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其色。‘是所不知若所知也。犹白与黑也，谁当？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知其色之若白也，故知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知，不以人所不知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知长。外，亲知也；室中，说知也。”当我们亲眼见到室外物体的颜色是白的，又知道室外物体的颜色与室内物体的颜色相同。由此，可推断得出室内物体的颜色是白的结论。
又如尺的长短是有确定标度的，而物的长短是未知的，用尺去度量物体的长短，从而得知物体确切的长度。这是用已经获得的知识作前提，推出新知识的结论。在从已知到未知推理过程中，墨子强调不能用尚未明确的结论来怀疑明确已知的前提，而应从明确已知的前提去推知尚未知道的结论。这就是墨子所说的：“以所明正所不知，不以所不知疑所明”这一必须遵循的推理原则。从已知推知未知，达到两知之的推理，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过程的理由同样是充足的，结论本来已蕴涵在前提之中。“说”，就是用推理形式，将这种蕴涵关系表达出来，即所谓“方不”，前提到结论的推理有其必然性。
墨子对推理的种类、方法和具体形式进行了分类研究，并在论证、论辩中有效地应用了这些推理形式。墨子将推理的种类大致分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墨子。小取》篇总结了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种基本的推理方法：“以类取，以类予”。“以类取”就是说从大量个别事实中或事物中提取其同类的共性，从而得出关于此类事实或事物共性的普遍认识。这种推理方法是从个别到一般，“以类取”指的是归纳推理。“以类予”就是从对某类事物共性的普遍性认识出发，推出对属于该类的某具体事物某种属性的断定。这种推理方法是从一般到个别，它所得到的结论是同类事物类属关系所确定的，“以类予”指的是演绎推理。类比推理是根据同类事物某种属性相对而对其他属性的断定，它是从已知特殊通过一般的东西作中介推知新的特殊的逻辑方法。墨子提出的这3 种推理方法都是以事物之间的同一性作为逻辑根据的。
墨子说的察类，明类，以类行，就是要求推理的前提和结论具有一定的类属关系。“法同则观其同”， “法。法取同，观巧传。” “巧传则求其故”，“法异则观其宜”， “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与以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心爱人，是孰宜？” 这些论述说明了墨子对推理方法应用的基本原则。墨子认为，前提和结论这两个判断符合相同的原理，两者即存在着逻辑联系，即可“巧传”。前提和结论可“巧传”，是必有其故的。如果前提和结论缺乏直接的同一性，墨子认为，应该分析原因，采取适当的方法，即“取此择彼，问故观宜”，将前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出来。例如，有的人黑，有的人不黑，这就不能得到所有的人都是的结论，但可以得出不是所有的人都黑的结论。墨子告诫的“异类不吡，说在量。” “推之难，说在类之大小。” 在推理过程中必须注意前提和结论类的同一性。如果前件和后件缺乏类的同一性，则推理就会出现误差，所谓“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下面具体分析一下，墨子如何在具体的论战中应用这3 种推理方法的。
墨子为了阻止公输般攻打宋国，和公输般论辩攻宋为不义之举。墨子见公输般，“公输般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藉子杀之。’公输般不说。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般服。“ 在这场论辩中，墨子应用了演绎推理的方法。首先，墨子使公输般承认不杀人为义这个大前提是正确的，然后说明攻宋必杀无罪之人，这是小前提。由此，推出攻宋不义的结论，说服了公输般。这个演绎推理是在杀少杀众都是杀人这样一个类属关系下进行的。
墨子为了论证自己兼爱之说的正确，采用了归纳推理的方法。墨子从三代圣王实行兼爱之事实，归纳在兼爱主张的合理性。“虽子墨子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于禹取法焉。……于汤取法焉。……于文武取法焉。” 墨子又从君臣之爱，父子之爱，兄弟之爱，人与人之爱，家与家之爱，国与国之爱归纳出实行兼爱之必要。实行兼爱能“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爱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 类比推理是墨子应用最多的推理方法，墨子将类比推理又具体分成4 种形式：譬、侔、援和推。
“譬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 譬就是比喻，就是用一种事物、现象作比方，说明另一事物和现象，是用一种大家熟知的事实内容作类比推理的前提。例如，墨子在回答：“为义孰为大务”的问题时，就应用了比喻。墨子说：“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也。“ ”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 侔式类比就是在已被证实的判断的主词和宾词分别增加相同的动词，形成了一种新判断。新旧两个判断相类比而都是肯定判断。例如：”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出；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 ”白马，马也。“是一个肯定判断，在主词和宾词前增加一个动词乘，形成了一个新判断，”乘白马，乘马也。“这也是一个肯定判断。
