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象我们一样，小而专业化，亚历克斯干活儿非常内行，非常熟练，但也很傲慢，他没有受过很多正规训练。他很机敏，非常机敏，而且，如同那儿的人们所形容的，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他要让自己出名。”
“好吧，明年夏天他也许又有这样的机会了。”奥唐纳顿了一下，举起库利带来的情给其他人看，“看来似乎明年夏天殿下将访问美国，那次艺术瑰宝展览会如此成功，以致他们打算再举办一次。达·芬奇的作品将近90％在王室手里，他们将把它们送去展出，来为某些慈善事业筹集款项。这次展览会将于明年八月一日在华盛顿开幕，届时威尔士亲王将前往主持开幕式。这件事在七月份以前不会宣布，但这里有他的旅行计划，包括计划的安全防卫措施安排。至今尚未确定他那可爱的新娘是否将陪他同去，但我们必须在假定她同去的设想之下着手进行工作。”
“那么孩子呢？”米勒问。
“我想不会去，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去的可能性。”他把信递给约瑟夫·麦肯尼，这个北爱尔兰解放阵线的情报军官匆匆地看了一遍这份情报。
“在官方的盛大集会场合，安全防卫措施将是严密的。美国人已碰到过许多政治性事件，他们已从各个事件中学到了不少东西。”麦肯尼说，象所有的情报官员一样，他把他可能的对手看得过于强大，“但是假如他们照此计划进行的话……”
“是的。”奥唐纳说：“我要你们两个共同来干这件事。我们有充裕的时间，而且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些时间。”他拿回信来重新看了一遍，然后交给米勒。他们离开后，他写了给他们在伦敦的特工人员的指令。
第二天早上，库利在机场看见了指定和他联系的人，然后走进机场的咖啡服务部。按他那趟班机的起飞时间来说，他到得早了点。他是个饱经风霜的旅客，所以他在等待通知登机时要了一杯咖啡，喝完后，他向外走去。他的联络员正好走进来。这两个男人相互擦肩而过，同时信件也传递完毕了，正如世界上每所间谍学校所教的那样。
“他确实是经常到处旅行。”阿什利评论道。欧文斯的侦探们花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去找到库利的旅行代办商，而且取得了过去三年中他外出旅行的记录。另外两名帧探正在建立他的个人经历档案。这是一项严谨的例行工作。欧文斯和他手下的人是些老手，不至于为一点儿新线索而激动不己。热情很容易使人不太客观。他的汽车——停在盖特威克机场——和车龄相比，计程表上的数目相当大。这可以解释为他驾车四处买书。这是十八个小时内的收获。他们会耐心地等着收集更多的信息。
“他隔多久去一次爱尔兰？”
“相当频繁，但他做的是英文书籍生意，而我们欧洲仅有两个讲英语的国家，对吗？”阿什利也能够控制住自己。
“美国隔多久去一次？”欧文斯问。
“看来象是一年一次。我怀疑他是去参加一年一度的书展的。我可以亲自去核对这个情况。”
“他们也是讲英语的。”
阿什利咧开嘴笑了，“莎士比亚没在那儿住过，也没在那儿出版过著作。美国不大出版古老的样本来吸引库利这样的人的兴趣。他可能会尽可能买下那些已经飘洋过海流传到大洋彼岸的书，但更可能他是在寻找买主。不，爱尔兰倒十分适合，便于他的隐蔽——要真是那样的话，请原谅。我自己的推销商塞缪尔·皮克特父子，也时常到那里去旅行……但次数没有那样频繁，我是这样想的。”他接着说。
“也许他的个人经历会告诉我一些事情。”欧文斯指出。
“可以这么希望。”阿什利正在这条隧道的末端寻找一线光亮，但他看见的却是另一条隧道。
“现在好了，杰克。”凯茜说。
他点点头。瑞安知道他的妻子是对的。护理医生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带着自信的微笑向他们报告了新的消息。萨莉将迅速恢复成一个健康的孩子，伤口已经开始愈合。
理智与感情毕竟是有差别的。萨莉此刻已经清醒了。当然，嘴里含着呼吸器软管，她不能够说活，但是那竭力想要发出来的喃喃之声，表达的始终只能是一个意思：痛啊。尽管理智上他知道孩子身上的伤是会愈合的，但是看上去那些伤口极其可怕的样子并没有显出一点减轻的迹象。甚至也许它们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更坏了，因为她现在的神志不时是清醒的，能感觉得到疼痛。这疼痛最终将会消失——但这个小女孩现在是在疼痛之中。凯茜也许会对自己说，只有活着才会感到痛，痛所带来的一切不舒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杰克不能这样认为。他们在那里一直呆到她又开始打磕睡。他把妻子带到外边。
“你怎么样凯茜”他问她。
“好些了，明天晚上你可以带我回家了。”
“你不在，家中空荡荡的，宝贝儿。”片刻后他说。
“她不在，家里会相当冷清。”他妻子回答，眼泪又涌了出来。她把脸埋进丈夫的肩膀，“她年纪那么小……”
“是的。”杰克想起了萨莉的脸，一双小小的蓝眼睛，四周布满累累伤痕。哪儿有伤，哪儿就痛，“她正在逐渐好起来，宝贝儿，我不想再听到‘这是我的错’之类的废话了。”
