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动物的诸多特征之一，”更何况还有一半的人类不会哺乳。林奈的同辈学者如博物学家布丰（tede Buffon，1707一1788）也反对这种命名，因为某些哺乳动物没有乳头（比如种马）。尽管如此，18世纪人们对女性乳房的病态执着，还是让哺乳动物这个分类学名词迅速取代旧有的四足兽一词，获得全世界的承认。
英文的哺乳动物为mammals、法文为mammiférees（拥有乳房者），德文稍稍改变焦点，称之为Saugetiere【按：a上面带两点】，意指吸奶的动物，分类命名焦点放在幼兽，而非母兽。老实讲，德国人以吸奶作为分类命名标准，似乎较合逻辑，因为它同时涵盖了雌雄两性。不过，林奈的哺乳动物一词影响深远，也吻合了18世纪偏好母亲授乳、将女性角色局限在家庭的政治氛围。有趣的是，林奈对女性乳房的关注似乎早有征兆，在他于1746出版的《动物界》（Fauna Suecica）论文集里，卷头插画便是一个四乳的女人，用来象征动物界。
林奈就和许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一样，认为哺乳是一种母性本能，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天生懂得哺育、照护后代，母亲不必经由教导，就知道如何哺乳幼儿，因为这是她的天赋本能。奇怪的是，即便在中世纪时代，人们也直到【按：疑为知道】某些女人（主要是贵族）缺乏基本授乳本能，好几位法国诗人便曾描绘初为人母者的艰苦，“不知道如何喂奶”，因为她们从未学过，“极端缺乏授乳技巧”。
今日，从众多医学文献与人类学研究，我们发现人类并未拥有授乳本能，哺乳就和许多社会行为一样，必须经过观察或资讯的传递学习而得。黑猩猩、大猩猩等高等哺乳动物，如果是圈养于动物园里，有时也必须经由教导，才懂得如何哺育幼儿。为了教导灵长类哺乳，动物园是请人类母亲在栅栏前，表演哺乳动作给栅栏内的动物看。林奈如果看到这一幕，不知会做何感想？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林奈不是深受l8世纪的母性思想洗礼，也不是7个小孩的父亲，或许今日人类不会被称之为“哺乳动物”？
在法国，喂食母奶的论战掀起革命战火，哲学家、政论家、政府官员、医生纷纷带头反对奶妈制度，最有名的便是卢梭。他在1762年出版的教育论文《爱弥儿》中指称，哺乳会使母亲与婴儿、家庭的关系更紧密，提供社会革新的基础。卢梭说：“一旦女人再度成为母亲（此处当然是指授乳），男人也就再度担起父亲与丈夫的角色。”
民主卢梭的性别歧视
不管卢梭的语言多么诱人、思想多么具有影响力，还是遭到后世批评者的指责，因为他认定女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取悦丈夫、哺育孩子。卢梭坚称，上帝给了男人会思考的大脑、女人会泌乳的乳房，男人如果觉得女人的乳房迷人，都是为了物种延续与家庭维系等最终目标。在这种把母亲塑造为社会救赎力量、强调哺乳超越阶级的平等政治表象下，其实隐藏了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性别主义。卢梭式思维认为有爱心、乐于付出、勇于自我牺牲的女人就是理想的母亲，而后两百年里，这个观念一直盛行于欧洲及美国。
如果我们深入卢梭的真实生活，便会发现他的主张颇有可疑之处。首先，他从小失去母亲，由父亲和奶妈带大，后世评论者（尤其是偏好精神分析者）认为他童年丧母，导致日后对乳房强烈不变的渴望。从卢梭的著作里，亦可察觉他对乳房近乎变态的偏执，他在《忏悔录》第七册里，描绘与威尼斯高级妓女吉儿丽塔（Cuilietta）的性爱灾难。一开始，卢梭先是不举，等到他好不容易想要享受吉儿丽塔的美丽胴体时，却惊然发现她的两个乳房长得不一样，其中一个似乎变形还是乳头内凹，这使卢梭彻底失去性欲，将自己的阳痿怪罪于吉儿丽塔的丑恶乳房，诟骂她为：“遭上天、男人与爱情摒弃的怪物！”。