“援也者，曰：”不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 ”援是对方赞同的事实内容作为类比推理的前提，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论辩的对方承认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是亏人自利的不义行为，那么攻占别国，掠其城市，抢其财富，杀其百姓是更大的亏人自利的行为，当然应属不义之利。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 推理一种归谬式的类比推论。它是把论辩对方的论点作前提，用类比推理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双方都不能接受。由此，证明对方的论点是荒谬的。例如，墨子和公孟子论辩天命有无的问题，“公孟子曰：”贫富寿夭，然在天，不可损益。’又曰：“君子必学。‘子墨子曰：”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其冠也。’“ 要包住头发必须带帽子，去掉帽子是包不住头发的。这个判断说的是生活常识，大家都承认。人应该学习，这是公孟子的论点。如果相信天命存在，一切都由天命安排，则要人学习是做无用之功，就象去掉帽子要人包住头发是不可能的一样。
（二）墨子逻辑的故、理、类
墨子对名、辞、说三种思维形式的研究成果和形式逻辑关于概念、判断、推理这3 种思维形式的认识十分相接近，墨子逻辑学和形式逻辑有其相同性。另一方面，墨子逻辑学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即和西方逻辑学、印度因明学相异的地方。墨子关于逻辑推理的结构和形式，既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三段论，也不同于印度因明学的宗、因、喻。
墨子说：“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只有故、理、类三物必具，然后辞以生。” 墨子这里所说的故有两重涵义。首先，它指的是客观事物的所以然之故，是事物、现象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或条件，所谓“故，所得而后成也”。 其次，它是指立辞的理由和根据。一个论题必须有充分的论据才能成立，一个推理过程的前提和结论必须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逻辑关系是前提所蕴涵、规定的，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过程是蕴涵关系的展开。所以说，辞以故生。有人认为，墨子说的故相当于三段论推理的小前提。墨子对推理过程的认识并不是三段论式的，墨子所说的故也不等于三段论推理的小前提。在三段论推理过程中，大前提和小前提依赖中项的媒介作用，建立了某种必然的联系，从而推出结论。大、小前提都是结果成立的理由和根据。如果将故只看成是小前提，则故只是结论成立的部分理由和论据，只将故理解成结论成立的必要条件，只相当于墨子所说的小故。这和墨子“故”的本义不相吻合。
墨子所说的故是结论成立的充足理由，它是结论成立的全部前提的总和，是立辞的全部根据，而不是全部理由、根据、前提中的某一部分。
相应于故的两重涵义，墨子说的理同样包含两层含义。首先，理是指客观事物、现象发生和存在的自身根据。“论诽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诽，虽多诽，其理不可诽，虽少诽，非也。” 一个事物或现象的存在与否，并不因主观的认为与否而定，它们自有存在的道理和根据。其次，理是指在逻辑推理、论证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或规则，这是在论辩、论证过程中应该普遍遵守的。只有这样，推理才可能是合乎逻辑的，论证才可能是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才可能是为大家所接受和认同的。从思维逻辑的结构看，墨子说的理不是指三段论推理过程的大前提，而是指整个推理过程中所应遵循的逻辑规则。墨子将理喻为走路的大道，对思维的过程和方式起了一种规范的作用。只有按照理的规则，推理过程才能顺利进行。
墨子首先强调“言必立仪”，提出三表之法作为立辞之仪。子墨子曰：“言必立仪，言而无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辩，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墨子认为，任何言论是否合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古者圣王各种历史经验，是否符合现实社会百姓大众的感性经验，是否有利于国家百姓的利益。这3 条是基本的判别标准。如果离开这些标准，则任何言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就象立在一个滚动轮球之上的日晷是无法确定朝夕的时间的。
