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先生的论断，对报告文学界不啻是一颗爆响的炸弹。因其言重，回应也激。长期从事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学理论家李炳银先牛在一篇《2003年报告文学导读》的文章中提起：“最近，有人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发表了很不符合实际的看法，认为报告文学创作一片荒芜，毫无生机，甚至连报告文学文体是否合理都给予怀疑。从他的言语间，我敢断言，他是真的不了解报告文学创作的现实状况的，对报告文学未做研究，又有一种主观的排斥。没有读过几（部）篇作品。不读作品却可以随便发言，斗志昂扬地指点江山，这在如今的文学评论界已经不是个少见的现象。真不知道这样的论者底气何以这么足。但愿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阅读感受，不被不负责任的发言搞坏了印象。”
对报告文学，李炳银先生始终怀有一腔深情，他认为： “报告文学是一种新生的年轻的文体。在我看来，她正是一种极具潜质和生气勃勃的文体。”他不能容忍“在没有深人研究的情况下非常主观的简单推导”，“轻易地将扎根于真实生活土壤上的报告文学排除到了文学的大门之外”。
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王晖、南平的文章《报告文学：一篇虚构的‘讣闻’》，也对《当代》编者和李敬泽先生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恐龙已死”的断言提出了商榷。他们承认“李敬泽先生在《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发表的《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一文，以及之前《当代》杂志2003年5期《中国知青终结》‘编者按’对报告文学现状的尖锐批评无疑是一个警钟。”“然而，如果把作品的警钟当作文体的丧钟来敲，就过了，就是在为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发布一篇虚构的‘讣闻’。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敬泽文和《当代》‘编者按’报告文学‘恐龙已死’的断言，以及‘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症结：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结论，也代表了学界和媒体对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文体的一种误读、误解和误判的声音和倾向。”他们指出： “李敬泽先生对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文体的颠覆”，其主要理由— “叙事理论的不成立”的“前提错了”。他们认为：“李敬泽先生将‘报告’等同于‘真实’，将‘文学’简单等同于‘虚构’。这便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我们赞赏李敬泽先生把‘求真务实’视做报告文学的生命线，但不能沟通将报告文学中的‘文学’与‘虚构’如上等号。这里的‘文学’，指的是报告文学的‘跨文体性’这一文体规范，即兼容文学性语言、结构或表现手法，而并不包揽虚构与夸张的元素。倘若‘文学’一定要等于‘虚构’的话，作为文体，非但报告文学不能成立、纪实文学不能成立，传记文学或者说有着悠久历史的‘史传文学’亦不能成立，因为它们都是‘真实（史传）’＋ ‘虚构（文学）’。”因此，李敬泽先生“将作品的批评引申至文体的整体批判是有欠公允的”。
这场争论的范围虽不大，但其力度却很强。它直接讨论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生死存亡”的终极问题。对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发展，极具警示和思考意义。
报告文学作家所要迎接的挑战不仅仅是理论界的批评，一些新闻媒体的深度报道写作，电视专题作品，以渐趋接近文学表现的形态不断逼近。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敏感反映，表达方式的简练活泼，已日益为受众喜爱。2003年3月S日，《南方周末》20余版的专题（朱榕基），不输本年度任何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当日该报举国疯抢，可为一证。应当说，新闻记者写作的“文学”化趋势，是对渐弱的中短篇报告文学创作的强力拉动，对报告文学的发展无疑是一大幸事。
名人传记的超越
2003年称得上传记文学出版的大年，演艺明星、中外文化名人仍是其中的主角，进人该年度传记文学畅销书排行榜前巧名的作品中，有扬绛的《我们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冯小纲的《我把青春献给你》（长江文艺出版社）、香港凤凰电视台主持人陈鲁豫的《陈鲁豫，心相约》（长江文艺出版社）、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亲历历史一一希拉里回忆录》（译林出版社）、《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华文出版社）、《只有一个贝克汉姆》（译林出版社）、《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中国城市出版社）、《中国名人快读》（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个人的振兴— 直面普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商业利益的策动下，出版商家竞相推出此类作品，文化明星撰写自传，成为时下的一种风尚。
一项重要的历史巧合，给2003年的传记文学生产带来强劲动力。革命伟人、前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110周年诞辰，与国民党前总统蒋介石的遗婿、103岁高龄的宋美龄的去世，两者叠影，在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祖国统一大业未竟的历史背景下，愈发显出特殊的意义。如此难得的机遇，出版商家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于是，有关毛泽东、毛氏家族和宋庆龄、蒋宋家族的传记出版物，在这一年汹涌而至，令人眼花缭乱，前者有《走近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青年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毛氏三兄弟》（东方出版社）、《贺氏三姐妹》（东方出版社）、《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与统帅》、《毛泽东和他的魔下将领》、《毛泽东和国民党爱国将领》（均为长征出版社）、《毛泽东瞩目的中国政要》、《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等等，总计四五十种。后者有《宋美龄画传》（作家出版社）、（宋氏三姐妹》、《宋氏三兄弟》（东方出版社）、《宋美龄大传》（团结出版社）、《百年宋美龄》（江西人民出版社）、《美丽与哀愁》（团结出版社）、（宋霭龄全传》（中国社会出版社）、《宋美龄大全》（华文出版社）、《宋美龄自述》、《孙中山与宋庆龄》（团结出版社）、《蒋介石与美国》等等，其势头方兴未艾；与此相关联的传记出版物也纷纷跟进，其中有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的系列丛书“我所了解的蒋家王朝内幕”、“民国高层内幕大揭露丛书”等等。应当说，这一类出版物自中国改革开放后就开始流行，到2003年可以说达到空前的盛况。
