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但是，神道设教的方式本身却说明了《周易》的筮占和《洪范》的五行已失去了原来的神圣性，不再使人有一种信赖感，而对它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子服惠伯提出，”且夫《易》不可占验“，对《易》占筮兆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又如《左传。僖公四年》记载：“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郑玄在《礼记。曲礼注》中对此评论曰：”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是渎龟策也。“《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结果”不吉“。楚灵王见龟卜的结果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便咒天骂卜，”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从怀疑到亵渎、诅咒，可见卜筮的权威性已丧失殆尽。
春秋战国之际是乱世，群雄并立，一尊观念淡漠。乱世逼迫统治者、士大夫们现实地看待社会，分析问题，使人们远离神教信仰。另一方面，朝不保夕，祸福旦暮的动荡乱世使人们在信仰上缺乏专一性。不仅占卜的方式缺乏一种虔诚的态度，而且祈求的对象也杂乱不一。天、帝、各种类型的神灵、先祖等等都可成为祈求膜拜的对象，没有真正的一神教。这种对神灵信仰的不确定性反映了当时社会理性意识的觉醒，人们的思想开始从盲从、迷信向独立、怀疑的方向发展。
到了以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诸子私学思潮兴起的时候，理性的态度已是认识倾向的主导。诸子私学在认识活动中开始重经验、重理性，神道设教已不是主流。他们排除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或对人事的干涉，对一些一时不能解释清楚的现象往往采取疑者付阙的态度。他们更注重原则上是可观察到的现象和物体，将那些不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不能和其他物体发生相互作用，也不能传递任何信息的各种臆想客体排除在人的认识、分析、研究的领域之外。他们不再在筮兆，卜兆中寻找自己理论和思想的依据，而是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从龟卜—→筮占—→神道设教—→经验主义、理性分析，这样一个思维发展过程正表征了理性和迷信冲突的过程。
老子不谈卜、筮。他用“道”、“阴阳”、“无”等一系列范畴排除了六合之外的神格的存在，认为自然、社会都按照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规律发展，否定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和支配。在老子以，“无”为本的道论中，已没有神鬼存在的土壤。既然宇宙的本原是一种无差别的，绝对均匀的存在状态，那么大千世界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只能在物质世界的本身寻找动力原因。“反者道之动”的论断揭示了事物变化的基本动力正在于物质内部的对立面，而不在于神灵的主宰作用。
孔子学、用《周易》和《洪范》，已剔除其筮卜的迷信成份，而是从哲学思维的角度，用分析说理的方法看待在爻卦变化的形式中所能表现的存在、变化的一般规律。《论语》中没有五行踪影，对《周易》，传说“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 《论语》也记载了孔子曾学《易》及孔子对《易》的评价和态度。孔子对《周易》是用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并对《周易》原来的筮占因素进行了哲学改造。孔子认识到《易》的价值，认为这种爻卦变化有序的形式结构能够被用来表达对事物一般规律的认识，能够成为一种理论学说体系的构架。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 这里孔子所说的无大过，似包含了对一般规律的认识，即所谓知天命和自己学说成熟这两层含义。孔子学《易》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不占而已矣“，即应摈弃《周易》原有的筮占方式而着重于假借爻卦的形式结构，从义理上引伸发挥，以此构成一套形式和内容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孔子对《周易》的态度和改造对后儒有明显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易传》虽不一定出自孔子之手，但《易传》利用、改造《周易》的爻卦形式框架，以阴阳八卦为中介，联系了天道和人道，用天象征人事，用自然现象的普遍性来论证儒家对社会人事一般规律的认识的正确性，这些方面都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易传》和孔子都注重由君臣、父子、夫妇为基干构成的社会秩序，只不过《易传》进一步用”一阴一阳之谓道“，将这种社会秩序概括为天经地义的普遍规律。
墨子不谈筮占龟卜，对五行相胜的形式框架完全否定，“五行毋常胜，说在宜”。 墨子在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中认识到五行相克的终始循环论不是一种对因果联系的反映和总结。墨子举例说：“火炼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火、金、木之间在冶炼时的相互关系，完全是由具体条件决定的。实质上，墨子是将五行相克的固定形式看成是一种迷信。
理性态度在墨子思想中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是对经验知识的重视。墨子相信人的感觉在反映客观事物的可靠性，相信人的经验知识的真实性，相信人的实践能力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用经验反对占卜迷信。否定天命的存在是墨子思想的必然结论。其二是取实予名，察类明故的理性分析方法。墨子认为概念的适当与否应与事实相吻合与否为判断依据，按照物质材料、几何形状或属性功能等一定方式对事物进行分类简化是进一步认识事物本质联系的基础，肯定因果联系的客观存在，相信能通过经验知识和理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揭示并表达出来。墨子以众人耳目之实为基准的经验论代替了筮占的迷信行为，以察类明故的理性方法代替了天神主宰意旨的存在。
