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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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 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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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蔓延在香港、柬埔寨和缅甸表现得比较严重。
  第三阶段始于1967年夏,当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中止暴力活动、
实行军管和解决毛的继承人问题的决定。这些措施及苏联的军事活
动直接导致了下列事件的发生:1969年3月的中苏边界冲突;4月,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决定把中国支离破碎的外交政策重新收拢;10月,
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政治和军
事压力,此外,还最终促成了中美和解。因此,文化大革命“活跃
期”结束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中国不但
卷入了与超级大国的纠纷之中,而且,国内事务与外交政策间固有
的密切联系也恢复了。
 
第一阶段,  1965—1966年
 
  在第一阶段,北京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担心三点。第一,如果美
国对越南的干预进一步升级,是否需要中国作出更直接的反应;第
二,如何与莫斯科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第三,如何对待印度尼西
亚迫害华侨的事件及雅加达和印尼其他地方的暴民对中国外交机构
的袭击。1965年末和1966年,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对北越的空袭,并
连带轰炸了停靠在海防港口的中国船只及河内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军
事援助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①这自然又一次引起了北京的担忧:是
否应该采取更直接的行动,特别是在美国人把战火烧到中国南部的
情况下。但是,美国竭力不让空袭扩大到中国领空,双方达成了两
国空军不交锋的默契。②不言而喻,只要中国继续向北越提供军需物
资、在北越驻军并建立维修设施,中国人必会处在美军空袭的威胁
之下。所以,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北京说得多,做得少;随着美军空
袭的日益频繁和残酷,北京发出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在中国各个城
市举行群众集会;当美国战斗机侵入中国领空时它只采取防卫措施
而不进行实际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定要拒绝约翰逊政府
首次提出的建议:③通过改变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不扩大越南的军事
活动来改善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发出的这些明确的和解暗示不感
兴趣。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一再提出这些建议,加上苏联的军事压
力,最后终于引起了中国的重视。
  中苏关系主要受下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苏联在越南冲突中
的作用;二、北越和美国在苏联调停下和解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
能性在当时有多少)。④考虑到美国已几次试图利用克里姆林宫的调
停(虽然这些调停基本上未见效)把越南人拉到谈判桌边,中国人
非常担心苏美会“互相勾结”,作出与国际缓和有关的决策。美国
的几次努力都无结果,因为河内不打算再次在未获全胜的情况下结
束战争。⑤但这丝毫未减轻中国人的疑虑:苏美两国可能避开越南问
题和战略武器控制问题而达成有关协议,包括取消苏联对中国的核
保护(旨在抗击美国的进攻)的一项广泛谅解。因此,北京继续利
用一切机会攻击苏联:在次数日益减少的中苏双方都参加的共产党
内部会议上,在中国国内规模日益扩大的反苏集会上,在中国的新
闻媒介中,①一有机会(只要不引起苏联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强烈反
应),中国就直接抨击俄国人。所以,北京拒绝出席1966年初在莫
斯科召开的苏共第23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后来苏联召开的其他会
议,并谴责俄国人向其他主要的共产党递交了秘密信件。北京拒绝
苏联在信中对中国的一切指责,特别驳斥了关于中国阻止苏联的军
事设备通过中国领土运往河内(这种指控似乎确有其事)的传言(和
苏联的谴责),并处心积虑地实施了一项傲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
—明确颁布了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控制苏联船只航行的规定。②虽然
北京和河内的关系几乎完全受美越冲突的制约,但有迹象表明,两
国共产党并非真正亲密无间。河内怀疑北京把阻断苏联的供应当做
一种政治筹码,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反苏。在武元甲将军已经决定
由游击战转为正规战以后,中国还告诉越南人应该怎样进行斗争(如
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河内很难对此表示赞赏。此外,越南劳
动党也不喜欢中共的这种做法:迫使越南在中苏争论中站在中国一
边而不顾此举会对越苏关系带来多大的伤害。
  最后一点,即使在早期,胡志明和他的同事们就知道中国不赞
成北越收复南越,重建一个统一的越南,更不希望出现一个由越南
控制的共产主义的印度支那。①中国对东南亚的长期政策似乎是:可
以共产主义化,但不能统一。由于当时面临着美国的军事威胁,双
方把分歧暂时放在了一边,但北京很清楚,就中国的利益而言,越
南共产党的独立性太大。中国人最了解自立更生的好处,他们在反
对俄国人的运动中就很好地运用过这个方针。他们当然不愿看到这
种斗争手段被用来反对他们自己。因此,70年代中越冲突的种子,
在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双方对待对方的态度中就已扎
下根了。②
  这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被动。北京无力有效地回应
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就是对这一点的生动说明。1965
年9月,印尼共产党的政变计划流产以后,苏哈托政权大肆迫害所
有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嫌疑分子,允许军队和普通公民发现多少杀掉
多少,常常对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③中国当然很尴尬,很痛心,但
却无能为力。然而,当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上并进而波及到中国
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人员及设施时,进行合法
干预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1966年春夏,袭击、抄家、强行搜查、
抢劫中国大使馆和一些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
使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力活动达到了高潮。然而,中国除了提出抗
议、撤回官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之外,仍然无所作为。
当华侨普遍受到迫害时,中国外交部曾要求印度尼西亚允许中国派
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①1966年末,印度尼西亚允许一艘中国客
轮前去接运华侨。中国最后共接回4000余名华侨。
  鉴于印度尼西亚如此挑衅,中国应立即断绝外交关系。然而,
想不到中国当时会采取那么软弱的政策。在每个阶段,采取断然措
施的都是印度尼西亚而不非中国。只是到后来,在1967年文化大革
命的动乱达到高潮的时候,红卫兵闯入并焚烧了印尼驻北京大使馆,
形势才转为对印度尼西亚人不利。而在196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
苗头已经显露,加上北京的力量达不到远离国土的地方,致使中国
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被动和无所作为的状态。在与苏联、美国和
越南的关系中,中国唯一可用的选择是,对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和
北京无发言权的国际事件及决定作一些口头上的反应。
 
