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会视而不见，特别是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屯兵新疆，使蒋介石意识到后患无穷。当时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从甚密，强大的苏联或明或暗地打着新疆的主意，时刻准备将其吞并。面对这种危局，蒋介石忍而不发，直到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无力东顾之时，蒋介石趁机出动，先派朱绍良统帅重兵，陈兵于河西走廊，对盛氏集团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1942年8月，蒋介石乘机赴西宁、酒泉等地视察，以软中带硬的手腕解决了新疆问题，骄横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视察归来，特别是降服了盛世才之后，蒋介石精神振奋，同时进一步认识到西北对于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的主张，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结合在一起。蒋的演说，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
在这股浪潮声中，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自是不敢落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主张，他突发奇想，让李庄的陶孟和把社科所办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的赞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骅找来陶孟和协商，陶当即表示同意，并慷慨激昂地表白道：“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朱家骅立即让陶孟和拿出一个计划面呈蒋介石。陶孟和不敢怠慢，很快把计划弄将出来，大体是把社科所搬迁到兰州，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老蒋看罢，认为这个计划正是深入贯彻自己这个最高领袖指示精神的体现，自然乐观其成，只是不知处于何种考虑，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这个批示令蒋廷黻和朱家骅大感意外，不知老蒋心中搞的什么鬼主意。凭当时的猜测，蒋介石可能处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想让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国传教士一样在西北乡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风为名，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密切关注和监视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的外在危险力量，实际上相当于中统和军统的工作站，一个以搜集情报为职业的特务机构。社会科学研究所作为一个公开的学术研究机关，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学术事业，不可能变成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特情机构。既然蒋介石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兴致正浓的陶孟和，蒋廷黻、朱家骅二人想了一个对策，由蒋廷黻出面写信给陶孟和，说道：“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作，止是牌子挂于兰州以西”云云。
按照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的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的说法，当时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并热心“进军西北”，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这就是“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庄扎根不动，凭借政府拨发的一笔经费，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马在兰州安营扎寨，形成事实上的社科所分所。如此这般，经费既足，人马强壮，活动范围广大，就自然能产出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陶孟和与整个所内人员也可藉此扬眉吐气，以雪自离开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来的种种耻辱。潘氏的这一推断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值得存疑的地方仍然不少。就当时陶孟和在李庄的处境而言，颇不得意，除了环境不能遂愿，且与傅斯年不睦，两所人员不相往来，在一些院内事务上，也经常受傅斯年的挤压。此次所谓“进军西北”，显然是陶孟和借机摆脱傅的压力，把社会学所从李庄撤出，他本人带领一帮难兄难弟进驻兰州，从此与傅斯年和史语所彻底断绝交往，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弄个难得的清静。按照朱家骅与蒋廷黻的设想，所谓兰州以西，不过在兰州郊外，或者在兰州与西宁交界之城镇罢了。当朱家骅与蒋延黻请示蒋介石这个“以西”到底要落实到何处时，想不到蒋大笔一挥，写上了“酒泉”二字。这个酒泉是处于兰州以西千里之外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与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这块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如何自处，又会有什么作为？如此一着，令所有热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浇头，全身发凉。
“进军西北”之梦（3）
决裂
既然党国领袖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朱家骅与蒋廷黻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耍布袋戏，以此来摆弄精明如猴的蒋介石。陶孟和大感沮丧，但一时又想不出对策。正在几人无计可施之时，此事被蒋廷黻讥讽为“太上总干事”②的傅斯年闻知。傅主动致信朱家骅，开始替这位交情甚笃的上司排忧解难：“……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洞。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洞，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他又说：“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
傅斯年写这封信，的确有点“太上”的架势，对朱家骅、蒋廷黻与陶孟和串通弄出的这个到西北创办社科所的主张，表面上热心，实则心存芥蒂。此时的傅斯年意识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于政治上之危局，至于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设和立国之本之类的说法，颇有轻视之意。傅对陶孟和主张社科所搬迁西北的构想，曾“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两个月后，傅斯年综合各种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头不对，陶孟和如此热心“进军西北”，分明是和自己争地盘的一个阳谋。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残部时，满身霸气与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就曾专门找到陶订了一个“君子之约”，其中说“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则由傅主持的史语所办，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后来的行事中，确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了这个约定。史语所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被傅斯年及时阻止，傅命其研究范围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窥视近代。傅斯年如此，陶孟和也只好号令手下弟兄不能窥视近代以上，两所人员可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进军西北”之机，已经暗中招兵买马，而招来的又竟是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辈。李安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费孝通亦师亦友；韩儒林虽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后来任教于燕京，当时顾颉刚受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邀请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工作始由顾氏推荐的这位蒙藏史专家韩儒林主持。
前文提到，几年前在昆明时，傅斯年就因吴文藻、费孝通辈鼓捣出一个所谓的“民族学会”，与史语所相抗衡而大为恼火，直至双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计把吴、费等辈山头推倒削平为止。现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结费孝通等“燕大派”进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图与史语所抗衡。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内有“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之语。陶孟和正为“分店在兰，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过关大伤脑筋，忽见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横加指责，自是不甘臣服，当场挥毫予以反击：“……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