“但这确是我的错！”
“不，不是。你知道你们两个都能活下来我是多么幸运吗？凯茜今天我看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假如你不曾象你所做的那样急刹车，你们俩都会死去。”据推测急刹车使她们偏离了米勒的瞄准点几英寸。至少有两发子弹差一点点没有击中凯茜的头部，法庭的专家后来这样报告说。杰克闭上眼睛逐字逐句地背出这个报告，“由于你的机警，你救了她和你自己的命。”
凯茜停了片刻才反应过来，“你们是怎样查明那些情况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和警察当局合作，我要求参加，他们也让我参加了。”
“可是……”
“关于这起事件，很多人正在努力工作，宝贝儿。我是其中的一个。”杰克平静地说：“现在唯一要紧的事是找到他们。”
“你认为……”
“是的，我确信能找到他们。”迟早而已。
这时比尔·肖还没有抱这么大的希望。他们掌握的最好线索是知道他是个开运货车的黑种男人，这一点正被小心地置于宣传舆论之外。电视台与报纸说所有的嫌疑犯都是白人。美国联邦调查局也不曾对新闻界披露过多少材料，以致他们象经常发生的那样，得出了谬误的结论。或许这样可以免得那个嫌疑犯惊吓和逃窜。唯一面对面看到他的是个杂货店的职员。她用了好几个小时仔细查对了疑为革命团体成员的黑人照片，提出了三个嫌疑分子。据悉其中两个在蹲监狱，一个是由于抢劫银行，一个是因为秘密运送炸药。第三个七年前已销声匿迹。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他只是一张照片而已。他们所掌握的他的名字是一个化名，而且也没有指纹印。他已经摆脱了他昔日的合伙人——这真是精明的一着，因为他们中大多数已被逮捕，并由于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被判了刑——并且彻底不见了。最好的设想是，肖对自己说，他现在已是上流社会中的一员，在某地过着正常的生活，过去所做的事对于他仅仅只是一种回忆而已。
这个特工人员再次审阅了卷宗，“康斯坦丁·杜彭斯”，他的化名一直是这样的。他在极少数的会上讲过话，一旦讲话，则显得谈吐优雅，善于辞令。告密的人说他可能受过教育。他出席过联邦调查局很注意的那个团体的会议，但从未成为一名正式成员。卷宗继续表明，他从未参与过一次非法活动，而且当这一小帮人的头头开始谈论要靠抢劫银行、非法贩卖毒品来维持他们的开支时，他不见了。或许他是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半瓶子醋，肖想，或许是一个激进的学生，闯入了某一个团体，并且看清了这个团体是些什么样的人——照肖的看法：他们是一群无能的傻瓜，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垃圾或冒充希特勒主义的肤浅知识的年轻无赖。
少数偏激的团体偶尔会在某处引爆一颗炸弹，但这种情况很罕见，规模很小，以致美国人民几乎根本不知道它们曾发生过。如果某个团体抢劫了一家银行或者一辆装甲车来提供经费或自卫，公众会觉得这不会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顶多是由于贪心罢了。恐怖事件的发生数从一九八二年的高峰五十一起，大幅度降到一九八五年的七起。联邦调查局以高质量的情报并伴之以快速行动，设法粉碎了许多这样的团体。去年一年就预防了二十多起恐怖事件。十分重要的是，这些疯狂者的小团体被他们自己的业余活动搞垮了。
在这种意义上，联邦调查局是它自己的成功的受害者。他们的工作做得那样出色，以致恐怖活动在美国的一般公众心目中没有被当作一回事儿。甚至瑞安案件——如它现在被人们所称谓的——在美国也不过认为是一种卑鄙的丑事而不是某种新动向。
肖再次回到康斯坦丁·杖彭斯的照片上来。对于一个百货店的服务员来说，要从每天见到的上百张面孔中记起一张面孔，或者至少还记得一些，这要求是太高了一点。她当然尽力协助了，而且同意对她所做的事守口如瓶。他们有关于这个嫌疑犯的服饰的描述——当然都是快烧焦了的——还有那辆小货车。这车他们搞到了，现在正在离肖办公室不远处一片一片地拆卸开来。法庭的专家已确定了使用过的枪的型号。眼下，这就是他们掌握的一切。比尔·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实地调查的特工人员提供新的消息。一个受雇的情报员或许会偶尔听到一些东西，或者会找到一件新的证据，或者法庭的专家小组会在小货车里发现某些意外的东西。肖对自己说要耐心。尽管在联邦调查局度过了二十二年生涯，要耐心仍是一桩他必须强迫自己做到的事情。
“唔，我开始象个有络腮胡子的了。”一个同伴说道。
“该死的东西，那么痒。”亚历山大·康斯坦丁·杜彭斯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要花去一半的时间去搔脸。”
“是的，我在潜水艇上的时候也这样。”他的同伴表示同意，“如果你年轻就不同了。”
