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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了《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新开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瘦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粘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①
沈从文传……窘困与“独立”
窘困与“独立”
１９２３年１２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会讲里，发表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在这次著名演讲里，他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②
鲁迅所说的危机，其时正降临到沈从文身上。
在沈从文寻求知识、实现理想的路上，远不只是“入学无门、旁听有份”那样简单轻松，他付出的是比这沉重得多的代价。他是为着生命的独立，争取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而来北京的。可是，他的双脚一跨入北京，就立即面临经济来源断绝的巨大威胁。还在他来北京的路上，车过武汉时，从保靖军需处支取的２７块钱就已花光。亏得在车上遇见一位陆军部的小科长，攀谈中对方得知沈从文原为行伍中人，刚刚脱出军籍。大约是出于同类相怜，借给他１０块钱作路费（当然是不作沈从文归还打算的）。当他和姐夫田真一第一次见面后，摸摸身边，只剩下七块六毛钱。他竟大着胆子在北京住下来了。也许，最初他还寄望于陈渠珍提供资助，这希望到后却成了泡影。或者陈渠珍原先的承诺不过口头说说而已，或者是沈从文离开保靖后不久，陈渠珍自己就陷入了政治、财政方面的困境。其时，沈从文的大舅正在北京香山，帮助熊希龄筹划香山慈幼院的建设，但也没有能力给沈从文提供长期援助。最初两年半，沈从文就是在这种经济来源完全断绝、无望无助情形中度过的。冬天零下十多度的严寒，无论是在酉西会馆，还是在银闸胡同公寓，住处都没有火炉。一身单衣、两条棉被，就是沈从文的全部过冬之物。吃饭更成问题，常常在有一顿无一顿情形中，支持着最初阶段的学习。
从今天看来，这简直是一个令人无法想像的奇迹！在这种情形下，坚持十天半月虽然也不容易，尚不难想像。可是，这种日子前后竟持续了两年半！他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１９８１年，当我在北京向沈从文问及这段往事时，就立即提出了疑问。他回答说：“第一是靠朋友的帮助。当时住北大附近公寓的相熟同学间，几乎过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相互接济是常事。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对我很关心，我常和他们一起在沙滩附近小饭馆里同座共食；燕京大学也有熟人。董景天（即董秋斯）是我在那里最先认识的朋友。他是姐夫田真一中学时的同学，后来成为共产党员，解放后当过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由于他的介绍，我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司徒乔、刘庭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人。当时，董景天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按惯例兼任校长室秘书。我去燕大时，晚上就睡在他独住的小楼地板上。他曾当掉自己的西装，特地为我买了一双新鞋；在北京农业大学，因表弟黄村生关系，认识了３０来个湖南同乡。表弟住处，两个房间共１６个床位，只住八人，他们联合自办伙食。每人每月可得２５元公费，农场自己栽种的蔬菜瓜果，收获时每人可分到一份。那里的大白菜种得极好，每人每年可得２００斤。到手后，齐埋在宿舍前沙地里。千八百斤卷心菜，可供几个人三四个月消费。农场里的鸡蛋，凡属园艺系的学生，每月按人分配一定数额，可以市场一半价格购买。每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便成了他们的“不速之客”，在那里留宿三五天是常事。……八个朋友毕业后返乡，北伐高潮期间，其中六人作了县农会主席。随后“马日事变”一来，在国民党“清党”时一同牺牲了。燕京大学的朋友，除董景天，后来也陆续死于中国社会的各样变故里。
“第二是靠当时的环境，照清廷规矩，举子入京会试，没有钱，可以赊帐。到民国初年，虽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其遗风犹存。凡住北大附近公寓的穷学生，在公寓和小饭馆吃饭，照例可以欠帐。汉园公寓附近，有一个卖煤油的老人，为人善良，极富同情心。我们不仅可以向他赊煤油，还时常跑去对他说：“我们是学生，没有钱，能不能借给我们一点？”老人手头方便时，也总借我们一块两块。……到３０年代，我从上海返回北京，到沙滩附近走走时，还看见我们当时常去的那个小饭馆的欠帐牌上，写着‘沈从文欠××元’。”我问他：“那您有没有去归还欠帐？”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当然没还。”
