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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吃了饺子，垫了点面，就到长途汽车站去。我们问几点开车，司机说8点开，我上了车，边等车边看资料——那时候特别敬业。到了8点，王功权说怎么还不开，什么时候开。司机说马上开。每次问都说马上开。到晚上11点半了车还没有开，因为人没有拉满，跑着就亏。王功权就骂骂咧咧地嚷嚷半天，然后突然间就冒火了。他说：老潘，你先把东西看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下去。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别管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待着。等他下去，我回头一看，他跟司机打起来了。原来他一下去就给了汽车司机一拳，结果好几个司机都围过来打他。打了一通架，最后为了避免再出事，我们半夜坐出租车回去了。
他的这种性格，其实也挺可爱。当时我们之间意见也不同，也有矛盾，经常争论、吵架。冯仑爱讲荤段子，有一次冯仑和王功权和我坐一个车，冯仑坐在前面，讲了一个玩笑话，好像是说雷锋比较喜欢老太太，说你看他帮助这个老太太买票，扶那个老太太过马路，他的故事里面都是老太太，他喜欢老太太，不喜欢小姑娘。我估计王功权当时心情不是特别好，下车吃完饭以后，他说这个冯仑道德败坏，我不跟他坐一个车了。他气呼呼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
冯仑的伦
我觉得冯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我们六个人中他是反应最快、最机智的，他愿意追求创新，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跟冯仑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谁都不冷落。如果坐在一起说话，绝不会有冷场的时候，如果停几秒钟，他都觉得尴尬，所以就不断说。他这个人学习能力很强，善于接触外面的新事物。
90年代初，我们刚来到北京，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只有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小报。到北京后我们买了第一部汽车，是一辆奥迪，冯仑坐在车上，说幸福生活的感觉终于找到了。那时候有很多流行歌曲，像邓丽君的、叶倩文的、孟庭苇的，等等。孟庭苇的歌冯仑基本上都会唱，连歌词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他天天买卡带听歌，他说自己的生活就是看小报、听小曲、开小车，生活太美好了。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所以小报是主要信息来源。
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下来六个人的权利和股份都是一样的、均等的。实际上这里面冯仑是个老大哥，他是六个人里面的召集人。我们六个在海南岛赚第一笔钱的时候，在滨海新村买了两套房子。之前他们几个人都是租的农村房子，门口是猪圈，上下水这些东西都没有，条件特别差。那时候王功权的女儿已经四五岁了，王功权和冯仑一家老小都挤在这种地方。我住的条件好些，在原来单位租了一套房子，上下水、厨房、卫生间配套设施比较好，跟农村凑合盖的房子不太一样。买了两套房子后，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冯仑一套房，王功权一套房，结果不知道冯仑和王功权怎么商量的，他们觉得在这两套房子里面给我一个人一套房子，让王启富、刘军两个人住一套房子。我说冯仑别这样，我还有房子住，以后赚了钱了再买房子，你们两家有家有口的，从猪圈旁边的房子搬过来吧。结果冯仑说，别，你们去住吧。
所以从一开始，冯仑和王功权在我们六个人中间领导地位的确定就是靠大公无私，在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计较。如果这个时候一计较，说分房子，我抢着先分一个，这样的话六个人的凝聚力很快就没有了。冯仑也好，王功权也好，他们的表率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当然，他们确实在物质上面也没有特别强烈的需求，一直到现在，两个人对这些都没什么概念。他们都是有自己理想和追求的人。
有一次，我们在北京赚了好多钱，冯仑的野心就出来了，一会儿说要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会儿说要收购哈尔滨的地下商城，最后王功权说，地下的事情没有意思，我们最好组建一个航空公司，天上有几家万通的飞机飞着，再收购一个上市公司，收购信托公司……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天天谈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朋友说，只要和冯仑走到大楼里面他就问这楼多少钱，想把它收了——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开玩笑，反正是这样的状态。
有时候我们边吃边谈，冯仑爱吃大白菜，王功权爱吃炒土豆丝——这是他一个特别重要的情结。那时基本上就冯仑、王功权和我三个人在北京，我们经常去保利大厦旁边的小摊上吃饭（现在环境不错，那时只有些摆小摊的），点上土豆丝等三个菜，边吃边谈。有意思的是，吃饭时谈到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收购项目，眼都不带眨的，吃完以后，两三块钱的土豆丝反倒觉得贵了，真是矫情。我这才明白过来，大家原来都是穷学生，突然有了钱以后，就没有钱的概念了，收购项目的花费还不如贵了几毛钱的土豆丝给我们的感觉更直接。
