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寂寞而死亡。我把这个看法转述给一位大陆学者。学者芜尔一笑，是的，
确实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粮食不够。没有民居就要不到粮
食。
“饥荒会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国人。”他笑着说。
我站在上海最拥挤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绿灯一亮，
群众，不，“人潮”的汹涌推动像巨大的海浪。不习惯人潮的我马上觉得晕
眩，有一点要被淹没的恐惧。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不理解什么叫“面貌
模糊的群众集体”。在我身边推来挤去的“群众集体”，对不起，各有各清晰
异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无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丽有的平庸。
许多人汇入街上流动的人潮，其实并不是为了来求取群众的体温和慰
藉，而是为了来寻找个人的孤独和自由。单位里的生活公式如此机械，配给
的住房如此狭隘，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密不通气，最美好的逃避空间反而是公
园里、大街上、河堤边，那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
群众里的个人互不相识因此互不干扰，提供给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
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国，看起来代表集体的群众其实反而是一种个人主义
的表露；没有一个地方比在群众里头更孤独、更宽敞。
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漫步走进文庙。老人聚集在院落里，有的下棋，
有的练拳。桥拱上肩并肩坐着一整列老人，无所事事地低头打盹或仰脸晒着
太阳。若用镜头摄起来，这又是一个“集体图”：几百个老头，剪着一样的
平头，穿着一样的蓝布裤，脸上有一样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里的一个老头。齐景公到麦丘游玩，碰见一
个八十五岁的老人。
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胡，宜国家。”公
曰：“善哉！
子其复之。”曰：“使君之嗣，寿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
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
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
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谁又敢说那文庙“集体图”中的老头儿们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个人呢？我们
坐在一个餐馆里头，两个朋友辩论起来。陈说，他觉得国家很有希望，已经
允许私人律师开业。
“这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他略带酒后的兴奋，“这表示老百姓也可以
控告政府不法，律师可以为他辩护。这是法治的基础呀。”王却摇头：“美则
美矣——”他开始分条列举实行上的种种困难。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
来。
我们在餐馆外的人行道上告别。街上依旧人潮汹涌。暮色中，朋友们
没入群众，不一会就辨不清背影了。
唉，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个人的面貌，清清楚楚，在群众里。
而那根本不是什么“杰出成就”。唯一的条件是你必须和“非我族类”
站在同一高度的平地上，因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直视他的眼睛，认出他独特
的个人面貌。WolfgangBauer 所为，不过如此。
后记：对欧洲人的批评，我想，用欧洲人的语言写，比较有对话的可
能。本文原为德文，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中文版为适应国情，稍
有修饰。
（原载1997 年7 月31 日《文汇报·笔会》）·德国读者回响·中国人
以为西方就是美国——赫曼·哈特曼龙应台对德国人亚洲观的批评当然有一
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只批评德国人就未免片面了。对于异族文化的无
知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我们若知道许多中国人，甚至教育水准高的中国人，
怎么看德国人，准会极不愉快地大吃一惊。
我在台湾读书和在中国大陆旅行时就发现，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美
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起源，而所有
西方国家都或多或少依附于美国。
把整个西方简化为美国这个概念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使不
少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深感受挫。
这当然也不必苛责。只有在有了实际接触之后，认识到对方的烦恼和
愿望、梦想和期盼之后，我们才能看见群体中的个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