身为父亲，卢梭更是不称职得很。他与勒瓦瑟（Thérèse Levasseur）私通多年，生下5个小孩，全部丢给养育院。这些秘闻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788年《忏悔录》下部出版后，才暴露出卢梭私生活的另一面。但是在这之前，卢梭已有广大妇女读者群，她们纷纷遵循《爱弥儿》一书的建议，拒绝雇用奶妈（有时还甘冒丈夫的不悦），亲自给孩子哺育母乳。
卢梭的回归自然论大为风行，强调喂食母乳的观念甚至吹到了法王路易十六的宫廷（1771一1792），皇后玛丽安朵内特为了享受田园气氛，特地在凡尔赛宫内搭建茅屋，挤奶棚、挤奶女工、牧人、绵羊一应俱全。为了向哺乳母亲致敬，玛丽安朵内特还请赛弗尔（Sèvres）艺匠做了两个瓷碗，长得就像两个完美的乳房。这个时期的女人往往以亲自哺乳为傲。罗兰夫人是卢梭哲学的追随者，也是当时最有学养的女人之一，她曾说过如下名言：“我是个母亲，也是个哺育者。”她决心不把女儿交给奶妈，即使奶水干枯了，被迫以液体食物取代，她也不肯放弃。令人吃惊的是，罗兰夫人的奶水干涸了7星期，又奇迹般恢复泌乳。
伊丽莎白·勒巴（Elisabeth Le Bas）夫人虽不像罗兰夫人那么有学养，也在回忆录中指出未婚夫曾在婚前对她进行人格测验，问她将来愿不愿亲自哺乳。伊丽莎白的先生勒巴（Philippe Le Bas）众议员是坚贞的共和主义者，也是法国革命领导人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忠实追随者，他希望确定伊丽莎白会迫随共和党的理念，亲自为孩子喃乳。为了考验伊丽莎白的坚定度，勒巴还故意设下问题陷阱，要让她说出反对喂食母乳的话，但是伊丽莎白太聪明了，没有上当。
伊丽莎白后来嫁给了勒巴，也的确在一个奇特状况下哺乳。1794年，罗伯斯比尔被政变推翻，勒巴也被送上断头台，伊丽莎白带着五周大的孩子被关进监狱，在牢房里待了九个月，这段期间，孩子都是吃她的母乳。勒巴对伊丽莎白的最后遗言是：“用你自己的奶喂哺孩子……启发他爱国。”
我们不难理解罗兰夫人与勒巴夫人何以选择亲白哺乳，因为她们同是奉行共和理念的中产价级女士，追随着革命的大洪流，接受了哺乳的神论。比较难以理解的是许多王公贵族也热烈崇拜卢梭，使他鼓吹的喂食母乳理念跨越了阶级差异、政治党派与国家界限，横扫了欧洲。
在德国，哺乳的母亲成为诗歌与绘画歌咏的对象，有时母亲的乳房还成为家庭和乐的焦点，比如安东（Johann Anton de Peters）在1779年的《爱育的双亲》（ Die Nahretern）【按：a上面带两点】粉彩画中，便让父亲、小孩围坐在母亲的乳房前，仿佛它是温暖的火炉，显然乡间父母要比都市父母慈爱得多。
同样的主题到了英国，便成了讽刺上流阶层迎合哺乳潮流的画作，贵妇的乳房出现在画面里，心却不在那里。吉尔雷（Jamcs Gitlray）在1796年的《赶流行的妈妈》中，勾勒了一位穿着高贵时髦的女士，僵硬地坐在椅子边沿，让女佣抱着奶娃在她胸前吸乳，窗外，一辆马车正等着载这位贵妇出外寻欢。
有钱女人控制贫穷女人的社会手段
到了18世纪末，哺育母乳已经成为宗教般的狂潮。1788年时，一群有钱的法国妇人成立“妈妈慈善机构”（La Charite Maternellé），协助贫穷的巴黎母亲，资助条件有三：受助妇人必须结过婚；有教区出具的行为良好证明；亲自哺乳孩子。根据“妈妈慈善机构”的说法，第三个条件最为重要，因为亲自哺乳可以“强化家庭连结、让母亲更有责任心，并强迫这些母亲留在家中，预防她们出外从事不当行为或者乞讨”。强迫哺育母乳成为富有女人控制贫穷女人的社会手段。
