卓别林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劝大家不要太着急。他希望自己的名字仍然具有票房价值，只要有了对策就好办。
卓别林把工作人员派去纽约，跑遍这个国际大都会，只有一家不适合放映电影的戏院可以租借。人们都认为在这家叫科汉的戏院，放电影是赔钱的，而且戏院里一无所有，放映员、引座员、出纳员，连经理也没有。台上台下的工作人员，电灯招牌广告费用，一切都要自己筹备。老板见是卓别林的公司上门，还狮子大开口，每周索要租金7000元，并保证连租8周。卓别林横下一条心，拍板答应苛刻的条件。
这时里夫斯在洛杉矶市区，找到了一家刚落成的新电影院，谈妥在那里举行首映。首映那天，正好爱因斯坦夫妇在洛杉矶，于是卓别林把他们请到贝弗利山，在自己的别墅共进晚餐，然后驱车去市内。他没料到的是，那家新影院附近几条街都是人，拥挤的观众把影院附近商店橱窗玻璃都挤碎了，警察局派出了警车、救护车。卓别林和爱因斯坦夫妇在一队警察的护卫下，才挤进了新影院的休息室。
这家新影院造得豪华，但老板还不懂放映电影。在卓别林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电影开始了。第一个镜头终于出现，经历了多少次大场面的卓别林，此时禁不住急促的心跳……观众们发出了笑声，大笑不止，卓别林此时却只想到哭，他抓住观众啦！一切担心和疑虑都烟消云散。
突然，银幕上的影像在一片笑声中消失。影院里灯光齐明，麦克风里传出一个不协调的声音：“先生们，女士们，在继续放映这部精彩的笑片之前，谨让我占用诸位5分钟时间，介绍一下这个美丽新影院的优点……”卓别林几乎气昏，他从座位上跳起，发狂地冲向前排抗议：“那狗娘养的混蛋老板在哪儿？我要宰了他！”观众们也都表示不满，跺脚、击掌、发出嘘声，那老板才停止了他蹩脚的广告。
小插曲之后，笑声又起……映到最后一场，当看到卖花姑娘终于认出了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时，卓别林注意到爱因斯坦博士在拭去眼角的泪花。
翌日，卓别林赴纽约，为4天后的公映作准备。到了之后又大吃一惊，联美公司的职员们什么宣传广告也没做。只在报上登出一条例行公事的启事
“我们的老朋友又要和我们见面了”，简直了无生气。他警告那些职员们：
“不能全凭观众对我个人的好感，必须要向他们做广告。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平时不放电影的戏院放映。”
他花3万元在纽约最大的报纸用半个版面，接连3天向影迷观众广而告之：
查尔斯·卓别林
在《城市之光》中演出
假座科汉大戏院
全天各场连映票价5角至1元
他又花了3万元在戏院门口，竖起一块大电气招牌。自己动手，整夜不睡试验放片，定下银幕上的影片大小，矫正有差距的地方。第二天又举行记者招待会，谈为什么要坚持拍这部无声片的理由。记者们带着问题和答案走了，联美公司内部的职员们心存疑虑。因为当时轮映的各大电影院，放映有声电影的首轮影片定的票价最低3。5角、最高8。5角，演员还亲自亮相与观众见面；而卓别林却将其无声片的票价定为最低5角、最高1元。他们对卓别林的不让价表示不理解和担心，卓别林对他们的解释是，正因为我们映的是一部无声电影，就更需要抬高它的票价。
纽约的初映情况很好，但卓别林半个晚上没睡着，他考虑的是出席初映的有头有脸的人和行家较多；这还不能代替上市公演，最重要的是看一般的观众的反映。
他睡到第二天上午11点被惊醒，他的负责宣传的职员兴奋地冲进他卧室：“伙计，真有你的！一炮打响，上午10点起，排队买票的人绕过了整个街区，交通堵塞了。观众都争着抢先进影院，去了10个警察去维持秩序。还是去看看吧，看了对你的心脏有好处。”
与科汉戏院的打对面的是3000个座位的派拉蒙影院，当时正上映走红的有声片《风流寡妇》，担任主角的法国著名演员、歌星莫里斯还亲自登台，一周卖座3。8万元。而1150座的科汉戏院放映无声片《城市之光》每周收入8万元，并超出合约连映了12周。纽约轮映网的大影院要求科汉戏院停映，他们用高价订下了这部影片。
这一年即1931年，卓别林又登上“奥林匹克”号轮船，去伦敦主持《城市之光》在欧洲的首映。
暌别英国又10年，他又回到故乡怀抱。伦敦万人空巷，卓别林的轿车在好几个街区和广场无法行驶，只好站在车顶，向人们挥手致意……从古老华丽的卡尔登旅馆窗户望出去，街上贴着一些海报，有一幅上面写着“查理仍然是我们的宠儿”。卓别林觉察到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不禁在心中一笑。
是的，这位海外游子，由于对电影艺术的卓越贡献，他仍然是英国人民的宠儿。他在伦敦的社交活动是那么多，菲利普·沙逊爵士邀请他到下议院共进午餐，介绍他会见下议院第一位女议员阿斯托夫人。阿斯托夫人又邀请他到圣詹姆斯广场1号她的住宅，与文豪肖伯纳、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原首相劳合·乔治等名流聚会。卓别林向凯恩斯请教金融方面的问题，又观看英国皇家学院院长芒宁斯为阿斯托勋爵作画。
过了两天，他又成了肖伯纳的座上客，在肖伯纳那间俯临泰晤士河的书房里，他面对壁炉架上摆得满满的肖伯纳的各种著作，发出了惊叹：“啊呀，这全部都是您写的呀！”
然后，他又成了麦克唐纳首相和前财政大臣、海军大臣邱吉尔议员的座上客。在邱吉尔爵士位于伦敦市郊的别墅中，他对这位国际知名的政治家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认为在人生舞台上，邱吉尔先生扮演了许多角色，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和热忱。这个世界上的有趣事，很少有一件被他错过：他享受了权力但从不对权力着迷，他生活得很痛快，在那么繁忙的公务与生活中，他竟能挤出时间来绘油画、砌砖墙、跑马，写作报告文学、小说、传记……