无知和经济上的优越感结合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市场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必须尊重文化的平等。
遗憾的是，许多在德国公司里工作的入了德籍的中国人一方面要承受
德国人指摘他们“忠诚不够”，一方面要防御来自中国人的同样的批评。文
化的误解很难厘清。
第12 节 一本书的背后
数字是能泄露秘密的。譬如说，在人口八千万的德国有两千一百零九
家出版社（包括前东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国大陆有五百六十四家，台湾
登记着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书以上的其实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 德国有四千六百七十家书店，1996 年总营业额是九十六亿美元，
相近于中国大陆的七十亿美元和台湾的三十二亿美元。
把小说和诗制成录音带或CD 的有声书，德国人放在汽车里，一开车就
听一段。每年有三千万美元的有声书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净得工资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书
报上。男性中有47 二个人愿意买一本价值超过二十美元的书，在东德，却
只有十三个人愿意付这样的高价。
德国的作家和台湾作家一样，靠写作是不能谋生的。诗人出版诗集一
般只印个五百册、一千册。散文和小说初版通常是五千册；能卖到一万册的
书，就可以称得上是“畅销”书了。
数字勾勒出一个轮廓，但是无法表现一个社会的实质。我的朋友克劳
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托玛斯·曼传记。在最后定稿之前，出版社的
责任编辑和他“闭关”到一个旅馆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阅稿。编辑本身是个
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作者的内容取舍、文字风格、章节编排等等提出全面
批评，与作者推敲讨论，最后才算定稿。
克劳斯的书总共有一万多个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编辑，负责将这一
万多个注解逐条检验：不只是检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误植，还要翻找出每一
条的出处，证明注解的翔实确切。
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信誉和品质，他必须保证这一万多条注解不是作
者有意杜撰或无心滥植的。
这家出版社还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一个面对大众的出版社。克劳
斯的托玛斯·曼传记也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题书，两千
页，面对一般读者。
两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只是数量罢了。出版社拥有什么程度的编
辑、如何对待它的作者、如何制作它的成品，是质量的问题，从数字里可看
不出来。
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时时在检验自己的德国人这几年又开始忧心文学
的前途了。畅销小说全是美国作家的天下。德国作家是不是“严肃”过度、
与读者脱了节？评论家不断在质问。而数字，又告诉人们文学的领域越来越
小：1963 文学书。
1993 纯文学书。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纯文学在整体比例中缩减了大约30％，幅度
不可谓不小，难怪文化评论者痛心疾首：纯文学不再有大众，只有小众、分
众了。
可是数字有扑朔迷离的面貌。纯文学比例降低了，然而总数却仍是增
加的。1963 年德国出版的纯文学书是5243 种，1993 年却是9303 种，人口
当然还是那么多。乐观者可以说，虽然电视电影光碟电脑攫取了人们大量的
时间与注意力，德国人阅读的文学书竟然还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异哉。
我倒不惊讶；在这么一个喜欢安静、崇尚深沉的国度里，文学啊，绝
对死不了。德国人性格里的认真，在我看来，简直就像豹皮上金黄的斑点，
走到哪儿亮到哪儿；是摆脱不掉的胎记。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去法兰克福听
一场作品朗读。晚上的节目嘛，不管是音乐会、电影或演讲，两个小时也就
结束了吧。可是这场文学作品朗读会，使我终生难忘。在一个小小的画廊里，
来了大约三十个观众，其中有几个婴儿像袋鼠一样趴在年轻母亲的胸上。该
朗读的作家、作家的翻译者、作家的评论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还超过三
十人。
朗读从6 点开始。8 点，我觉得脖子酸了。9 点，腿坐麻了。10 点，吸
收能力开始下降，听得不知所云——但是我坚持着；我要看看这德国的文学
爱好者，能耗到什么时候！
11 用他低沉单调的声音念一段小说；我两眼发直，头昏脑涨。
清晨1 点，我逃离现场，心里充满恐怖感：爱文学可以爱到这种地步，
饶了我吧！
他们究竟是几点钟散的，我当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个一万七千人口的小镇上；这个小镇有一个图书馆、三家书
店、三个画廊，还有一个表演厅。图书馆的书架是开放式的，随人进出，免
费借书。三家书店规模都不大，但是由于德国书商的电脑联线系统，任何在
书店当场找不到的书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递到书店；再小的书店，再远的村子，
再冷僻的书，二十四小时之内都可以买到手。目前有七十三万种书可以购买，
书名全在书店里的电脑荧幕上。
在小镇中心的表演厅每周节目不断：话剧、舞蹈、音乐会。。。作家
朗诵更是不可少的活动。在这个崇智的社会里，作家依旧有他特殊的光环。
