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齐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乎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一批学者纷纷从《墨经》中寻求抵御近代科学技术的武器。孙诒让特别引俞樾的话：“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傥是以安内而攘外乎？ ”这种看法道出了当时墨学复苏的一个主要原因。近代中国治墨学者、服膺墨子者盛极一时，他们从墨子思想中主要汲取的是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与近代科学思想本质上相类似，但较为粗糙的科学思想。
当时，封建社会趋于瓦解，以儒道佛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也成了社会怀疑、批判的对象。《墨经》重视科学技术，重视逻辑的思想，和当时传入的近代科学文化可相互参证，从而能成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这也是墨学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
墨子科学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只在两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得到过程度不一的重视。即使在墨学作为显学的战国期间，墨学也是以其社会政治学说和团体组织形式为世注目。墨家以手工业生产实践为基础，结合在名辩思潮中发展起来的形式逻辑的科学思想受到了社会的忽视。先秦诸子，除公孙龙之外，引《墨经》者绝少，他们对墨学的评说也都只言及其社会政治思想，不及其科学活动。
墨家所处的社会对墨子的科学活动、科学思想都不屑一辞，后世对墨家的科学活动亦是异常冷漠。晋鲁胜在《墨辩注叙》中曾说出：“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至今五百余岁，遂亡绝” 。鲁胜注《墨经》四篇仅存其叙。唐乐台注《墨子》，唐志不载，且只字不存。所以，孙星衍在《墨子注后叙》中指出：“汉唐以来通人硕儒，博贯诸子，独此数篇（指经上下，经说上下），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传写讹错，更难钩乙” 。
墨子科学思想的湮灭令人扼腕，其湮灭的原因令人深思。
（二）墨子科学思想湮灭的内外原因
墨子科学思想的湮灭有其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从影响科学思想构成的三个主要因素——思想传统的影响，科学实践对理论认识的要求，社会思想环境对认识自然的要求——分析一下墨子科学思想湮灭的外部原因。
先秦时期有两大变革，一是殷周之际意识形态的变革；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土地所有制变革而引起的社会各领域的大变革。殷周变革后形成的西周天命神学，从内容到形式成为先秦诸子的思想源泉，并长期地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进程。西周官学和诸子私学它们的出发点都是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它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和解决手段，按照各自的思想、观念，构划新的社会秩序，希望社会在思想上、心理上能接受它们的解释。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伦理问题相结合，同宗教相分离的主要原因。社会思想以现实的政治伦理问题作为自己的养料和主要内容，以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科学技术活动被游离于社会主体思想之外，这成了封建中国长期以来的思想传统。
相反，古希腊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活动相结合，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实现了同宗教的分离。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以自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论自然》是他们的论著普遍采用的书名。他们对自然结构等自然问题的各种解释是在感性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假说。这些假说虽然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但很少夹有天人合人，神人同体的观念，也不是为了论证社会政治、道德原则，作为“取辨之物”的工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科学认识活动能够避免政治、道德观念的渗入和干涉，坚持以自然为对象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
自然问题成为社会思想发展的养料源泉，揭示自然之谜成为社会思想的根本任务之一，研究自然的科学认识活动成为社会认识活动的构成部分。这个思想倾向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成为近代科学思想源泉的主要原因。
西周天人合一的社会政治思想客观上要求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相联系，要求从社会人事出发，用自然现象的变化来附合、论证社会变迁和人事更迭。思维内容这一特征要求相应的思维形式来表现，使之能构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致停留在格言式堆砌的水平上，使之能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思想传统。西周时期《易经》中的阴阳思想 ，《洪范》中的五行思想，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形成的两种思维形式。由“—”、“—”两个直观符号构成的64个卦象，由金、水、木、火、土5 个表征物形成的相生相克的联系图。阴阳、五行都是作为一种征兆，沟通了天人之间的联系，沟通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成为一种先验的，强制性的思维形式框架。任何客观事物的内容都被纳入这个图式中，才能得到解释，关于自然现象、自然物体的认识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框架的类比才得到的。这两种思维形式，除名、墨两家之外，大都为先秦诸子所接受，到了邹衍手里，完成了两者的融合。
西周官学是先秦诸子思想的出发点。在主观意识上，以挽救社会危机为己任，争开各种治世良方的诸子，大都接受了“维新”的思想传统，托古改制成了他们进行政治斗争，学术论辩的基本形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也就成为他们各自阐发政治、伦理思想的最有效手段。特别是后来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更是将周礼当作最高规范。以社会政治伦理问题为中心内容，以阴阳五行为解释框架，以天象证人事为思维的基本途径，这些特点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奠定了基调，形成了一种沉重的思想传统。
墨子的科学思想，将自然与社会分离，以自然物体、自然现象作为科学认识活动的独立对象，强调以科学实践为基础的理性分析，反对五行相克的先验图式。这样，墨子科学思想就和上述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大相径庭。在沉重的思想传统的压迫下，墨子科学思想当然很难健康发展。
重农抑商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长期奉行不移的基本国策，反映了封建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这个基本国策维护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巩固了宗法社会的政治结构。
马克思曾对商人、商业及商业资本给予较高的历史评价：“商人对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因素” 。“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放作用” 。“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 。中国封建社会抑商的结果，抑制了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规模、发展形式和发展方向。自然经济形态的小农经济对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没有推动力，而家庭手工业和官办手工业作坊的形式阻碍了手工业生产的社会化，使手工业生产在内部分工和技术深化方面都难以发展，工匠阶层也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墨家的科学活动是伴随着战国时期手工业技术发展和工匠阶层兴起而兴起的。同样，由于以后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和手工业技术的被抑制，以手工业技术实践为基础的墨家科学思想也难以深化而停滞湮灭。从生产技术实践和科学活动的关系来说，这也是必然的。