西周官学到诸子私学，从思维方式的发展看，确实是一个从迷信走向理性的过程。理性的觉醒是人对自我认识和评价的提高，标志着在人和自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个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信性的增强。人更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理性思维，不再依赖于冥冥神灵的庇护。这样，在人们的头脑中，自然的图景，社会的图景完全发生了变化。各个社会阶层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按照各自的地位来认识、描述自然和社会，构画自己的理想境界，寄托了各自的追求和希望。以老子、孔子、墨子为起端的诸子百家虽然不少都采用了托古改制的方式，但绝少筮卜的迷信方式。诸子思潮对西周官学的否定，其重要内容之一，正是理性否定了迷信。同样，理性代替迷信也正是以老子、孔子、墨子为起端的诸子思潮汹涌澎湃，席卷社会的一个原因。这是科学与民主代替愚昧与专制的一种古代形式。
第二章 墨子与墨家学派
一、墨子生平和《墨子》全书的结构
在西周官学和诸子私学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墨子和墨家学派是代表社会下层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思想。如果说，孔子的儒家带有没落贵族士的特征，他们在对西周官学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以“仁”、“礼”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力图在新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上下有序的社会秩序，那末，墨子及其学派则明显带有上升庶民士的特征，他们强烈要求保护新兴的小生产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墨子及其许多弟子本身都是手工匠出身，“墨”的原意是使用绳墨之木匠。 他们直接参加了生产实践，生活在社会下层，以节俭自苦为乐。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动荡中，原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解体，工商食官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各种个体手工匠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阶层，贩运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个体工业的繁荣。个体手工匠和小农作为小生产者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主要力量，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中的佼佼者通过学—→士—→仕的途径，登上了政治舞台。墨子和墨家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社会背景下崛起的，代表小生产者所理想的社会。
（一）墨子生平
墨子的生卒年代和国籍是一个聚诉未决的疑案，连一代史家司马迁，作《史记》广求精审，集采极博，先秦诸子多列言行为传，而于墨子只在《孟子荀卿列传》末附缀24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连生卒年代都不清楚，事迹几不可考。《汉书。艺文志》也只大概地说：“墨子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衡传注》稍微确切一点：“公输般、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孙诒让在《墨子閒诂》中根据《墨子》53篇记载的历史事件为参证，认为，“墨子之后孔子盖信。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92 年），当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 按公历计，孙诒让认为墨子的生卒年代约是公元前468 —387 年。梁启超根据墨子所曾接交之人来推定墨子的生卒年代，认为，“要之墨子之生，最晚不能幼于公输般三十岁（公输般之生，最晚亦当在孔子卒前十年。）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於郑溃Ч贿敝笕辏ü�390 年），最晚不能晚于吴起遇难之年（公元前318 年）。卒年既大略考定，持以上推其生年，使墨子老寿能如子夏者，则亦可上逮孔子也。”所以，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间，公元前468 至459 年），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孔子卒於公元前479 年）。墨子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到廾年之间，公元前390 至382 年），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孟子生于公元前372 年）。“ 按公历计，梁启超认为墨子的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463 年—385 年（前后误差5 年）。钱穆根据墨子与公输般的关系，墨子与孔门弟子年岁的比较，墨子与楚鲁阳的关系及《墨子》中《耕柱》、《贵义》、《鲁问》、《公输》五篇所记载的墨子言论行事考订了墨子的生卒年代。按公历计，钱穆认识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79 年，约卒于公元前394 年（生、卒年份至迟不出10年）。 侯外庐等酌定墨子的生卒年代为周敬王三十年（孔子卒前10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按公历计为公元前490 ——403 年。 任继愈认为：”墨子的生卒年虽难以确切断定，但是可以考其大略。止楚攻宋应是可信的历史事件，它发生在公元前445 —440年之间，此时的墨子当在壮年（太老不能长途跋涉，太年轻不能有弟子三百人），再结合其他资料推断，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80 年，约死于公元前420 年，他孩童之年当是孔子老死之时，其主要活动年代在战国之初，止于韩、赵、魏三家正式分晋和田齐代姜齐之前。
