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但它们所暗含的意义却很清楚，即就是像秦始皇这样的历史人
物，如有可能的话，应当被翻出来重新使用。林彪批评毛是个暴君。
与此相反，正直的人应当把秦始皇看作一位革命领袖，把秦的独裁
看作一种原始的无产阶级专政。
很明显，按照这一推论，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不仅仅要变革国
家组织，而且也应变革“生产方式”，即改变统治阶级。因此，从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应是在公元前5世纪乃至公元前3世纪。
毛本人在早些时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版中）
曾认为这个转变是在公元前11世纪。可以设想，自1939年以来，
毛或许已经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无论如何，1972至1974年间
提出的这一观点是某些中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持有的观点。然而，
即使在公元前3世纪末统治阶级发生了变化，即“新兴的地主阶级”
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自觉地改造中国社会，而在同样意义上，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也在那样
做，但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观点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
历史上看它是荒谬的，而认为毛一贯信奉这一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为这一系列论点所作的唯一辩解，似乎是为向其他人表明中国
早在其他国家之前就具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思想。换言之，在提出秦
始皇的类比方面，姚文元和“四人帮”的其他理论家们实际上都是
林彪的信徒。他们把“阶级斗争”奉为一种像搞一连串的宫廷政变
那样的极端老式的中国政治观点。尽管毛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感到自
豪，但他的态度比较微妙，很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然而，正如我们所强调的，60年代中期，在当时产生的紧张冲
突中，相反的见解出现了全面的分离倾向，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
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进一步发生
了分裂。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思想
中的复活，尤其是由于受到一种类似道家根据潮水的涨落来理解对
立物之间关系的倾向的影响，毛的哲学观点此时发生了变化，他不
再把历史变革的方向纳入辩证法过程的结构中。但毛对革命前途的
悲观主义也是由于他担心中国和苏联会出现“复辟”而产生的。毛
因为实行了他本人和周恩来仅在一两年前制定的较为温和的路线，
他的头脑中再次想象出“修正主义”的幽灵。1973年，毛倡导了“批
林批孔”运动，周恩来成了运动的真正目标。正是这同一幽灵的作
用，又使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5年春发起的“学
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①
约瑟夫埃谢里克把列宁和毛作了区别。列宁“总是认为资本
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而毛则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机构里出现一个新的阶级。②
这种方法使埃谢里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一个走修正主义和
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新的资产阶级可能成为
世袭的统治阶级。他提请人们注意毛在1960年读苏联教科书笔记中
有关批评干部子弟的缺点的那段引人注目的谈话：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
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革命先烈，要完全靠自己。①
在回顾毛在60年代对斯诺和其他人就中国青年的缺点所作的评
论时，埃谢里克认为，在毛看来，这些干部的子女可能继承他们父
母的地位和特权，因而就会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由于集团
本身的存在数代不变，它最终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阶级。②
这个论点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对官僚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之
间的关系作认真的分析，或者对称它为一个阶级这一论点提出任何
论据。我并不是说某个论点的形式宁愿不能以阶级的统治为中心，
也不能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心；不能把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
本文所说的“新阶级”或“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
的形式。在过去的30年里，从德热拉斯到巴罗，许多人正是这样做
的。此外，根据一切可得知的事实，似乎表明毛本人在晚年也有这
个倾向。他不仅接受了康生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表
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不是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
分，但他实际上的确赞成在1975年和1976年间提出的观点，认为
在中国，应当主要地或果断地到党内去找资产阶级。此外，毛接受
了这个逻辑推论。这个推论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这些“新
资产阶级分子”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国家机器的途径来剥
削工人和农民的。③
然而，即使我们断定毛在70年代初持有这一观点，但他也没有
提出系统的观点来论证它的正确性——的确，那时他也许不能这样
做。在我看来，写过有关这些问题的那些西方学者，也没有替他那
样做过。①
关于新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根据毛的
说法，用相当篇幅论述领导干部中特权阶层的自私和腐朽行为时，
将这些“极端孤立的人”看作那些实际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被
推翻的反动阶级”残余分子的工具。姚文元写道：
如果不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和物质刺激的作用，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
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
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
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而当资产阶级
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
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
度。……②
这段分析同样没有解决问题，与新的官僚主义精英控制着生产
资料这一说法相比，它更难以符合实际。难道在革命后长达1/4世
纪之久的中国，1949年以前的资产阶级真的如此强大吗？首先，党
内的“新阶级分子”——他们醉心于现存秩序下他们手中掌握的权
力和利益，——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参与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内的
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他
们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往日的“真正”的资本家进行竞争，并
且很快就会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在明确根据50年代末期以来毛本
人著作里出现的思想倾向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里，这两种前景都提出
了“新阶级”的作用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毛主要关心的是，革命以后的中国，“资产阶
级”态度如贪恋金钱、享受和特权等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在他看
来，物质报酬上的不平等会助长这种偏向——因而无论适当与否，
他支持1975年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但归根结底，他更关
心的是改造“内心”或“灵魂”的斗争。毛之所以将他的注意力集
中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上，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人享有更
多的、很可能腐化他们的特权，和更多的、会使他们去腐化其他人
的权势。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毛认为腐化的根源不仅仅是指权力的报酬，
而且还有权力本身。1976年5月，人们引用了毛一生中发出的最后
几条指示之一。这条指示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
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①没有什么办法能证实这