小镇居民在买菜的路上看见作家的海报，于是折进书店买一本他的书——买
不到就订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带着那本书，在讲厅前排坐
下，专心地聆听作者朗诵书里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里床上自己看那本书，
但是他一定要来这里看见作家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最后，他也排到队伍
里去，等作家在他的书页上签下名字。这本书，对他，似乎就有了特别的意
义。
第13 节 一株湖北的竹子
春至后离开欧洲，从越洋电话中却可以继续得知春天的发展。“花苞尖
尖像陀螺的那个叫什么花？”六岁的飞飞声音清脆，像冰过的梨。“叫木兰。”
“对，木兰开花了。很大朵，粉红的。”那是暮春三月。接着是满树雪白的
梨花，风吹起来的时候，细细的花瓣飘下来，把池塘的水盖住了。然后是粉
白中带点绯红的苹果花。“人行道都变粉红色了，”电话那头说，“可是你回
来的时候，妈妈，大概花都开完了。”不会的，我说，五月初回去，野地里
的蒲公英还在，而且雏菊马上要冒出来；蓝色的毋忘我也一定还开在墙角。
紫丁香不也是五月的花吗？还有六月的玫瑰和茉莉。。五月初如约地回到欧
洲的家。飞飞和哥哥正在院子里挖蚯蚓。丢下铲子，奔跑过来，满手黑泥，
争相拥抱，嘴里却继续报告季节的消息：”陕点来看，妈妈，竹子开花了，
好漂亮！”竹子开花了？放下行囊，我们走向花园西角的竹丛。啊，真的开
满了花穗，鼓胀地包在红褐色的苞片里。早晨淡淡的阳光洒在竹丛，升起一
点薄雾的感觉。我摸摸那仍旧滑绿的竹杆，发现地上已经落了一园枯干卷起
的竹叶。
孩子们不可置信地听我的解释：怎么会怎么会呢？苹果花梨花年年落、
年年开，花开结果，果子又变花，这竹子怎么会开了花就死？我也不明白。
竹子不是每九十年或一百二十年才开花死亡吗？这丛与玫瑰花比邻的竹子才
来我们家三年，来时还是一丛年纪轻轻的嫩竹，园丁说的，不是吗？那么青
葱精神的竹子，怎么会未老先衰呢？尘埃洗尽之后，我终于可以就着一杯热
茶，坐在五月的阳光里翻看过了时的报纸，完全没有预料到，一翻开就是竹
子的新闻：欧洲竹子全面开花，濒临死亡。
原来欧洲的竹林来自一根竹子。1907 年，英国人威尔逊从中国湖北用
船运了一株竹子回到英国，并且以他钟爱的女儿之名为竹子取名：Muriel。
原本无竹的欧洲从此就有了竹子，名叫“妙瑞儿”。德国大约就有五百万丛
竹子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花园里头，在九十年后的今天，默默地开了花。
我丢下报纸，匆匆往竹丛赶去，仿佛追赶一个对自己生死交关却即将
失之交臂的人。我在离竹丛三步之遥停下来。这和我相伴了三年的竹子，竟
然和我来自同一片土地。那花穗，和苹果花梨花玫瑰花比较起来，简直粗糙
得像杂草一样，可是，它酝酿了几几乎一个世纪才开花，酝酿的过程该是如
何的精致细密？昙花在夜里偶放，就使人们惊叹不已；这竹花一世纪才绽现
一次，就在我的院子里啊，我觉得惊心动魄。
从匈牙利到英国，从瑞典到西班牙，千万丛的竹子，在我驻足凝视的
此刻，点点滴滴绽开了花穗；每一粒花穗里埋藏着种子，每一粒种子里埋藏
着时间，回走的时间里埋藏着1907 下的嫩竹，虽然年纪极轻，虽然竹叶新
绿、竹杆初挺，但是它已经承继了1907 年以来的岁月，一日亦不稍减。即
使是昨日培植而成的新枝，今天也已到了开花的时辰。原来每一粒种子里不
只埋藏着过去，还隐藏着未来。
剪下几枝竹花，插在瓶里，放在案头。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随着风
飘进来，使5 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烂漫的欢快。孩子与竹花之间，一
定存在着一种关系；让我在这竹花前坐上几分钟，我可以听见极其细微的遥
远的声音。
1907 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
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
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
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
今犹狂喜不已。”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
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19071900 上野公园所流的眼泪，无数个近代中国
知识分子都流过，是感时忧国的眼泪。那些眼泪，原来早就埋藏在他出生当
日的啼哭里。或者更老：1874 年日军犯台、1860 年英法联军陷北京、1840
年鸦片战争。。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蒋梦麟、鲁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泪其实那
样苍老。他们的感情承继了自己族人一脉相传代代累积的忧结；二十岁的生
命背负了一个世纪的重量。
也是1907 年，二十六岁的台湾人林献堂在日本奈良遇见梁启超。闽南
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
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
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
遇，诚非偶然。”不，当然不是偶然的。台湾林家的优秀子弟和来自广东的
进步分子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发抒共同的感叹，诚非偶然。他们的感叹里
深深埋藏了背后整个世纪的痛苦和挣扎。
星移物换，我们走到一个世纪的尽头，和蒋梦麟、鲁迅、林献堂、梁
启超仍是同一个世纪。英姿焕发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来的，那
台北、台南来的，走在纽约、东京、墨尔本的街上。当他们在某一个公园里
独自流下眼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