第二阶段,1966—1967年
 
  在1966年9月至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期,中国
的外交政策完全是骚乱、暴动和复仇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中国的内政就是如此——的产物。中国不再对国外的事态作出反应,
因为外界也准确地断定中国不仅甘愿处于孤立,而且更希望(外界)
无事。其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内的事态休戚相关。当红卫兵夺
占外交部并揪出陈毅进行批斗和戏弄时,北京的外交政策就降低到
在外交部大楼正门口与吵吵闹闹的“革命”青年进行谈判的水平了。
中国终于获得了长期奋斗的目标:彻底摆脱外国的要求和控制。不
过,这是以完全失去外交政策为代价的。
  中国内部的动乱规模和它对外部世界的言词抨击程度几乎是完
全相当的。1967年6月外交部被整垮以前,中国一直在通过群众集
会推行其外交政策。这使人回忆起了巴黎公社的情景。因此,当中
国想对苏联的某些行动发泄不满时,就在苏联驻京大使馆前举行大
规模的示威游行。初次示威发生在1967年1月。这次示威整整持续
了三个星期。①此外,北京企图在苏联首都向克里姆林宫传授正确的
革命方法:中国留学生途经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
起了流血冲突,然后在西伯利亚的归途上向火车内的乘客展示包扎
着伤口的绷带(他们说伤口是沙俄式的骑兵的殴打造成的)。他们
在苏联的各火车站进行反克里姆林宫的宣传。②在此阶段,在其他国
家(特别是英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
时有发生,旨在报复各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者仅仅是针对
(中国人看来)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特点。
  当俄国人成为中国人开口必骂的目标时,中苏关系当然就更加
恶化了。当双方针锋相对、互相驱逐外交及其他人员(特别是记者)
时,两国的外交关系有好几次几乎断绝。③中国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和
伊拉克——的留学生也在当地苏联使馆前举行示威。当警察与他们
的带头人冲突时,这些人就成了英雄人物。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除用毛的语录赞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
全部精力用于对苏联广播,播音时间增加至每天24小时。中国人曾
直接袭击在华的苏联公民,这是他们所犯的付出代价最大的错误。
不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遭到了抢劫,而且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
俄国船上的官员们也因拒绝佩戴毛泽东的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
众。④此外,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的家属,受到了临时召
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①这些行动在1969
年和1969年以后因苏联人激烈的报复而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还在所有的出版物上继续攻击克里姆林宫,指责苏联与美国“互
相勾结”;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蓄意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残余势力)来反对中国;对越南假支援真出卖等等。②但是,由于北
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已降至最低点,而且中国根本不想有一些改善,
故而,双方外交关系的地位已不很重要了。对中国来说,边界地区
的军事形势更为重要(虽然还未公开)。在中苏边界,边界事件和
军队的集结活动已屡见不鲜,③爆发边界冲突的客观环境已经形成,
中国暂时停止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目标:尽最大可能使
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
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者被中止,或者被减至
最低限度。但中国并未被密封住,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夺权、示威
游行和乱找替罪羊的活动盛行的情况下,向外蔓延是不可避免的。
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香港。
 