他很喜欢和钦敬邱吉尔先生，而邱吉尔对他提出了建议：“我听说，你有意拍一部拿破仑的电影。你应当去拍嘛，这里面有极精彩的笑片资料。”然后邱吉尔很认真地说了出来：“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进浴室。他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泼得他兄弟制服上满是水，然后吩咐他离开浴室。热罗姆只好狼狈地退了出去……那是笑片中一个很精彩的镜头呀。”
那次，正在英国争取印度独立的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圣雄”甘地，在东印度码头平民区的一幢简陋的小楼中接见了卓别林。他们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交谈，卓别林对拢着肩巾、光着头的甘地先生说：“我同情印度人民奋发图强，同情他们为自由而斗争。”他对甘地提出一个问题：“您对机器那样深恶痛绝，我有点想不通。”甘地点点头，笑了笑，卓别林又说：“无论如何，机器如果用来为人民造福，就可以帮助打碎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用更少的时间去从事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
甘地微笑着冷静地说：“这我明白。但是印度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首先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不再依赖他们，惟一的办法是抵制一切机制的货物。因此，我们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纺自己的纱，织自己的布，把这看作是一件爱国的任务。……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印度的气候与英国不一样，因此印度人的习惯和需要也不同。……例如，你们需要制造餐具的工业，可我们用手指夹东西吃，所以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之处……”甘地还告诉卓别林，一个民族要实现高度的独立，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至于暴力，它终必自趋灭亡。
谈话结束后，黄昏来临。甘地盘腿坐在地板上，与他的随员围成一圈，虔诚地进行祷告。卓别林心想，这是多么矛盾呀，这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具有那么精明的法律眼光，那么深奥的政治现实感，但这一切又仿佛消失在这一片喃喃颂赞之声中了。
《城市之光》在伦敦西区首映相当成功。虽然那天暴雨如注，交通不便，但伦敦的观众争相先睹为快，冒雨前往。影院座无虚席，邱吉尔、肖伯纳等名人高士莅临首映式。卓别林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家出席自己的影片首映，心情非常激动。他与肖伯纳并肩坐在楼座前排，观众们纷纷向大文豪和喜剧大师不停地鼓掌示意。他俩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这又引起了观众们的欢笑。
肖伯纳看了卓别林这部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作曲、自己指挥、自己制片的电影，称赞他是“电影界独一无二的才子”。有些评论家则评论喜剧和悲剧达到高度融合的《城市之光》，不仅在卓别林的创作道路上，同时在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史上，都是一座卓越的历史丰碑。
首映后举行了晚宴，邱吉尔先生即席演说了几句。他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要为一个人祝酒。这个人从前出生在泰晤士河对面（即贫民区），后来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这个人就是查理·卓别林。”卓别林没料到邱吉尔先生会说这几句话，他一时感到有点惶恐。
暌别10年，卓别林感到伦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1921年他回来那次，还看到伦敦有不少穷困的人们流落街头，一些白发银鬓的老人和流浪汉睡在泰晤士河的堤岸边。但是这次，当他漫步在泰晤士河畔时，那些老人都不见了，睡在那儿的流浪汉没有了；街上秩序井然，商店货物充足，孩子们衣着整洁干净。在麦克唐纳首相接见时，他高兴地向首相谈到了这一点。
他去探望了老朋友正在写作《货币分析》的威尔斯；应邀会见了后来即位为英国国王的约克公爵。然后他去法国，看望退休定居在著名休养旅游胜地尼斯的兄长雪尼夫妇。转道巴黎时，他专门到女神剧场去了一趟，当年他曾随伦敦卡尔诺剧团在那演出。这次兰开夏剧团又在那儿演出，杰克逊老人已是八旬老翁。他们聊起往事，老人感慨万千：“查理，你小时候给我的印象最深。你的性情是那么柔顺，现在呢，真没想到呀！”