其次，墨子要求立辞之言应该要反映客观内容，“群言之比”必须能“摹略万物之然”。墨子反对言之无物，言实不一的空谈。批评“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稀” 的言行相背的现象，认为言“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子之言恶利也？若无所利而必言，是荡口也。”
第三，墨子认为，言论的是非、对谬的判别必须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评判标准。这样，思想的交流，结论的认同，论辩的明确才有其可能。否则，论辩犹如堂诘河德大战风车，就会失去明确的目标和内容，思想的交流也会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彼此沟通，也就无法得出大家都认同的结论。所以，墨子说：“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 墨子所说的效是一种标准、法度，“法，所若而然也。” 墨子认为，不同形式的标准都可以作为一种法度，“意、规、圆三也，俱可以为法。” 判断一个几何形状是否合圆，可以用“一中同长”的定义判别，也可以用圆规描画的方式来检验，也可以用一个模型圆来实测。又例如测定方形，墨子说：“合，与一或复否。说在矩。” 看一个图形是否是方形（包括正方形和长方形），可用矩，一种直角尺来量度图形的4 个角，如果4 个角都和矩合一，则此图形就是方形，否则就不是。说在矩的意思就指矩作为一种判定角是否为直角的标准、法度。
第四，墨子所说的理，指的是在论辩中，双方都应遵守的一种论辩规则，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一种论辩的道德标准。墨子提出了“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两条基本原则。在论辩过程中，你认可的判断、材料、界定，也应该允许论辩对方认可并应用。你应用有关的判断、材料，将它们作为判据来论证自己的论点，而别人同样这样地应用，来证明他的观点，你就认为是错的。这样作法墨子认为是不对的。反之，你否定某种判断、材料和界定，同样也不能要求对方肯定或应用这些判断、材料和界定。只有论辩双方都遵守了这些规则，才有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论辩，而不致于陷于诡辩。墨子说：“辩，争彼也。辩胜，当也。” 论辩就是要对客观事实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对各种不同的判断必须加以比较、判别，最后应判定那个判断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是正确的。只有这样，论辩才是有意义的，所谓“辩胜，当也。”要达到这个目的，论辩中遵守上述两条基本原则是一个必要条件。“通意后对，说在不知其谓也。” 自然语言有其多义性，只有论辩双方明确界定了，诘问，应答，辩驳才会有的放矢，切中论题。
类是墨子逻辑学最重要的一个逻辑范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墨子逻辑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墨子的逻辑学是以它为核心展开的。类范畴为概念的确立，定义的划分及其相互联系提供了一个框架，如墨子所说的“命之马，类。” “有以同，类同也。” 人们只有运用类范畴，才能具体地反映，区分，认识事物同和异的本质。墨子说：“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 “狂。牛与马虽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牛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有尾。“ 类为判断的形式及不同判断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提供了一个判别基础，人们只有根据这类事物和他类事物之间的同和异，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如墨子所说的，”白马，马也。“ ”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若左自出，右自人。“ 白马是一个类名，马也是一个类名，它们都反映了白马或马这样一类的事实，并且白马与马之间又存在类的隶属关系，”白马，马也。“这一正确判断正是在辞以类行的原则下形成的。爱利是一种主观的想法，所爱之利是客观的事物，两者不属于同类。爱利和所爱之利两者又没有类的隶属关系。”爱利，所爱之利“就是一种有逻辑错误的判断，就是墨子所说的狂举。
类为推理能得以合于逻辑地进行提供了基本前提。如墨子所说的：“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 “异类不仳，说在量。” 前提和结论之间既没有同类关系，又没有类的隶属关系，就不能进行具体的推理。如墨子所说：“推。谓四足兽，牛与、马与，物不尽与，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则误。”“异。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麋与鹤孰高？虭与瑟孰悲？” 四足动物和四足兽是两个类名，它们之间不存在完全的隶属关系。四足动物有部分是属于四足兽，如牛、马；四足动物有部分不属于四足兽，如蜥蝎。因此，不能从牛马四足是兽，推出其他动物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