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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尤其是晚明农业生产相对繁荣商业的萎缩，是致使明末中国无法应对频繁自然灾害和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后文有略述。
四、对外开放与郑和下西洋
长期以来在很多中国人印象里都有一种错觉，以为以小自耕农为基础的中国一直都是闭关自守，非常保守的。其实小自耕农与闭关自守并无绝对联系，因为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能为统治阶层带来巨额财富，只要不与钱过不去，统治者一般都不会拒绝对外贸易的。只有当对外贸易威胁到其最大的利益——自身的安全利益时，统治者才会牺牲对外贸易。事实上，满清以前的中国一直都是非常开放的（详见本书以前章节）。秦始皇一直对海外之地有着强烈的兴趣，虽然他的目的是为了长生不老。汉帝国时期，是中国人的努力打通了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贸易大动脉——丝绸之路。到隋唐时期，中国的开放程度举世公认，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唐三藏西天取经，鉴真东渡。到了宋王朝，丝绸之路的断绝促使宋朝开始认真开辟通向东南亚和印度的海上航线，从事海上贸易，宋朝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事大规模海上贸易的国家，中国的瓷器从此开始为世人所知，中国商人移民的永久性居留地在许多东南亚贸易中心建立，杭州以南的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繁荣起来，出现了大量外国居民。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宋朝时的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商船队和最领先的航海技术。蒙古人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的航海时代，但与此同时陆上的丝绸之路却得以恢复。正是这条丝绸之路使得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将中国的航海技术和火药传到西欧，引发了西欧的航海大冒险和西欧的崛起。明朝时期，中国和西方的交流被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称为“伟大的相遇”。中国和西方在经济，宗教文化，科学技术上全面交流合作。中国的船队远赴西洋，甚至可能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
1。明朝的对外关系
明朝时期，中亚地区主要有撒马尔罕、哈烈等国家。明朝在政治上积极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关系，采取以德睦邻的外交方针，增进了解与信任，发展友谊；并积极调解邻国之间的冲突，赢得了中亚国家的友谊。在经济上采取互通有无、厚往薄来的方针，发展官方贸易，鼓励商人来往，扩大了中西文化交流；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明朝在中亚国家的影响。
自洪武到万历年间，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明朝与中亚国家的官方关系与民间交往均很密切，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有明朝对外关系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在中国受到很好照顾，一些中亚商人和官员甚至主动提出要求在中国定居并为明朝服务，均获明朝批准，并予以安置。
据统计，仅在永乐年间，东南亚及非洲国家使节来华共300余次，平均每年10余次，盛况空前。而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每次来华使团都是国王带队，且不像现今的国家元首外出访问只停留两三天就回国，数百位使团成员往往住上一两个月。其中居然有三位国王在率团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而他们竟是如此地钦慕中国，在遗嘱中竟都表示要将自己葬于此。明政府则尊重他们的选择，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了他们——贵为一国之君，不愿死后回故土，却要埋葬于异国他乡之中国，可见当时明朝非凡的吸引力。
万明所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是系统研究明清两代海外政策的专著。该书认为，明朝的海外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官方海外开放时期（从明朝建立到郑和下西洋）——转折时期（从郑和下西洋结束到16世纪初年）——对海外民间社会开放时期（从16世纪初年到明末）；而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海外政策，也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封锁海疆时期（从满清入关到1683年）——开海时期（从1684年到1716年）——走向收缩封闭时期（从1717年的南洋贸易之禁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此结论是：从总体趋势上看，贯穿明朝海外政策的主线是开放的，而清政府海外政策的主线则是封闭的。 万明论述道：
从实质上分析，明朝初年出于全面集权的需要及对海外贸易利权在上的考虑，惟留朝贡贸易为对外贸易惟一孔道，积极推行朝贡贸易这一官方海外贸易，海禁主要是与之配套出台的政策。郑和下西洋便是推行官方海外贸易开放政策的突出实例。因此，明朝初年的海外政策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明初的海禁，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而清初沿袭前朝，不顾时代的演进，惟保留朝贡贸易，又如前所述，清初与清廷建立朝贡关系的海外国家，寥寥无几，政策本身即是对明中叶以后民间对外贸易发展趋势的逆向行为。总的说是采取了置海外贸易完全不顾的极为消极的海外政策。这是一种封闭的海外政策，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是闭关自守的集中表现。
2。郑和下西洋的成就
明初，由于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治、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等等，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繁荣。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逼切的事。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据《明史》等记载，1405年郑和船队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只“宝船” ，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比今天的国际标准足球场还要大，排水量约万吨以上。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体势巍然，巨无以敌。蓬帆摇橹，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 。可载千余人。