香港的骚乱
 
  对激进分子来说,香港这块英国尚存的殖民地是一个吸引人的
和必然的目标。当外交部停止运转,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权落入早
已变得急于表现满腔革命热情的地方官员手中时,英国的这块殖民
地迟早会直接感受到街头革命行动的威力。另外,香港符合毛所定
的易点燃社会经济革命之火的地区的标准,是盛行一时的自由资本
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是过去卡尔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丑恶社
会的最典型的现代例证。
  事情开始于1967年5月初香港的一次劳资纠纷。如果不是中国
插手其间,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的游行示威的话,
这场纠纷无疑会很快解决。从纠纷一开始,中国的支持就传到了香
港,其中包括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维多利亚商业区的中国银
行大楼安装转播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
群众;中国工会还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决议。这样,劳资纠纷很快演
变成了全面骚乱,并进而威胁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时,一天中
就有数百人遭到逮捕。罢工先波及其他的私人企业,后来发展到交
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还蔓延到了政府部门。
  但是,英国政府坚决迎接这些挑战,向香港派遣了一艘载有直
升飞机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同时,香港的警察(99%是华人)
面对袭击没有屈服,更未加入骚乱者的行列。然而,随着中国国内
秩序的进一步混乱,香港的危机在7月份更加严重了。广东地方政
府显然是自作主张地部分开放了中国和香港的边界,致使边界村镇
发生了不少严重事件,其中包括用机枪射死几名香港警察的事件。
由于边界半开半闭,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潜入了九龙中心地区。
到夏末为止,共发生了大约160起与中国工人的恐吓有关的炸弹爆
炸案。①
  中国人一开始就把香港的劳资纠纷提到了外交的高度。首先,
中国向港英当局正式提出了五项要求(如果英国同意这些要示,香
港的政权将落到骚乱者手中);第二,让大批群众包围英国驻华代
办处,肆意辱骂英国外交官,其严重程度是20世纪的中国绝无仅有
的。7月和8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建筑物和上海领事馆也遭到了破
坏;第三,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周围挑起骚乱(这反过来被用作进
一步侵犯英国在华外交豁免权和严格限制英国官方代表的借口)。①
这些使事态逐步升级的行动很可能和外交部精心安排的旨在把英国
赶出香港殖民地的一系列措施无关,甚至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其
他在“党中央”(到1967年夏,除直接的军事管制外,这是中国仅
剩的中央政权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决定。相反,它们似乎反映了
下述事实:外交部在逐步解体;外交政策实际上掌握在下级官员姚
登山及追随他的红卫兵手中;②陈毅手中无权;甚至周恩来也不得不
(据说是违心地)把自己和香港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
  在正常情况下,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和驻上海领事彼
得休伊特受虐待事件,就足以使英国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③仅
焚烧代办处事件就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伦
敦没有采取这一理所当然的步骤。最明显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与中
国的外交关系,香港将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实际上,虽然香港的
骚乱非常严重,但贸易、旅游和生产仍保持旺势,亦很少有抽走资
本之现象)。此外,伦敦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
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
会很快平息下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
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
原则行事。这个观点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英国的这个策略最后得到了报偿。1967年末,随着外交部工作
秩序的恢复和全国范围内军事管制的实行,香港殖民地的社会秩序
恢复了正常,边界回到了合作控制的正常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
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被准许在北京市内活动。中国像往常一样,无
中生有地声称取得了胜利,然后解除了对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压力。
不过,完全解除压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1968年夏,伦敦才得以
开始把驻华外交官接出中国。然而,即使到了这时,路透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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