亚历克斯·康斯坦丁·杜彭斯是巴尔的摩煤气电气公司的一名户外工程师，经常在夜间工作。他是个受人欢迎的小伙子，他不在乎弄脏自己的手，他确实喜欢干体力活，而且许多工程师由于过于要面子而不愿意这么干。人民中的一员，他这样称呼他自己。他的亲工会的态度引起了管理部门的不满，但他是个很好的工程师，而且作为黑人的他也并不感到有伤自尊。一个出色的工程师，为人们所爱戴，而且黑肤色的人是经得起考验的。他招募了不少少数民族工人，招了十几名优秀工人进公司工作。他们中有几个过去不那么清白，但亚历克斯使他们转变了思想。
夜间作业常常是安静的，同往常一样，亚历克斯拿起了刚出版的《巴尔的摩太阳报》，案子已经见诸报纸的第一版，在当地新闻这一栏上也登了。亚历克斯读着报上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州警察局将继续调查这一案件。他仍然感到惊异，那个女人和孩子竟然幸免于难。行了，他下了结论，这样可以了，杀死一个小孩和一个怀孕的女人不是值得自夸的事情。他们已经杀死了州警察，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尽管把那个叫克拉克的小伙子丢给了警察，对这件事社彭斯仍有些愤愤不平。我告诉过这蠢货那里太暴露了，但他不听，他要把全家一起弄死。
杜彭斯从已知所有嫌疑犯均是白人这一官方消息中得到了安慰。向直升飞机挥手致意是他的错误，虚张声势在革命活动中毫无意义。这是他自己学得的教训，但这也不曾损害过任何人。关于手套和帽子，那帮警察已经无法说出个样子来了。真正有趣的是，尽管捅了这么多漏子，行动本身却是一个胜利。那些临时派的废物，或者诸如此类的家伙们，已被踢出了波士顿，夹着尾巴跑了。至少这次行动已经有了政治上的反响，而这，他对自己说，是成功的真正尺度。
从他的观点看，成功意味着他赢得了声誉。他和他的人已为一个新建的革命团体提供了内行而且熟练的帮助。现在他能够指望他的非洲朋友们提供资金了。依他的想法，他们实在不是非洲人，但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有许多方式可以打击美国和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们的方式是任何革命团体还不曾采用过的。举例来说，倘使他能立即使十五个州断电，那会怎么样？亚历克斯·杜彭斯知道怎么干，革命者当然必须懂得怎样去袭击别人的住处，但是，怎样才算是干得更好，更可靠呢？假如他能证实这个腐败的政府甚至不能保证人们家里的电灯亮，那么接下去人们会产生怎样的疑虑呢？他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的社会。假如物质得不到保证，那又会怎么样呢？人们然后会想些什么呢？他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他知道某些事情会发生变化，而这变化正是他所追求的。
19、障碍与逾越
“他是个古怪的家伙。”欧文斯说。这一叠个人经历的档案材料是三个星期工作的成果。当然，本来可以干得更快些，但如果你不想让被调查者发觉，那么你就不得不更谨慎小心些。
丹尼斯·库利是贝尔法斯特人，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天主教家庭。虽说是天主教家庭，他已故的双亲却不去教堂做礼拜，在这一个生与死均由宗教来解释的地区显得很古怪。丹尼斯一直去做礼拜——对于一个受教区学校教育的人来说这是必然的——直到大学，然后有一次没有去，而从此就未去过。根本没有犯罪记录。一件都没有。甚至他的受怀疑的同事、朋友的档案中也没有涉及他的地方。作为一个大学生，他曾与几个激进团体的外围成员有过接触，但从未参加进去。在所学的功课中他显然偏爱文学，他以优等成绩从大学毕业。
在他们掌握的有关库利的材料中，有两年只有纳税记录。他曾在他父亲的书店里工作。而对警察来说，他简直不存在。这也是警察工作中的一个问题——只注意犯罪的人。在贝尔法斯特所作的一些非常小心谨慎的调查也没有发现他的任何问题。各种类型的人都去过这家书店，甚至包括英联邦军队的士兵。他们去那里的时候大约是库利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书店的橱窗曾被新教徒的抢劫分子打碎过一二次——这就是原先派军队到那里去的原因——但未发生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年轻的丹尼斯不常去本地的小酒店，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注意。他不属于任何教会组织，不属于任何政治俱乐部，也不属于任何体育团体。
然后，他的双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叩击着欧文斯心灵的是他们死于非命的方式非常普遍。某个星期天的下午，一辆卡车的刹车失灵，撞上了他们的微型汽车。在北爱尔兰，“正常地”死去几乎是没有的，人们往往死于爆炸，死于恐怖分子的枪击。丹尼斯·库利办完了保险赔偿手续，在本地的教堂举行了一个安静的、参加者很少的葬礼仪式之后，又象以前一样继续经营这家书店。几年以后，他卖掉了它，移居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