再聚首
1995年的4月份，万通集团的六个合伙人发生了一次裂变，这次裂变像宇宙大爆炸一样，让我们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整体。这一个个的独立体又不断地在裂变，裂变到最后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十年之后的今天，冯仑邀请这六个“万通”的创始人再一次聚会，地点选在了长安街旁君悦酒店长安一号餐厅。
在这十年中，我们有的人一次都没有见过面，不能想象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但见面后大家感觉都很亲切，而且大家都很健康，没有想象中臃肿的体形，穿得也都很干净、体面，没有了我们当年在一起尚未成家时的那种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不修边幅的生活方式和感觉。
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冯仑又回到了原来的领袖地位，总是关照着每一个人的话题，每一个人的心情，让每一个人在这一次难得的聚会中都能够心情舒畅。大家一边在怀旧，一边展望着未来，也总想听听冯仑对未来宏观趋势的高见。冯仑首先说了，中国未来发展很可能是走新加坡模式：在政治上，是民主法制下的长期一党执政；在经济方面，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文化方面，是新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多元化体制。他一说完，马上遭到王功权、易小迪的反对，他们反驳说，中国与新加坡是根本不同的。这种气氛让我感觉像回到了90年代“万通”开董事会的场景，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意见，所有的观点没有一个是大家都一致同意的。
冯仑谈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他用了四句话来总结：一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没有办法，不小心成了资本家，只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二是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像老派资本家那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是种受罪，他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随意的、轻松的生活方式。他一总结就成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不像老派资本家那样把钱看得特别重。这点我与冯仑一起工作多年，深有体会。我想起了他长期穿着的那件红西服，那是我们在香港时一起买的，他穿了许多年。我问起那件红西服，他说还在，就是破了，不穿了。四是自由文化人的精神向往。
谈完大事情，开始谈微观的，冯仑一般喜欢谈宏观的事情，说最近跟美国人做业务，见的律师比较多。他说见到的律师有三种。第一种是相当于做构架的律师，每小时要收八百美金，不做具体的事情，就是和你侃，搭架子，人脉关系很熟。第二种律师每小时收费四百美元，相当于建筑师，各个专业的事情都要知道一点，才能把构架律师的完美想法完成。第三种律师每小时两百美金，是做具体文字工作的，文字非常严谨。我们都一致认为，冯仑现在已经成了法学博士，最适合做的是构架律师，下面两种律师他都不擅长。所以谈到具体的业务，冯仑都是按构架律师的思想去谈的。他最欣赏两句名言，其一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好像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另一句是“思想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所以他在与美国人做一件惊天地的大生意。因为商业上的原因，现在还不能对外公布，以免透露了冯仑的商业机密。
谈到了律师，还谈到了知名度，易小迪插话说最好的律师和最能治病的医生一样，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并说，中国古代名医扁鹊，是能包治百病的医生，当有人夸奖他时，扁鹊说，我不行，其实医术水平最高的是我的父亲。我们家人还没有得病症状的时候，父亲就能发现蛛丝马迹，及时地给我们调理好，所以他的医术再高明，也显现不出来。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只能在我们家族。而哥哥的医术水平要比父亲差一些，他能够发现小病并把小病治好，使其变成健康的人，所以他的影响力就要比父亲大，是在整个乡。而自己（扁鹊）把已经得了大病的人再治好，从本质的效果来看，远没有父亲和哥哥的医术好，因为，并没有及时地发现病人身体的不协调，或者病人还处在小病状态时，就把病治好，病人已经经受了许多的痛苦，但因为把大病治好了，自己就名满全国了。易小迪说，真正的高手、律师并不是名气大的，名气有的时候和他的能力不一定成正比。
易小迪接着谈了许多思想的重要性，说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思想，最宝贵的也是思想。王功权很不服气地说，我在投资基金干了这么多年，有几条原则，如果符合这几条原则，符合这几个结论的就投，不符合这几个结论的就不投，像你这种闭着眼睛斗法的做法，国外的投资者是不能接受的。易小迪反驳说，逻辑的思维是对的，但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就不管用了。大家天南地北地谈，我在旁边没怎么说话，但仔细想，好在是大家都分家了，要再合在一起开董事会的话，恐怕永远形不成结论，不知道要耽误多少事。王功权接着说上海下一步发展会如何有前途。易小迪说，发展最有前途的地区是有思想、有创意的地区，没思想、没创意的城市只会沦为一个加工的基地，“以正和，以奇胜”，一定要有想法才行。