著名德国作家，曾为拿破仑、巴尔扎克等写下巨帙传记的路德维希，拍给卓别林一份电报。说他十分欣赏《城市之光》，很想同卓别林见一面。于是，卓别林到法国南部，去与路德维希讨论如何写传记，谈论什么景色、艺术品最美？如美国佛罗里达海滩的日落，还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夜色中的珀修斯塑像……
他游历了音乐之都维也纳、水城威尼斯；然后应约回巴黎会见曾任法国总理的白里安先生、诗人诺阿耶女伯爵等人，并在他们的陪同下去爱丽舍宫，接受了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军团勋位。
他第二次访问柏林，受到热烈、盛大的欢迎，德国政府招待他，派年轻的约克女伯爵作陪同，四处参观。在参观德国故宫之地波茨坦，是德国废帝威廉二世的堂弟陪同解说。在富尔默博士家中，他会见了德国一些艺术界和戏剧界的代表人物。
重友情的卓别林没有忘记爱因斯坦夫妇的邀约，他专门去到那一套朴素的小公寓，拜访看望他所崇敬的科学家。他看到爱因斯坦家里铺的是破旧的地毯，起居室又兼用餐室；家具中最贵重的是一架黑漆钢琴，也就是爱因斯坦博士在琴盖上写出关于四维空间的历史性草稿的那架钢琴。他记起爱因斯坦夫人1926年曾说过的；博士虽然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100多万美元，但是他从来没有动用过它。
科学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和他们生活的清贫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以及他们对金钱、物质的坦然态度，给了卓别林终身难忘的印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还常常猜想爱因斯坦博士那架具有历史意义的钢琴的下落，担心它被可恶的纳粹党徒和法西斯军人当柴禾烧了……
卓别林由德国回到英国，在会见了威尔士亲王、俄罗斯籍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之后，他雇了一辆车去曼彻斯特。中途，他特意在斯特拉特福市停留。
晚饭后，他特意步行去寻找莎士比亚故居。夜色已浓，四下漆黑。走着走着他出自本能拐了一个弯，沿着一条街走过去；又本能地在一所房子外停下脚步，掏出火柴擦燃一根，微弱的火光照亮了房外的一块牌子，上写“莎士比亚故居”。卓别林深为自己惊奇，他想，也许自己也有诗人的灵感，这样才与伟大的诗人、剧作家的灵感相冥合。
翌日早晨，斯特拉特福市市长弗劳尔爵士到旅馆看望卓别林，亲自领他去参观莎翁故居。卓别林对莎翁剧作创作的人物，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认为出生在乡镇、当过剧场杂役和演员的莎翁，会多写些普通人物，可他剧作中多数人物形象都是些王公贵族。
结束了在英国北部的旅行，他突然收到道格拉斯从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瑞士拍来的电报。于是，卓别林把雪尼也一同邀去度假。其实，卓别林花那么多时间遍游欧洲名胜，一方面是拍摄《城市之光》消耗颇大需要休息，另一方面是产生了失去目标的感觉。虽然《城市之光》的成功如此巨大，赚的钱超过当时任何一部有声影片的收入。但是，他已看到和承认有声电影在创造人物形象上比无声片更有前景。他担心自己已经落伍于时代，几分沮丧的情绪老是挥之不去。
有时，当满座高朋离去，或是他独对大海、雪山、教堂、牧场，他也曾考虑过是否拍它一部有声电影。但常常是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难受得不知何去何从！因为他担心它永远达不到他无声片的艺术标准。跟朋友闲聊时，有人觉察到他的矛盾心理，提议他不妨让流浪汉开口。卓别林认为，只要流浪汉一开口，他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因为这个定了型的人物，他脱胎的模子和他的那身破烂装束，都与他的不说话分不开了。
他延长假期，正是与这个矛盾心理分不开有关。然而，渴求工作的内心深处，却有个声音一直在催促这个艺术家“快回好莱坞去吧，开始你的工作，才能抛开这烦恼！”
雪尼陪着他到意大利威尼斯，登船送他半程去日本。他之所以要经过亚洲返美，是因为他看了一本谈日本文化、戏剧的书，这引起了他的兴趣。
1932年1月，他们乘坐一首日本轮船，游览了埃及、开罗、突尼斯、卡萨布兰卡等北非几个城市。穿过苏伊士运河，经过红海、印度洋，抵达美丽的新加坡。一到那，卓别林就感到进入了“中国杨柳青图画盆子上描绘的气氛”中：
海岸边长着气根垂地的榕树，游艺园中中国演员在耍杂技。他们看了一出连演3晚的京剧，卓别林说：“扮演王子的15岁姑娘，歌唱时真有遏云裂帛的嗓音。第3天晚上，演到了全剧的高潮。有时你不懂得一国的语言反而对你更好，我从来不曾像看到那最后一幕的感动之深，也从来不曾听过那种很不谐同的乐调：如泣如诉的丝弦，雷声震响般的铜锣，再有那充军发配的年轻王子，最后退场时用尖厉沙哑的声音唱出了一个凄凉绝望的人的无限悲哀。”
从新加坡起程，他们到了热带岛国印度尼西亚。卓别林看到当时巴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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