根据各家考证和现有史料要精确断定墨子的生卒年代是不可能的，意义也不是很大。各家考证的生卒年代，其误差约为20年左右。这些考证和史料也大致勾画了墨子所处的时代和主要活动年代，对深入理解墨子思想及其时代背景是很有必要的。
墨子上逮孔子，下接孟子，墨子思想作为儒学的一个对立面，是在直接和儒家思想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儒家从孔子经曾子、子思到孟子正是一个发展上升的过程。前期儒墨的对立，表明了孔子开创的“有教无类”的私学的深入发展。
不仅西周官学成为社会思潮批判的对象，而且对西周官学采取温和批评态度的孔子儒学，墨子对其也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儒、墨两派直接的思想斗争为以后的百家争鸣准备了舞台。义利、古今、礼法、天人、名实等诸子共同关注的时代命题正是由孔墨之争为起端的。
墨子成年和活动的年代大致是在公元前453 年前后二、三十年。这个历史时期以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晋地为标志，说明自平王东迁以来，政由方伯的政局继而发展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天下恶乎定”， 战争频繁，社会的宗法关系和等级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这为士、庶阶层的活跃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形成了“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的状况，不管国籍，不管出身，不管贫富，有才能者，遇机会一跃而成为将相，这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的墨子及其学派，才能“徒属弥众，弟子弥丰”， “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成为当时唯一能与儒学相抗衡的显学。
在孔子时代，虽然周室衰微，僭越多见，但“尊周”仍是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子，“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攘夷”仍是各诸侯争霸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到了墨子时代，兼并战争成了政治斗争的全部内容，耕战成了各国的基本国策。足兵足食，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生死存亡的危机迫使各国相继变法，实行政治改革。这实质上是社会各阶级相斗争的结果。这种政治变革有利于士庶阶层突破血缘门第的限制而进入仕途政界。这点也正是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的墨子学派能显赫一时的社会原因。
墨翟是宋人，还是鲁人，亦是一个纷讼未决的问题。孙诒让引了关于记载墨子是宋人的文献有：葛洪的《神仙传》，《文选。长笛赋》，李注引《抱朴子》，《荀子。修身》，杨注和《元和姓纂》。其中《元和姓纂》说：“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 杨向奎认为《元和姓纂》的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一直到南北朝时还有姓墨台氏者。《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后有目夷氏，《广韵》“夷”字注，以为是宋公子目夷后。“目夷”也作“墨夷”，“翟”与“夷”古音可以通假，“墨翟”可能就是“目夷”之别写。 ……顾颉刚曾比较系统地考证了墨子是宋人。现将顾颉刚的论述转引如下： 我们以为，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姓上可以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按《史记伯夷列傅索隐》引应劭说：“（孤竹）盖伯夷之国，君姓墨胎氏，”又《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孤竹，……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是知伯夷姓墨胎。《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说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则以墨子为孤竹君之后，由墨台（胎）缩短为墨姓的。梁玉绳《汉书古今人表考》说：“考《北周书怡峰传》，云‘本姓默台，避难改焉，’则‘台’即‘怡’字，作‘胎’非也（原注：台有胎音，故误。）”据此，则“台”应读作“怡”，直到南北朝时还有姓墨台的。又考史记殷本纪，殷后有目夷氏。《潜夫论志氏姓篇》以《目夷氏》为微子之后。《广韵》《六脂》“夷”字注云，“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则公子目夷之后为目夷氏。这个目夷氏又作墨夷氏，世本说：”宋襄公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广韵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宋襄公子“当是”宋襄公兄子“的传讹。《通志氏族略》又说：”墨台，宋成公子墨台之后，“此”宋成公“当是”宋桓公“之讹，则”目夷“直作”墨台“，与伯夷姓合。《左传》僖八年载宋太子兹父与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让国，兹父说”目夷长且仁“，目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这颇与伯夷叔齐相互让国的传说相似。论语也说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伯夷与目夷让国的事既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