“也许我生活里遇到的好人太多。在我走投无路时，总是得人相助。北河沿一个公寓，１９２４年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公寓的主人十分喜爱文学，知道不少文学知识，对弄文学的朋友有着十分古怪的同情。与他熟悉后，便拉你到他房间里去，看墙上挂着的许多著名中外文学家的照片或画像，如拜伦、高尔基、陶渊明、李长吉……，还能一一说出这些作家的根底，他总是想方设法和住在公寓弄文学的人接近。如果某报副刊上，登上某位房客的一首诗或一篇小说，他一发现，就赶紧拿了这份报纸，向公寓里各位生熟房客报告。
“‘先生，你瞧，这是咱们院子里某号某先生作的。这是一首诗，写北河沿儿大树、白狗，写公寓中抽苗的茨菰、天空中带哨的白鸽、厨房中大师傅油腻腻的肥壮，七个韵脚，多美的诗！’
“他从这种行为中得到快乐，似乎比一时得到房客一个月的租金还要多。每到某位房客应交房租饭钱时，他就走到那人房间去。虽不说话，对方已经明白他的来意。只要你同他说起古今中外文学家遭受厄运，而后又在危难中如何遇到一位贤主人的轶事，他就会从古来世界上的事情，联想到眼前的事，总不免叹一口气，不仅不再启齿要钱，反倒在吃晚饭时，特意将菜开得丰富一些，尽你把帐欠下去。他开公寓的本意，是要赚一点钱的。可是如此一来，到后终于折本倒闭了。”
原先无法想像的奇迹成为似乎可以理解的现实了。然而，所有的日子并非全像上面所述那样充满中世纪的浪漫。沈从文仍然经常处于没有饭吃的境地。饿急了，他就扎紧裤腰带，到现在的儿童剧院对面——当时那里扎着布棚子，有各种吃食出售——看别人吃饭；或者带着极羡慕的眼光，看着一些北大教员乘坐私人黄包车从学校出来，而后渐渐远去。……他也曾想到过半工半读，跑到各个小工场去打听，或是写信寄到各处去询问，措辞极其谦卑，条件也极为低廉，结果却总是失望。
深秋的北京，起了大风，尘沙遮天蔽日，昏黄的阳光在空中凄惨惨地闪烁，沈从文独自彳亍街头，又是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他漫无目的地沿街走着，冀望能遇上一个熟人，或是碰上一个意外机会，得到一顿饭吃。他穿过前门，走过东骡马市大街，来到天桥附近。然而，幸运之神这次特别吝啬，沈从文所冀望的全没有出现。这时，一支奇怪的队伍正从他身边走过。最前面的是一个军人模样的人物，手里摇摇晃晃举着一面小白旗，身后跟着七八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的同胞。
沈从文紧走几步，傍近那个举白旗的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拿旗的人打量了一下沈从文，无所谓地笑笑，回答说：“跟我们走，有饭吃。”
沈从文心里一动，也许可以试一试运气，临时混一顿饭吃，便跟到队伍后面。队伍在天桥杂耍棚附近转了几圈，便在一处停了下来。然后依次到一张桌子前画押按手印。快轮到沈从文时，他瞧见了放在桌子上供人画押的表格，一下子明白了就里，赶紧悄悄地离开了队伍，带着失望转回他的“窄而霉小斋”。
一个月后，沈从文又出现在天桥附近，情形一如前次。同样的一支队伍又从沈从文身边走过。沈从文已经明白，那个举白旗的人物，是直系或奉系军队的招兵委员，跟在他身后的同胞正预备去卖身当兵。他当然清楚，自己正是为了寻求知识和理想，才脱离军籍的。现在怎能走回头路？可是，饥饿的压迫这时正产生了一股力量，推着他不由自主地又一次跟在队伍的后面。他晕晕糊糊地走着，心里起着悲愤，同时缠夹着理不清的混乱。……又快轮到他填志愿书、按手印领饭费了，沈从文心里突然起了一个回音：“既然为信仰而来，千万别要把信仰失去！”他吃了一惊，将一双饿得昏花矇卑的眼睛，看定远处，镇一镇神，终于从混乱无主的情感里逃了出来，又一次转身离去。
１９２４年冬，沈从文于百般无奈中，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自己的处境。这时，郁达夫正受聘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沈从文也想到了他。１１月１３日，在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后，郁达夫到公寓里来看望沈从文了。这一天，外面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郁达夫推开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桌前，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听见门响，沈从文回过头来。一位年约３０的年轻人，身体瘦削，面庞清癯，下巴略尖，正眯缝着双眼站在门边。“找谁？”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
“我就是。”
“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写下去。”
……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郁达夫感到脊梁一阵阵发冷。公寓大厨房里，正传来炒菜打锅边的声音。
“你吃包饭？”郁达夫问。
“不。”
