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灿烂的年代｜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联大人员已在泸州南部的叙永找到了落脚点，准备先在此地建一分校，以待将来形势变化再全部搬迁。史语所派出的副研究员芮逸夫，与同济大学的王葆仁、周召南教授，也在宜宾下游找到了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一道，又一次开始了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镇。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研院在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两个所，即中研院人文科研机构的全部力量，于1940年秋冬时节，分期、分批迁往李庄。与此同时，同济大学也开始做全校大迁徙的准备，西南联大亦派员前往叙永安营扎寨，欲把当年招收的新生迁往该地上课。
历尽千山万水艰难跋涉，1941年元月初，史语所人员携带青铜器、殷墟出土甲骨，以及孤本线装书等600多箱国之重宝（按：从长沙迁昆明时，部分器物已转移重庆等处），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脉抵达李庄。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沿长江水路匆匆赶往李庄处理史语所事务。
这个后来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四大中心之一”的李庄镇，位于叙府（今宜宾市）下游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号称扬子江头第一镇（按：宜宾之上不再称扬子江）。镇内外除了具有川南风格的民居，另有自明代以来陆续兴建的9座宫殿18座庙宇，外加两座教堂。其建筑规模称雄川南，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曾是川南一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正是由于镇区内外有了九宫十八庙和郊外一批庞大规模的建筑群落可以租用，才使同济大学和中研院的两个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共一万余人，迁往此地成为可能。不过，当时镇内镇外的庙宇宫殿，几乎全被同济大学所占，史语所只好跑到距李庄镇4公里外的板栗坳（栗峰山庄）张家大院安营扎寨。
板栗坳史语所旧址（俞国林摄）
山坳里的身影（2）
尽管板栗坳离镇中心远了点，且位于一座大山的山顶，要从镇内到达其地，需越过大片的稻田和树林，然后上山爬五百多级台阶，但这个在晚清时候曾经暗藏刀兵的反清大本营，像水泊梁山的水寨一样庞大壮观。除当地人生活用房，尚有不少房舍可供租用，能安排研究人员和家眷居住，并放置大批古物与图书等珍贵物资，倒也不失为一处理想的避难之所。
傅斯年到达后，开始找人修整房舍并着手分配。因板栗坳交通相对困难，特别是要爬五百多级台阶才到达山峰顶部的山庄，来往异常辛苦，考古组的李济与梁思永两个重量级人物都不想上山，自己在李庄镇内找房租住。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董作宾则不怕山高路险，乐意上山与众人聚居。其余的人有的乐意上山，有的仍想住在镇内，但以霸气著称的傅斯年做出硬性规定，除李、梁二人外，所有研究人员与技工全部上山，并在山上成立伙食团，搭伙做饭，实实在在地过一段水泊梁山豪杰聚会的生活。为便于管理，整个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所命名的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几处大院落为主。
傅斯年将房屋分配完毕，又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急如星火地在李庄长江码头乘坐小火轮赶赴重庆，以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的身份协助代院长朱家骅处理日常事务，史语所的工作先是由研究员李方桂主持，后由董作宾代为照管。
李庄时期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王荣全摄）
与史语所一道迁往李庄的学术机构，还有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自在北京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家民营机构，不属于国家拨款的学术单位。①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南迁，明确规定对一些民间学术机构“弃之不顾”，中国营造学社就属此类。尽管如此，在北平沦陷之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部分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还是决定南迁，避免日本鬼子与汉奸的纠缠，做出有碍于民族大义之事。梁、林夫妇携家带口，出北平，走天津，转济南，进长沙，退昆明，迁李庄，历尽千难万险，总算又有了一个新的落脚之地。不过此次迁川，并非出于梁、林等人意愿，实是被迫而来，因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撤退时，将大量藏书一并带出，中国营造学社力量单薄，几乎无书可资借鉴，必须与史语所在一起，才有条件阅览图书，以便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梁、林夫妇与傅斯年、李济等人皆有个人私交，但面对其安家置业这类事宜，傅斯年也无法顾及。好在营造学社人员迁来不久，先行到达的建筑学家刘敦桢与林徽因等便在李庄郊外的上坝月亮田租到了一处农舍，算是落下脚来。这处房舍布局为前后两个较大的院落，梁思成与刘敦桢携家带口，各占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其余的房屋作为营造学社的办公室和同仁宿舍。
中国营造学社总算安顿下来，条件虽苦，但毕竟有史语所的图书可供借阅，有过去野外考察的大批资料可供整理和编写。为此，稍后赶到李庄的梁思成（按：因病在昆明稍作滞留），专门找了几个木匠制作了几张桌子与条凳，算是办公用具，以备同仁看书、绘图、写作之用。有了这样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学问也就可以慢慢做下去了。
四川地处盆地，气候潮湿，秋冬时节阴雨连绵，这对在昆明时期就一直身体欠佳、特别是患过肺病未得到根治的林徽因无疑雪上加霜。当1940年秋冬梁家从昆明赶来时，天气的阴寒加上路途颠簸劳累，不到一个月，林徽因就肺病复发，连续几个星期高烧40度不退。李庄镇早已失去了过去的富庶与繁荣，在连续不断的战乱中，百事凋敝，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既没有治疗肺病的特效药物，也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病人只能吃点于事无补的药物，凭体力慢慢抵抗、煎熬。从此，林徽因卧床不起，与病魔坚苦地抗争。尽管她在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梁思成做些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梁思成的生活担子越发加重，每日在穷愁病痛中苦度时光。
1925年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师生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1941年12月7日，傅斯年因病辞去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携夫人俞大与儿子傅仁轨抵达李庄史语所居住。经过短暂的休养，傅斯年严重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当他下得山来，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时，才看到林依然没有恢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沉疴，性命堪忧了。傅斯年闻讯，焦急万分，立即想方设法挽救梁思永的生命。
世间已无梁启超（1）
世间已无梁启超
梁思永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得益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之一李济的引荐。