不是只有“妈妈慈善机构”的女人如此，连法国国民议会都在1793年6月28日通过法案，明订母亲如不亲自哺乳，便会失去贫户补助。另外一项针对未婚妈妈的条款则指出，只要她们愿意亲自哺乳，就可以和已婚妈妈一样享有国家的补助。
一年后，德国也追随法国的脚步，在1794年通过更严格的法案，有钱妇人统统得自己哺乳。如果汉堡的数据可以用来推衍到全德国，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德国妇人并未遵循这条法案，依然聘用奶妈哺育孩子。18世纪的最后十年，汉堡地区富有人家对奶妈的需求量依然和以前一样。1796年，“汉堡济贫所”（Hamburg Poor Relief）成立一个产科病房，免费收容未婚妈妈待产，条件之一就是她们产后得做奶妈。除非她们的身体无法哺乳，至于这些未婚妈妈自己的孩子，可以留下来一起哺育，也可以送到乡下给村妇哺乳。
换言之，贫穷的法国母亲要给自己的孩子哺乳，才能获得补助；贫穷的汉堡母亲，情况则完全相反，她们必须为别人的孩子哺乳，才能获得政府帮助。这两个例子显示政府的干预力量深入了家庭领域，不仅法国、德国如此，邻近的欧洲国家也一样。由于法国一向是欧洲政治、风尚的领导者，法国土地的轻微震动，都会将震波传送到邻近国家，套一句当时的话：法国打个喷嚏，整个欧洲都感冒了。
从许多方面来看，法国大革命对女性的乳房都有深远影响。有的女人以华丽煽情的词藻描绘她们对哺乳的期待，一位孕妇便说她等不及要将孩儿揽向胸前，“奢侈灌溉他营养健康的乳汁”。有的母亲必须痛苦抉择，是继续哺育小孩，还是陪着丈夫人狱、逃亡、作战。诗人拉玛丁（Alphonse de Lamartine）的姑妈曾说，哺乳帮助她妹妹逃过一劫，因为“她的丈夫被抓进监牢，狱卒看她还在给孩子哺乳，便放她一马”。整体来说，当时法国人对孩童的健康极度关注，让女人拥有许多“方便”。回首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关哺乳的传奇故事，当时的女人并不觉得是鸡毛蒜皮或无足轻重，因为哺乳行为已被抬举到半神话的地位。
在法国大革命的论述里，慈爱母亲的纯洁母乳常被拿来和旧政体的贵族对比，后者通常由奶妈喂大，吸吮的是污染的奶水。因此，哺育母乳的共和美德与雇用奶妈的贵族腐化相对照，让女人认为喂食母乳是“爱国之举”，也是支持新政体的政治表态。在这种脉络下，克里蒙费洛（Clermont…Ferrand）地区的女市民写了下述话语，转呈全国会议：“兹此立誓，我们的孩子不会吸吮到腐化的乳汁，而是自由的喜悦精神纯化过的奶水。”自此，哺乳不再是母子间、家庭内的私事，而成为卢梭所期待的公民责任的集体表征。
比如当时官方印制的祈祷与仪式手册，便奉劝妇女让自己的乳房成为丈夫的安逸处所、孩子的营养泉源，所有孤儿都可以得到保障，因为“祖国听到你们微弱的哭声，她将成为你们的第二个母亲。”祖国很乐意化身为母亲，慷慨哺育所有子民，包括从前法属殖民地移入的黑奴。
裸胸女人迅速成为法国革命的图像重点，她们模仿古典女性，穿着希腊式长上衣，露出一只乳房，作为新共和的象征。有时，新共和的象征是一个女战士，如戴安娜女神般戴着头盔，手持长矛，上面盖着一顶佛里几亚帽（Phrygian cap，译注：佛里几亚帽又称自由帽。是法国大革命时共和政党的象征），同样裸露出一只乳房。有时，新共和的象征是模仿女神阿蒂米丝，身上悬挂着12个乳房，象征当时颇受欢迎的自然、理性等理念。无数绘画、版画、勋章、浮雕与雕塑都将乳房变成国家图像。