第一次下西洋时，“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即其所率部众有27000多人，最大的长44丈、宽18丈的旗舰有62艘。有的船锚重有数千斤，需数百人齐动手才能摆动锚与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明代宝船皓遗址处（今南京宝船遗址公园）出土的11米长木杆，经鉴定不是桅杆而是舵杆，其中尚有安舵叶的大孔，其连接的舵叶高度约有6米，即有现今两层楼高。宝船之下，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规模之大，史所未有。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船队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天文导航牵星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通过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
没有现代航海科技工具的协助，如此庞大队伍穿越印度洋，航行数万公里到达非洲，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而欧洲哥伦布、麦哲伦等开启西方所谓大航海、大发现时代，不但比郑和晚数十年，船队的规模也相差巨大。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数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郑和航行前后达28年，七次所经国家有30多个。每次回航都带回大量外国使节和贸易品，加深了中国和所到各地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贡献尤大。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
郑和下西洋船队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编成，是当时世界上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郑和船队曾几次遭遇战争危险，但凭借冷静指挥，沉着应战，——化解，并帮助当地人打击海盗和解决纷争，受到尊敬。南洋等地的人民一直纪念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在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当时的中国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而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
3。郑和船队环球航行和发现美洲新说
一般认为郑和舰队最远曾达非洲东岸，而近年来的研究则提出了更大胆的说法。如央视：斯里兰卡有历史学家猜测，这些船队甚至绕过好望角，完成了环球航行。郑和船队带来了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文明礼仪和各种高贵的礼物。世界知道了那个伟大的国家，叫中国。
长安大学档案室主任赵秉中教授在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后得出结论：最早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是中国人郑和。
英国退休的海军指挥官加文？孟席斯先后走访120个国家，经过对大量航海图、古代器物及其他考古资料长达14年的悉心考证，写下长达百万字的《1421年：中国发现美洲大陆》，在美国畅销并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他提出：中国明朝郑和率领的船队曾经完成环球航行，并在哥伦布之前7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2006年，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绘有美洲、欧洲、非洲的轮廓。以及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述。
4。郑和下西洋终止原因分析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终止，传统解释是由于明成祖朱棣为建立个人威信，或为炫耀中华国威，但耗费国力太大且经济上得不偿失，导致难以支持下去。如《殊域周咨录》载：“三保（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陈尚胜说：“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使命在于发展明朝与海外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他们在海外所进行的贸易活动也是从属于政治活动，并且货物交换也执行了‘厚往薄来’的原则。” 类似的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郑和是宦官，多次下西洋导致朝廷中宦官权势的增强，“宦官的干政势必剥夺了外府官僚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儒臣抵制郑和下西洋就成为对宦官专权的一种抵抗。”
其次，下西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明朝海禁严厉之时，朝贡贸易是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这似乎造成了明政府巨大的利益损失。然而，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得明政府获得高额利润，并非得不偿失。
万明以胡椒为例，“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结果显示，“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
“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使其价格一再下跌。而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
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下西洋远航刺激国内民间手工业迅速发展。郑和下西洋后期物资筹备中，大量物品都是买自民间。“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
除以上对胡椒利润和民间手工业发展的分析，许多记载也都表明下西洋带来的丰厚利润，如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下西洋并没有使国库空虚，而是促进了国家经济。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史载“百姓充实，府藏衍溢”。而停止了下西洋之后，国家的财政反倒是捉襟见肘，处处为难。
如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有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层的那部分大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明代资本家商人集团对海外贸易垂涎欲滴。但从永乐郑和下西洋开始，海外贸易所得世额利润，完全垄断在中央政府中。商人资本家们是可望而不可及，这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作为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想方设法制止和拼命阻挠这种由国家垄断和控制的海外贸易。
发生“郑和下西洋”这件历史事件，是与明初的海上对外贸易是有关系的，亦即在当时官方的对外贸易与私人走私贸易之间，己经展开了激烈斗争，……于是才会爆发“下西洋”之举，以保护官方独占的海上对外贸易而不受到中阻。历次下西洋的目的，是有包含它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但主要的目的，是经济目的，亦即为了官方独占海上对外贸易之利益，才主动地派遣大队人马，远航海外以进行“赍赐”贸易。
明成祖死后，文官们发动舆论攻势，竭尽全力地贬低丑化郑和航海下西洋活动。事实上这些文官炮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