瞧瞧沈从文的神色，郁达夫一切都明白了。他站起身来，将脖子上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从文身上。然后邀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结帐时，共花去一元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会了帐，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半个世纪以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时，两人谈及了这件往事。
沈先生对我说这话时已是７０多岁的老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留给我了。那时的五块钱啊！”①当时，郁达夫在大学任教，经济上也极窘涩。月薪名义上是１１７元，实际上只能拿到３０多元，也正处于“袋中无钱，心头多恨”时期。大冬天身上穿一件用了多年的旧棉袍，不得不变着法子应付目前。沈从文的遭遇引发着他对社会黑暗的强烈不满。从沈从文住处回去的当天晚上，他便挥笔写下了那篇题为《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的著名文章。在文章里，他称赞了沈从文“坚忍不拔的雄心”，也诧异于沈从文的“简单愚直”。末了，还给沈从文献了摆脱目前困境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到外面找事作；或者去革命，去制造炸弹。中策是想法弄几个旅费，返回湖南故土。下策又有两种办法，一是应募当兵；二是做贼去偷。最好先从熟人偷起，如沈从文有钱亲戚老Ｈ家（Ｈ即熊希龄）。如慑于Ｈ慈和笑里的尖刀，就先到自己这儿来试“破题儿”。①——这当然是郁达夫一时的愤慨之辞。他当时还并不深知沈从文，只看到沈从文生活上的困顿，却不明白沈从文是在什么情形下走出湘西，又是为着什么而自甘如此忍苦。
郁达夫探望沈从文三个月后，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遥夜——五》。文章叙述沈从文乘坐公共汽车的一段经历，在将自己与有钱人的对比中，倾诉自己窘迫处境和内心感受到的人生痛苦和孤独。
这篇文章被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看到了。有感于青年学生的艰难挣扎，这位生活素朴、自律甚严、富有同情心的学者，写了一篇署名唯刚的文章。在引用沈从文《遥夜——五》的一段文字后，文章说：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在《遥夜——五》中的一节。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然而凄清，无聊，失望，烦恼，这是人类什么生活呢？①
随后，林宰平托人找到沈从文，邀他到自己家去谈天。这陌路相逢的一老一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从沈从文的谈话中，林宰平明白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并非大学生，而是一个入学无门、在逆境里自学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不平常的经历，心中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使他深深地感动了。末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沈从文说：“要找事作，可以替你想想办法。一个人仅仅活下来，容易；可是活下来，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去，却很难。”１９２５年５月，得林宰平和梁任公的介绍，沈从文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去香山慈幼园图书馆做了一各办事员，月薪２０元。在这期间，沈从文曾去北京大学专门学过一阵子图书管理。这时，熊希龄正在北京主办慈善事业，香山慈幼院即由他开静宜园所建，收容因水灾无家可归的儿童，并被推为理事长。令人奇怪的是，沈从文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为什么不曾得到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的熊希龄的帮助？去香山任职反而要通过林宰平和梁任公的介绍？对此，沈从文一直不愿直叙其详。也许，他曾经找过熊希龄，而熊希龄不愿背上这个“包袱”。郁达夫文章中所说熊希龄“慈和笑里的尖刀”，曾伤透了沈从文的心；也许，沈从文有着自己的打算。在沈从文终于上山以后，熊希龄曾不止一次将沈从文叫去，两人议论国家大事直到夜深，但两人最终有了隔膜。
事情起因于沈从文发表的两篇有关香山慈幼院的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香山慈幼院这时由一个新化县人当教务长，此人是宵小势利之徒。对上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下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因不满于他的为人，沈从文在《第二个狒狒》里，专为他画像，并连带讥讽了慈幼院十八般武器俱全的“武库窖”。文章还叙及自己和这个“第二狒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