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心里，败固然非所情愿，胜也并不能保证一切，他只相信眼下的无事才是最最要紧的，因此他对臣下说：
“朕料定最后还是一个和字。”
和是不错，战争发展到最后也就是妥协，但怎样去和？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四月，金使高忠建来到临安，经过一番激烈争执，抗战派中坚左相陈康伯驳斥了金国仍要宋廷行臣子之礼的谬论，以洪迈报聘，国书采用敌国之礼。这种方式的休战似乎才是我们的帝国所能接受的，外交上的胜利当然是战场上胜利的产物，根本没有必要惧怕谦让。然而，高宗还是密付了洪迈一道手札：
“若彼诚能以河南地归还，必欲居尊如故，朕复屈己，亦何所惜。”
这又是退回到老路上去了。天子在大好局面下仍不惜屈己退避的做法，显然已无法被十几年来第一次扬眉吐气的主战人士所接受。洪迈到了金国，金世宗见到国书用辞不逊，先令洪迈更改，洪迈不从；后又命他朝见时行旧礼，洪迈也坚执不可，结果被金人反锁在使馆中，水浆不通达三日之久。本来，洪迈完全可以按照高宗的手诏行事，屈膝称臣以讨得金人欢心，然而他就是没有屈服，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与洪迈在敌营的大义凛然相呼应的是，朝中要求乘胜恢复的呼声也极为高涨。代表人物一是当朝首相陈康伯，一是完颜亮南侵时方被重新启用的张浚。
康伯字长卿，宣和进士，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除参知政事，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迁左相。完颜亮南侵时，举朝震骇，不少朝士都遣家属南下以避寇，独有陈康伯具舟迎家眷入浙，对安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敌虏逼江，康伯坚决反对幸闽之议，迫使高宗留在了临安。虞允文出任参谋军事前往采石，也出自康伯的倡议，结果取得了采石大捷。张浚虽然一直被高宗闲置，但在朝中主战派中却享有甚高的威望，此番出判建康府后，处事布军，风采依然，赢得了朝野的广泛尊敬。此时的另一位元老级大将刘锜刚刚去世，张浚遂成了抗战一派的希望所在。陈、张二人得到普遍的拥护，反映出时下的主战潮流确实无可抵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高宗皇帝要想再蹈故辙，实在也是非常困难了。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采取了退位禅让的做法来作最后的逃避，其中的原委倒也颇令人困惑。高宗从建康回到临安是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二月十八日，五月二十八日便下诏立皇子赵玮为皇太子，明显表露出禅让的意思，到六月初九正式下诏内禅，前后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洪迈出使金廷是在四五月份，如果从那时算起，高宗实际上是在一个月内就作出了选择。前唐玄宗、本朝徽宗之内禅，都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天子目前正处于一个国威复振的大好时机，年龄也只不过五十六岁，又何至于如此心灰意冷而想到归于淡泊、颐养天年？严格说起来，古今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实际上，高宗要是一意孤行，再次委曲求和，尽管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但也并非不能做到。当年的和议所遭受到的反对浪潮，也并不比今天逊色，天子彼时能不惜任信奸佞、滥杀大将，此次当然也可以如法效仿，从这一点上讲，他似乎没有理由做此无谓之举。有一种说法是陈康伯对皇上施加了压力，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康伯是个正直之士，他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悖于臣下之道的事情。眼下的情形也不同于靖康之时，高宗的声望虽然由于不惮屈己而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可与当年的徽宗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康伯即使有心逼宫，也不会为天子所答应。
最后的解释仍要归结到高宗的懦弱本性上来。所有的天子都没有丝毫的逻辑性可言，高宗也不例外。他内心的害怕恐惧情结已经根深蒂固，任何外力都无法左右，这使他完全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败时可以和，但胜时如何呢？我们的天子显然也是黔驴技穷，所以内禅完全是出自于他的本意，他也只有这条路可走。高宗的禅让诏出自洪迈的哥哥洪遵的手笔，但有一句话也真实反映出天子的心态，即所谓“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他已经安居帝位三十有六年，与其忧勤万机，宵旰靡怠，倒也无宁雍容释负，退养康宁。六月十一日内禅典礼结束后，已成为太上皇的高宗随即驾往德寿宫，从此平安地度过了二十六年，以八十一岁的高龄走完了他并不轻松的人生旅程。
高宗惟一的儿子早夭，因为扬州兵败时染上痼疾，从此再无生育。即位的皇子赵玮是秀王赵子偁的儿子，算起来是太祖的七世孙，受册太子时更名为眘，后来的庙号为“孝宗”。翌年，孝宗改元“隆兴”。孝宗是个主战派，即位伊始，就重用了张浚，同时追复岳飞父子官爵，正式予以平反。朝野气象，为之焕然一新。