清华学校自1911年建立后，在最初十几年中，其体制是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相对薄弱。1924年初，清华学校在各方呼吁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筹备人员多次研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赞的国学研究院。
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此前，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在胡适的建议下，曹校长首先聘请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并让吴聘请足以堪当学术重任的导师来校任教。未久，在学界声名显赫的王国维、梁启超与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恪相继被聘为教授。……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
继“四大导师”之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博士李济（字济之），又加入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行列。
1923年，年仅27岁的湖北钟祥人李济荣获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声名赫赫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二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TheFreerGalleryofAr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及其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所做出的成果和贡献，毕士博写信至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队。在丁文江鼓励下，李济决定与对方合作，未久即辞去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的队伍，从而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李济语）打下了基础。
就在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意识到清华未来的光辉前景，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曹云祥推荐。曹氏一听李济的经历和名声，立即决定聘请。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关系融洽，但最为投机、走得最近者，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这一关系的形成，自是与梁对李有推荐、保举之恩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待近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学者。在清华任教时的梁启超还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这个时候的李济正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为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
世间已无梁启超（2）
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鼓励和毕士博支持下，开始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之间，从而催生了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深远意义的山西考古之行。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作考古调查。在此之前，袁氏曾跟随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调查发掘过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遗址，积累了不少经验。此次李、袁二人到达晋南，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了几个可供发掘地点后，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10月，经李济协调，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后者支出大部分经费，由李济、袁复礼主持，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按照双方拟定的合同规定，发掘出土的古物永久留在中国，撰写的研究论文以中英两种文字分别在中美两国刊物上发表。……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几年间所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后来他虽然又外出过几次，皆因军阀混战而停止。对于此次发掘的意义和评价，许多年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和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说道：“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张氏所言大体不差，在当时的中国能做到这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一点，的确是要有一番魄力和识见的。
对李济与弗利尔艺术馆达成的这项合作发掘事宜，梁启超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他凭借自己的声名与庞大的人脉背景，曾两度写信给山西省土皇帝阎锡山，请其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为此，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因为有了“阎老西”的撑腰和关照，使得当地官吏与土匪地痞等黑白人物，皆不敢对李济一行破坏和捣乱，田野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Black）、美籍犹太人魏敦瑞（J。F。Weiden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和水野清一等等。对这一现状暗怀不满、外加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1926年秋，他在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前来中国访问的一次演讲中，曾对这门学问的前景满怀信心地指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眼光和魄力，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的“饮冰室主人”，在儿子思成、思永于清华学校毕业后，让长子思成与未婚妻林徽因一道，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按：林到校后改学舞台设计等艺术专业），次子思永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专业。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对于这一安排，梁启超在致子女的信中曾自豪地说道：“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事实证明，他的这一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见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考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