条语录的真实性，但听起来它却十分像是无拘无束的毛所说的。尽
管毛由于需要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致力于国家的强大，他显然对任
何人——除了他这个皇帝本人——被委以权力表示怀疑。
我已反复强调过，在毛的晚年，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显著的极端
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从他关于保证完全彻底地、系统地实现马克
思主义的理想和原则，例如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缩小城乡差别和
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等一系列必要措施所作出的结论为基础
的。但是，这一源于西方的思想虽然被曲解，并被作为毛思想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保留下来，但它们并没有抵消中国传统在毛的思想
和在中国政治制度中所占有的日益增大的影响。
除了以上所讨论的对秦始皇的崇拜以外，这种倾向的另一方面
是强调要忠于领袖和他的思想，这是通过“忠”的符号来表示的。
像红卫兵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能熟背“红宝书”，能够
在每个场合背诵合适的语录，并以此显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
而且，他们还“无限忠于毛主席”，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中
国，这种高于一切的品质是区分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在《左传》鲁成公九年里写道：“无私，忠也。”这句话的大
致意思可以理解为：“无私的人是真正的忠（于统治者）”，在毛
的晚年，中国人反复学习了这一公式。一方面，真正无私的，愿意
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人民服务的人，是毛
主席真正的和忠实的信徒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反过来说，忠
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正是由于这一事实，成为无私的无产
阶级革命者，并赋予其他一切革命美德。①在这一方面，和秦始皇一
样，毛在其晚年，完全从一个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表达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领袖变成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在其思想中起
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的折衷主义者。
① 王年一：“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计”，见《党史研究资料》第4期，
第772页。为进一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心理根源，可参考S。施拉姆的论文：“党的领袖还是
真正的统治者？”第221—224、233—237页。还可参考他的“剧变的限度：对‘伟大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的看法”，载于《中国季刊》1986
年12月第108期，第613—624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06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30页（1964年12月21日与陈伯达和艾思奇的谈
话）。
④ 同上，第640页。
① 《毛泽东集》第7卷，第142页，译文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27—428
页。
②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4日；《北京周报》1966年第37期，第2—21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53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77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70—671页；另见《杂录》，第453—454页。
③ 《资料选编》，第287页。
① 1960年10月20日的决议由J。切斯特郑翻译，收录在《中国红军的政治》第66—94
页。与《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的相应的部分在第70页。另见同一卷第30页。值得注意的
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了这一决议。
①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71页。上海机床厂的例子可参见《北京周报》1968
年第37期，第13—17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3、706、 695页。另见《杂录》，第475、488、
471页。
③ 同上，714页；另见《杂录》，第496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8、 688页；另见《杂录》第481、 470页。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6页。
① 《北京周报》，1968年第52期，第6—7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88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8—19页。
① 梁效：“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红旗》1974年第10期，第60页；另见《北京周
报》1975年第2期，第11页。
① 靳志柏：“批孔与路线斗争”，见《红旗》1974年第7期，第32页。另见《北京周报》，
1974年第33期，第11页。
① 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147页。
② 约瑟夫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见《现代中国》
第5期（1979年1月），第57—58、71—72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51页。
② 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第 66—68页。
③ 关于毛在晚年的观点的这一论述与1982年4月和5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地方
进行讨论时，一些严肃的理论工作者通常表达的见解是一致的。另见廖盖隆：“历史的经验”，
第135—136页。
① 关于这一问题，还可参见理查德克劳斯的《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一书。他比埃
谢里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对于以阶级出身为基础的阶层与“作为
政治行为者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许多方面，克劳斯进行了极其敏锐的和富有启发性
的分析。但我认为他的错误与埃谢里克一样，在于认为毛在其晚年主要以特权和对生产方
式的控制（这些都是由干部从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中获得的）为标准来划分阶级。
②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第7—8页。
① 《北京周报》1976年第21期，第9页。
① S。施拉姆的论文：“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论述了“忠”的含义，并较广泛地讨
论了毛晚年统治的性质。参见第223—225、233—243页。
结 论 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探索
“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
义。首先，它是指在毛的漫长的一生中，由各个时期著作的原始资
料所展现的毛本人实际上的思想。其次，它是指在中国，从50年代
到毛逝世为止（或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特定含
义的毛泽东的思想，即它是在特定的时期，如在1951年以后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和在其他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和著作，包括文化大
革命期间当作“最高指示”的语录里的正统学说。第三，在目前的
中国，它是指毛的全部著作中仍被看作正确的，并由周恩来、刘少
奇、朱德和其他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进一步作了补充和发展的毛的某
些思想，不包括那些反映他晚年错误的著作。
在本章，我继续进行了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最后一章开始
的尝试，即分析了从1917至1976年，毛泽东思想在第一种意义上
的发展。本章还探讨了建立在毛著作基础上的正统观念的变化问题。
但在1949年以前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官方正式出版
的毛泽东著作，也没有对“毛泽东思想”如此正统的解释。现在，
我的任务是要概括一下毛的理论贡献的实质，但是，我的这一做法
是在与中国普遍采取的立场和方法相当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
经常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所采取的态
度完全是武断的、随心所欲的和嘲讽的——换言之，被他们冠之以
“正确的”毛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