高宗内禅只是采石之捷深远影响的一个方面而已，这场抗战胜利对帝国产生的最大后果是孝宗主持下的朝廷发动了一次北伐。很显然，这次乐观情绪下的主动出击同完颜亮的南侵一样，都是不合时宜之举。南渡朝廷是否具备足够的实力彻底降服金敌并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朝野上下究竟有没有形成高度统一的思想意识。不幸的是，帝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许多事情表明帝国内部的主和倾向已经蠢蠢欲动，只不过暂时蓄而未发罢了。孝宗以新君的锐气一贾其勇固然值得嘉许，然而恢复大业并不是单靠一腔热情就能实现的。而金国虽然内乱频仍，但底气尚在，金世宗能够迅速抚定局面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以帝国久弛的武备遽而北上劳师远征，能够速战速决尚还有取胜的希望，如果一旦受挫，立即就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年轻的嗣君是否有这个思想准备？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初张浚出任北伐统帅，四月，李显忠、邵宏渊取得宿州大捷，成为近十年最为辉煌的光复胜利。然而时隔不久，由于李、邵不和，未能协同作战，导致宋军在符离的大败。此次失利在军事上并不算什么严重的挫折，然而它在政治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这使朝廷妥协的潮流又开始抬头，并进而影响到即位不久的天子。果然，一贯主张议和的汤思退又重新入为宰相，在他的一力干扰下，先是张浚被迫去职，接着主战派遭到清洗，最后两淮宋军在金军的袭击下全线溃败。宋师尚还未渡过淮河，就宣告了北伐的破产。
想望中兴的孝宗仍旧未能避免高宗的命运，最终还是不得已与金人求和。尽管这一次的和约看起来比绍兴和议有了大大的进步，比如双方不再称君臣而改称叔侄，“岁贡”改称“岁币”，数量上也减少了十万等，但宋廷一方仍然割去了六个州。帝国的形势原本已一派大好，即使不能渡淮北上，至少也不必再度割地。假如孝宗意志坚决，准备充分，应该是能够避免这样一个结局的。
但我们只能承认这个无奈的现实，这是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十二月的事情。第二年，孝宗改元“乾道”，时为公元1165年，距高宗南渡已近三十五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这是雍容富足的时代，这是惨淡萧条的时代，这是安逸平和的时代，这是痛苦无奈的时代，这是湖山歌舞、尽事逍遥的时代，这是志士堪悲、拔剑而起的时代；这是水云浩荡迷南北的时代，这是断肠落日千山暮的时代。
自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高宗自绍兴府移驻临安后，因为敌情的变化，天子行营或因巡幸或因亲征，也曾有过短暂的迁移。当年冬天，宗弼军南下，天子出幸平江；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高宗再次亲征，行在随之北上。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春天，张浚力主北伐，遂鼓动天子移驾建康；赵鼎复相后的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二月，又奉皇帝复还临安。自此以后，始无变动。
临安府所在地杭州本名钱塘，隋始置州，大业初又改名余杭郡，唐复置杭州，五代时吴越王钱俶即定都于此。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高宗升其为临安府，属浙江西路。
虽然临安已成为南渡帝国实际上的京师，但在名义上还不算是永久的首都，故仍曰“行在”，朝廷亦称“行阙”，这当然都是不忘故都之意。不过，名号的不正丝毫未能影响它在南渡以后的飞速发展。绍兴初年，临安数遭兵火，户口仅存十之二三，大半还是北方流寓的客户。和议以后，人口激增，到了绍兴末年，户数已臻至二十五万左右，人口近五十五万，使临安一跃而成为一个庞大的都市。整座城池周遭约七十余里，分内外两城：外城一名罗城，在沿袭吴越城垣旧制的基础上有所扩建，形成南跨吴山、左江右湖的极为可观的规模；内城即大内宫城，位于凤凰山下，本乃州治所在，过江伊始因陋就简改作行宫时，不过只添造了二三百间房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至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间先后建成慈宁等八殿后，宫殿始具规模，但仍只不过是汴京的四分之一。孝宗即位后，大内建制方日趋完备，新建宫殿大都朱钉金户，画栋雕梁，覆以铜瓦，又镌以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而规划中的许多亭台楼阁都在陆续营造之中，照其建制预计，假以时日，行宫将来的规模超过旧都汴梁当是毫无疑问的。
临安吸纳诸方精华，渐渐而成繁盛之都，方圆数十里的范围中，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径行不绝。尤其突出的是，临安已彻底消除了历来天子都会严格划定的坊、市界限，店铺甚至临街而设，通衢坊巷，连门俱是。自然夜市亦应运而兴，交易之盛，一如白昼。各种官办及私营作坊，遍布杭城内外；勾栏瓦舍，不计其数。