1793年S月10日，法国人为了庆祝革命胜利，在巴黎建造了六座喷泉，第一座喷泉坐落在革命起义点巴士底监狱外，池内是一尊埃及女神雕像，泉水源源不断自她的乳头喷出。喷泉揭幕，设计者达维德（Louis David）以华丽的口吻形容她是：“大自然，我们共同的母亲，挤压她丰饶的乳房，赐予我们纯净、有益的革新之液。”巴黎市民吃惊地看着86名议员饮下女神乳头喷出的水，国民议会议长赛谢勒（Herault de Sechelles）宣称：“以汝乳泉起誓，法国人将遵此圣约。”赛谢勒鼓励现场女观众要哺育母乳，以傅让“战斗与慷慨的美德注入所有法国婴儿的心中。”这幕宛如好莱坞电影般的场景，传达出教条宣传的感染力，将新共和与大地之母、凡人母亲的神圣授乳连结起来。
矛盾的是，新共和如此借重女性的乳房，现实里，女性却被排挤在公共领域之外。新法律给予少数宗教信仰者甚至解放奴隶公民权，女人却仍不是公民。尽管如此，法国人仍以女性乳房象征共和体制所追求的理念，包括自由、博爱、平等、爱国、勇敢、正义、慷慨与丰饶。从此以后，国家便经常被比喻为丰饶的母亲，以饱满的乳房满足所有百姓需要。
哺育的乳房也可以很性感
新共和图像或许和当时的法国女性穿着有关，18世纪80年代，宽松衣服首度登场，采用轻柔的衣料与宽松的剪裁，和以前拘谨的穿着大不相同。法国女性抛弃了厚重的紧身褡与衣料，尝试模仿古希腊、罗马女神的轻松自由穿着，投合了当时的哲学、政治与流行风潮。法国女性的这种“政治正确”穿着，和当时男性流行的雅克宾裤（Jacobin trouser，译注：雅克宾是法国大革命时的激进共和党信徒），共同成为平等新社会的象征。
根据文学评论者盖儿碧（Barbara Gelpi）的研究，在法国执政内阁时代（1795一1799），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女性穿着：“随意轻松简单，方便孕妇与哺乳妇女，设计上特别方便妇女掏出乳房哺乳。”18世纪末，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女人完全抛弃紧身褡，衣料轻薄透明，重仅数磅。一篇刊载于1797年6月22日《小邮报》（La Petite Poste）的文章提到：
两名女士跨下敞篷马车，其中一人穿着端庄，另一人裸露双臂与胸口，下着薄纱裙子，鲜艳的裤子隐约可见。她们才走没两步，便被人群包围、毛手毛脚，那位近乎半裸的女士饱受羞辱……不久后，人们就再也看不到这位“新法国”女士的不雅穿着。
19世纪初，一篇英国杂志评论指出，“现今年轻女士的穿着，不过是一片薄纱飘拂在胸前，轻纱下的乳房清晰可见。”如此“轻薄”的穿着适用于年轻的母亲，也适用于单身女郎。文艺复兴时代，乳房被区分为哺育幼儿与满足性欲两大类型，这时又合而为一，哺育的乳房也可以很性感。
从此以后，带有性感意味、哺育幼儿的乳房，常被用来作为国家利益的象征。从19世纪到20世纪，法国的象征常是裸露一只或两只乳房的女性图像。这个女性形象又和自由理念结合，比如德拉克洛瓦著名的《带领百姓的自由女神》，画中场景虽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是1830年的流血起义，同样的，象征自由女神的是一个裸胸女子。
文艺复兴时期与18世纪的情色艺术，女人是以“不小心”裸露乳房来传达性感意味；这个时期的自由女神像则是刻意裸露乳房，以鼓舞人们的政治激情。100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解放时，著名法国歌手雪波（Anne Chapel）也跳上汽车顶，扯破上衣，像德拉克洛瓦笔下的自由女神一样露出乳房，大声唱着法国国歌。如果说生活模仿艺术，还有什么比赤裸的乳房更能代表自由呢？
1850年左右，象征新法国的裸胸女子有了一个正式名字，叫做“玛丽安”（Marianne），她的脸庞年轻、头戴佛里几亚帽、裸露出乳房，出现在无数的绘画、雕塑、海报、漫画与纸钞上，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