以农本思想为指导，以小农业、小手工业、小饲养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形成了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科技体系。历代农书从官编到私修，绵绵不绝，与农业有关的天文、物候、医学、数值计算也相应发达。对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研究，从西周的《考工记》到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况且，《天工开物》在崇祯十年（1637年）初刊后，不久即失传，湮灭了几百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由留日学生从日本重新引回中国。该书在“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指导下，也主要注意衣食方面的生产实践。
这种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科技体系，首先“是以土地及其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 。因此，社会对自然的研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都缺乏物质生产方面的动力。科技史证明，社会物质生产的需要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近代科学技术是和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起诞生、发展，互为表里。工场手工业是产业资本产生的重要前提。中国封建社会大量官办手工业是由朝廷置工官来主持、管理和监督的，这是两汉以来的传统。官办手工业和商业资本没有联系，生产的目的与进行大规模商品生产工场手工业不同。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结构中，手工业的生产目的主要是满足家庭的需要。大量官办的手工业作坊其生产目的也只是为了满足统治集团生活享受的需求。两者都没有纳入社会的流通过程。工匠或是家庭个体式的，是类同农奴，社会没有形成雇佣工人的市场。
第二，手工业生产过程在这种模式的约束下，本身也没有内部分工的要求，生产技术只能在家庭式封闭的环境中得到局部的深化。技术传授是父子世世相传，这是中国古代技术发展的主要形式。《考工记》云：“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荀子。儒效》亦云：“工匠之子，莫不继事”。祖传既是技术发展的主要途径，又是专门技术生产最有影响的招牌。祖传的代数越多，招牌的吸引力就越大。一些精湛的技术也在祖传的渠道中任其自生自灭。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记载：“毫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霞。一州唯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这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手工业技术没有通过社会的交流而得到普遍的推广和提高，对理论上的概括、总结和提高也缺乏应有的需求和条件。虽然古代中国在技术上有很多辉煌的发明，但大都缺乏科学理论的概括、总结，不能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高度上加以把握、提高。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会出现停滞、僵化甚至夭折、湮灭的状况。技术实践本身也不能成为科学发展的动力。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孤立、零碎的状况，未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抽象的数学方法上升到理论，形成一种完整的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体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应用技术的成就远大于科学理论成就的原因，也是一些先进的技术发明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作用的原因。古希腊的学者通过逻辑和数学的方法，以理论的高度把握由古埃及人和古苏美尔人创造的技术成就，从而创造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亚里士多德在广泛经验考察的基础上建立自然体系的逻辑方法；阿基米德通过实验，进行抽象演绎，把科学和工程技术结合起来的经验主义和实用倾向；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力图通过严格的数学推理，用定形、定量的数学规律表述自然界的构造和运动的思想；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将物质运动的终极原因归于物质本身的原子论。所有这些，不仅促使了古希腊科学技术的繁荣，而且使其成为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思想源泉。
第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的生存，社会的治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农经济的生产状况，而小农经济的生产常常取决于自然环境的无数偶然事件。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对自然条件有先天的依赖性。这一经济原因是人们的思维将天象和人事混在一起进行考察的中介。人事吉凶，社会治乱和自然现象之间存在有机联系的思想容易为社会普遍接受。小农经济的活动方式也容易导致人们把天地自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和人类、动物等的两性差别联系起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产生阴阳的基本观念，作为对世界认识的出发点。这样，小农经济的活动方式有利于天人感应式的思维方式的滋生和发展。从不同的思维方式的比较来看，以直观类比为基础的猜测性思辨比以察类明故进行分析考察，在这样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更容易滋生、发展，宿命论、循环论比因果观念也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更多地要求从宏观联系上解释季节变化和农业生产周期之间的关系，说明天文、物候和农事之间的一般联系，而不要求对各个细节作具体、精确地分析考察。它需要的是一种具有朦胧概括，貌似全面，可作多方面的领悟的理论思维形式，而不需要那种注重实证分析，注重形式上的细致论证，注重概念明确，条理分明，逻辑一致的思维形式。而手工业生产实践，主要是对具体的金、木、帛等材料的加工、制作，手工业生产着重材料的选择，加工的程序，加工的技巧，注意局部结构及过程的分析比较。另外，小农经济的生产实际对数值计算有直接的要求，它注重数量等值变换的计算，而没有能脱离具体数量的束缚，抽象到对一般数、形之间的联系，现实数量和空间形状的联系的认识。因而，对逻辑分析及逻辑构成的方法自然没有兴趣。所以，以工艺技术实践为基础，以分析、察类、明故为特征的墨子科学思想，只适应手工业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不适应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科技体系的整体要求。
第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对小农经济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 。既然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因而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也就没有需要和可能了。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小农经济也容易得到恢复和重建，只要劳动力和一小块土地就行了，因而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长时期来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进的事实就是明证。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又是一种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限制下的一种僵化的生产方式。它要人们的一切行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墨守成规。社会思想也被归结为一种先验的僵化模式，使人的言行和思想都能在这种模式中得到解释和心理上的满足，并保证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一种一成不变的传统。以实践为基础，以分析为手段，以探求因果联系为目的墨子科学思想当然不被相容而受排斥。
从墨子思想体系本身来看，墨子科学思想的湮灭亦存在四个内部原因。
其一，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不能满足封建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它的湮灭是必然的命运。对一个思想体系来说，一部分的湮灭当然会影响另一部分的发展，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不为后世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