临安更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如果说东京汴梁是蕴籍深沉的，行在临安则是秀丽妩媚的，多雨而温暖的南方所具有的那种绚烂的色彩、和熙的氛围，临安无不俱备。春之燕语莺歌，夏之荷钱榴火，秋之金风玉露，冬之梅红雪白，四时之美，齐集于斯。更妙的是，临安城中尚抱有一如珠之水，号曰“西湖”，一城胜景，全在此一勺碧玉中，本朝苏轼曾有诗写其妙处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便是其万种风情的绝好写照。南渡后，湖山之间，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
温柔的临安像一位绝代佳人，她以温暖的怀抱，化解着无数伤心人的痛苦，销了剑锋，雌了男儿。
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真正知道欢乐的可贵。太上皇高宗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位高寿的太上皇晚年喜静好佛，在优游闲淡的岁月中打发着余生。早先的痛苦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褪去，剩下的只是吟风弄月的潇洒和恬适。上皇尤爱西湖，常常泛舟湖上乐而忘倦。平日居于北内，亦甚属意器玩之物，嗣皇帝孝宗秉意承欢，时时网罗人间奇珍以供怡颜，遇得佳物，不复问价。每逢上皇生日，进奉尤甚，孝宗为承上意，曾一次进钱四十万缗之数。宫廷靡奢之习影响甚大，贵近之家、北来豪客，仿效之风不绝，进而也传染到民间。
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4节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聊足安慰的是，新一代皇帝孝宗显然不同于他的前任，他像早年的康王一样，并没有经历过惨痛的教训，因此尚还不失锐意进取的精神。早在藩邸时，孝宗对恢复大业就十分向往，所以在即位不久就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然而符离失利使新帝的一腔热情陡然浇灭，从此不敢轻言出师。不过，孝宗并没有忘怀恢复大志，内心深处也时时都在考虑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问题是时势又有所变化，敌国的金世宗果断息兵专治内政，同时不忘广蓄严备，使我们的帝国根本无隙可乘。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十一月十三日，天子又一次对辅弼大臣们谈到了恢复故疆的事情，同知枢密院事刘珙的意见反映出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
刘珙道：“复仇雪耻，诚乃当今之要务。但臣以为，若非积十年之功内修政事，恐怕未可轻动。”
刘珙早年曾因忤秦桧被逐，论事峻切，一向主张收复旧地。这样的人说话都如此保守，看来其中似不乏原因。当廷臣中有人提出疑问道：汉之高祖、光武二帝，起于匹夫而有天下，不过数年功夫；帝国恢复之业，如何竟要十年？刘珙说出他的道理：
“正是因汉之高、光起于匹夫，所以他们无所顾忌。陛下躬受宗社之寄，其轻重程度，岂彼两君所能比！”这就是说到点子上了。
帝国所经历的遭遇是前所未有的，在敌人几度兵临城下的危机面前竟能一次次逢凶化吉，更难免让人们心惊肉跳不已。尽管国家用丧失绝大利益的代价换取了暂时的和平，但隐藏的祸患并未根除，久积的弱势也尚未伸曳，若置宗庙社稷之安危存亡于不顾而一味好战，确实也不见得有效果。相反，如果处置不当，还会带来危及帝国根基的灾难，这都是有前车之鉴可以记取的。当然，在有志之士的心中，恢复仍是第一急务，但关键是如何去做到这一点。无疑，刘珙是相信德政和文治的力量的，所以他提出要皇上取法古代的贤王周宣王，“侧身修行以格天心，任贤使能以修政事”。公平地说，刘珙此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符合帝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代表着一种务实的政策，与高宗天子在敌我刀剑相向时尚还固执地坚持委曲退避的投降哲学有根本的不同。
刘珙的意见绝非偶然，整个帝国的心态仍旧不很正常，怕事怯战的懦弱心理很难一日消弭。四个月前，朝廷修治前线重镇扬州的城隍，谏议大夫陈良祐就表示反对，他认为备战绝不能招致敌人之疑，而修扬州城又徒劳无益。这个意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孝宗不解：“备战如何无益？”
良祐道：“万一敌人突破时我不能守，则岂非为敌人所筑？今遣二三万人过江治城备战，敌人一旦探知，便有挑衅借口。”
不想到胜而首先考虑到败，这就是目前帝国大臣的通病。他们的畏敌情绪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成份，但最终的结果是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天子又问：“若临淮不可，在内地如何？”
就是这样良祐也主张缓行缓施，总之不能被敌夷所乘。所以他说：“今日为备之要，莫过于选择将帅，收蓄钱粮，爱民养士。”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意见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就是倾向于锐进的人士，在考虑问题时也变得谨慎小心，试图规划出一条切实可行而又稳妥可靠的路线。他们也清楚，天子目前的心态正处在矛盾之中，过于激烈的方案，必然会被拒绝。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五月，一位从北方南来的义士辛弃疾入对，提出明确的抗战主张而未被孝宗接纳，就证明了这一点。辛弃疾献策后不久，张浚的儿子张栻也上疏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