傅斯年接函，见对方不把自己这位“太上总干事”放在眼里，竟敢和自己公开叫板儿，火气更盛，再度泼墨挥毫，除了对陶孟和严加痛责，还致书朱家骅，把陶孟和欲“挂空牌于酒泉”的设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坚称此为“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以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因为这等大事，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合谋就可以算数和应该执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划，不容许“黑箱操作”。傅斯年此信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依据，可谓刀刀见血，针针封喉，令处于党国大员地位，又“高处不胜寒”的朱家骅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陶孟和当然不服气，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讳地说道：“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与自己所掌控的领域“重复”，与自己“重复”，就等于另立山头，向自己宣战。这一点，从傅氏当年特别看重的弟子夏鼐的说辞中即可以明了。国民党退据台湾五年之后的1955年，在郭沫若的指示和压力下，时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同年《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多条罪状，如第四条：“垄断材料，囤货居奇，这是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第五条：“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这些话，虽是处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为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傅斯年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
傅斯年见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且还振振有词地予以辩驳，于气恼中再度给朱家骅发函，除了要求把此事“闻之院务会议”之外，还想出打压制裁陶孟和的另外一个计策，强烈要求将社科所与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院务会议将分界划清并得到两所负责人认可后，“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强有力的人员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函件内容，眼看自己的心血将付之东流，再也顾不得作为长辈的面子，干脆撕破脸皮，以牙还牙，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等语致函傅斯年，对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万丈，当即回函予以反击，其中特别提到“伎俩”一词：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
双方情绪至此，已形同战场上的肉搏状态，裂痕既开，很难融合。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二人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不相往来，无论是陶孟和设想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还是傅斯年构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对应之策，统统成了泡影。而此前已赴兰州治病疗养的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则在陶、傅二人争执吵闹声中客死他乡了。
一代名媛沈性仁
一代名媛沈性仁
沈氏兄妹等人合影，左起：沈性元、二姐沈性仁、大姐沈性真、大姐夫黄郛、二姐夫陶孟和、兄沈怡1943年6月7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与助手黄宗兴及秘书等人由重庆转乐山，再转赴李庄进行学术访问。当李约瑟一行拜会了史语所傅斯年等人后，又转赴门官田社会科学所访问。李约瑟很想拜会一下陶孟和夫人……在学术界颇受赞誉的沈性仁，想不到此时陶孟和正沉浸在巨大悲伤的阴影中尚未缓过气来。……他的妻子，曾经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死了。
当年浙江嘉兴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学识风度名动公卿。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子中学，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二册，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乃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氏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并出任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其间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蒋介石结为拜把子兄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黄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软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自此，黄郛时来运转，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了一生的权力顶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黄郛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1955年，钱昌照一家与陶孟和（中）合影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他的弟弟沈怡，最后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这四个姐弟，颇类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钱昌照（字乙黎），出生于江苏常熟，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并与他的学长陶孟和一样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钱昌照在同乡张謇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了半个中国，拜访了当时掌控中国政治大局的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钱昌照与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订婚，并因沈氏家族的关系，通过黄郛结识蒋介石，很快受到蒋的重用，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内战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钱昌照悄然出走香港。1949年江山易主之后，钱昌照从香港转归大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有《钱昌照回忆录》流传于世。
从这部回忆录中可知，在名噪一时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开工之前，不只是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极力反对，海外也传出了不和谐之音。发出这一声音的就是钱昌照的内兄、沈家的老三、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而后留学德国的水利专家沈怡。沈在留德期间专门研究黄河治理，20世纪30年代归国后从政，曾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兼工业处处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别市长任上，沈怡仍没有忘记黄河治理问题，曾专门组织黄河顾问团考察黄河流域，并聘请三位美籍顾问前来考察（包括萨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专家，曾到国民党拟建的三峡工程坝址查勘地形地质）。1948年，沈怡出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驻泰国数年，领导治理湄公河。再后来，沈怡去台湾，曾任“交通部”部长，任职六年。后因派系不同，元老派失势，沈氏受到少壮派排挤，乃改任“驻巴西大使”，未久离任侨居美国，1980年去世，享年79岁。沈怡著有《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黄河年表》（1934年出版）、《黄河问题》（1935年出版）等专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水利专家和市政工程专家。1979年，沈怡诊断出患癌症，弥留之际，他希望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