谈到很晚，大家也吵得精疲力尽了，易小迪给大家埋了单，冯仑给每人送了一件礼物——BOSS牌的大衣，大家就各自回家，洗洗睡了。
大艺术家任志强
有天晚上，宁瀛、查建英、刘索拉、罗大佑等几位朋友在我们家吃饭，张欣和我都在场。吃完饭后，刘索拉斜躺在我们家的沙发上阔谈艺术。她说英国有个著名的大诗人兼画家威廉姆·布莱克说，“艺术就是在天使和魔鬼之间”。他著名的一首诗就叫《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他还是20世纪一大思想者，有很多关于上帝和魔鬼创造艺术的论述。只是说好话、拍马屁、让人舒服的“艺术作品”不叫艺术，那叫宣传片，叫广告。在场的几位都是艺术家，有搞音乐的，有搞电影的，有搞文学的，我想今晚他们是凑齐了。他们热闹地谈着艺术，我早早地先去睡觉了。据说他们聊到了凌晨三点半才散伙。艺术家的生活是和普通人有点不一样的，普通人睡觉时他们在工作，他们在睡觉时普通人在工作。这让我想起了我们房地产界的任志强，他是什么话不该说他就说什么，什么话难听他就说什么。真的是应了刘索拉的那句话：在天使和魔鬼之间。其实任志强这个人，从他本质上来说，是个正派的人，这可能是我跟他成为朋友的基本点。
另外从他的性格来说，在中国这个社会中还是很难得的。像他这种经历的人，一般来说，别人说好就是好，这种僵化一方面是受政治的影响，例如领导上面讲完了话，下面每一个人发言都说这个话讲得如何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就是一个习惯，因为我每年都开人大，每一个人发言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着急，前面十个人说了，你能不能不说这个话，不行，必须说市长书记的报告如何如何好，这是政治纪律，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真正纯净人心灵的干扰。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传统，不愿意惹别人。传统就是你好我好，像任志强这样老挑别人毛病的人是少数，不是特别多。一个60多岁的人，还是“愤青”，不过在西方，80多岁的人都是这样的思路。但是我们因为受政治方式的影响，所有人变得只能服从、只能说好，背后可以骂，但是在桌面上和领导坐在一起的时候，只能说好。所以我跟任志强开了几次会后觉得这个人挺可爱的，有时会开得死气沉沉，大家说的都是车轱辘话，困得都睡着了，突然任志强一冒泡，所有人都惊了，不知道他的话是冲着你来的，还是讽刺你，他一说话，整个会场的气氛都变了。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政府的几个部门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开会，邀请我和任志强参加。那次会议参会人员很多，有人民银行总行的，有建设部的，有财政部的等等，谁知任志强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天下午必须看一下项目。我说任总，北京东边到西边很远，又堵车，这个会议都是国务院组成部门级别的，人家把我们俩请过去也是看得起我们，这迟到了不好。任志强自信心强到天方夜谭的程度，他说我们俩去开会是没有意义的，你别着急，先跟我去看项目。我说不行，你可以迟到，我不能迟到，领导的红头文件来了。
会上，先是人民银行做了一个金融形势分析报告，然后谁分析谁分析，分析完了以后，我开会开得马上就睡着了，任志强风风火火地赶来了，迟到了一个小时。
任志强进来看见一个女的在那里发言，就瞪着眼睛看着，像老虎看着猎物似的。那位女士发完言以后，任志强站起来把她批评了一顿，语言犀利无比，那位女士哇地就哭了，号啕大哭。你说普通情况下把一位女士惹得这样哭也不好，而且都是各个部门的领导在场，她一哭，任志强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好在这时一个人民银行的人出来圆场了。下来以后我跟任总说，你何必呢，你来了把人家弄哭了干吗？任总说她的观点就是错的，哭不哭她的观点都是错的。说完以后他就走了，我和另外几个住建部的领导说，这会开的，房地产行业有一个任志强把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名声都搞坏了，人民银行能够对房地产行业有好印象吗？研究政策的时候能偏向房地产行业吗？
记得那年8月31号，SOHO尚都的方案通过了政府的审批，我们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举办了一个朋友聚会，庆祝这个新的项目——SOHO尚都的诞生，我请来了任志强。当时，正是上海出了周正毅事件的时候，当着所有媒体记者的面，任志强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北京的周正毅就是潘石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也没有搭茬，下面有好几位记者问我为什么不反驳，我说没必要。
5月份，在政府要求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的紧要关头，我突然接到通知说建设部部长要见我们。我想在这种关键时刻，部长的召见一定不是给糖吃的，肯定是打屁股，所以一定要小心。早上起来，我穿好衣服，选择了与开会的会场气氛和领导心情适合的衬衣、领带，配了一件黑色的西服，然后先到办公室上班。
快到中午时，任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