将这两类作品交互阅读，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现象：那种曾经被绝对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已被消解，具体说，就是阶级意识、党派意识逐渐淡化，民族意识、人性意识逐渐回归，传记人物不再按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的标准作简单的分类，历史伟人毛泽东及其伙伴们不再是一味地“高大全”，人情化、人性化的描写大大增加，甚至达到刻意点缀的地步，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也不再是“妖魔式”的人物，回归于正常的“人”。这种写作观念上的变化，无疑是理性成熟的表现。
黎洁华的《戴季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作为一个经历和思想极为复杂的国民党右翼核心人物，戴季陶一直被定性为思想险恶的反动分子，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而在台湾，他却是一个被肯定的历史人物。《戴季陶传》的作者用了整整十年时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戴季陶置于中国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下，对他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深人的分析与评价，真实地展现了戴季陶思想的多变性、多面性和个性的复杂性，使人们看到：戴季陶的双重文化人格，他的进步与反动，他的变态心理，乃至他的悲剧性下场，无不系于那个动荡剧变的时代，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一类中国文化人的面影及其悲剧性的命运。与《戴季陶传》形成呼应的，是《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不同以往的传记写作路子，作者采取烘云托月的办法，将胡适置于各种重要的人际关系中，颇有立体感地彰显了他的人生历程和人格精神，发掘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比如关于胡适与毛泽东的交往，胡适与茅盾的交往的讲述，让人耳目一新，作者沈卫威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我特别看重传主的书信、日记，而对其回忆录或自传所出示的历史材料，则有百分之五十的取舍保留。原因很简单，回忆录和自传中表扬与自我表扬的虚假东西（或者说文学成分）太多，传主对事对人已经取舍、文饰。”“我写传记，在看重书信、日记的同时，还靠脚下功夫，找当时人、知情者访谈，使史实互证、互见。因此每当关注一些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具体问题，或人物的特定行为时，多从史实的细部人手，把握内在的契机。”
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是列人2003年传记文学畅销排行榜前十五名的作品，此书初版于1993年，十年中重印六次，销售达21万余册。这种持续畅销的现象，反映了中国大众渴望了解历史内幕的愿望与好奇心。作者在《修订补记》里表示：当初写这部传记， “主要是想通过林彪从人到神、由神变鬼的可悲历程，探究这位山乡少年由功臣沦为祸首的原因，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立体可感的历史人物。”“十年过去了。十年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党史研究更加活跃。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上，包括在对林彪的研究上，国家有关部门公布了许多新的珍贵文献，老一辈的革命家披露了大量新的历史内幕，许多文史工作者探幽钩沉，又挖掘了一部分有独特价值的口述资料，进一步拓宽、丰富了人物研究的内涵，因此也有了对十年之前出版的小册子进行修订、补充的必要。”林彪作为老一辈中共领导人的“异类”，一位曾经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历史罪人，关于他的传说和传奇故事尽管多如牛毛，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谜。《林彪的这一生》的作者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叙述的态度冷静、客观，为该书的特点。林彪的性格，与他的人生经历、荣辱沉浮和历史功过的内在关系，得到了较充分的揭示。此书的不足，在于对中国现代历史缺乏一种整体上的把握和穿透，对林彪所处的环境与人际背景也缺乏真实具体的描写，让人感到一种隔雾观花的不足。
文人传记的收获
已故文化名人、艺术大师的遗婿撰写自传，是近年来传记文学写作的一道醒目的风景，已有作品中，有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蒋碧薇的《我与徐悲鸿》，林沫的《建筑大师梁思诚》
等，都曾成为读书界的话题。2003年的此类出版物中，杨绛的《我们仁》和高瑛的《我和艾青的故事》值得一提。
有意思的是，《我们仁》也被列人了2003年传记文学畅销书前十五名排行榜，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仁》与排行榜中的其他作品都不同，它并不具备畅销书必须具备的那些特点，既不通俗，也不传奇。《我们仁》结构奇峭，写法独特，由三部组成，第一部《我们俩老了》，只有短短一千字，写钱锤书在世时扬绛经常遭遇的一个亲人失散梦，也就是钱锤书所言的“老人的梦”；第二部《我们仁失散了》以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尽地记录了这个“万里长梦”，似真似幻，朴朔离迷；这个梦又由三部分组成：一、走上古释道；二、古释道上相聚；三、古释道上相失。等到梦醒来时，作者发现“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直到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仁》，才开始通常意义上的传记写作，从1935年7月与钱锤书结婚后到英国留学写起，一直写到1997年女儿去世，1998年岁未钱锤书去世。扬绛以其特有的枯淡含蓄之笔，忆写了60年来与丈夫女儿相濡以沫的岁月，情意绵长，余音缭绕。开篇这样写到：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锤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缓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仁是不寻常的遇合。（另起）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这是一种十分“私人化”的写作，主要笔墨用于亲情家事，甚至达到事无巨细的程度，而一旦涉及他人他事，下笔就变得谨慎而有分寸，历史风云、时代激流被有意识地淡化，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空白，由此不难感受一个高级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疲惫和对未来的优虑。此书的分量，其实正在这种含蓄不露、貌似琐屑的描写中。文中写到解放前夕时，有一段话让人难忘：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r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仁》出版后，在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读书商报》等报纸杂志均对此做了专门的介绍和评价，它的畅销，除了“名人效应”的因素，在于它深切地写出了历史的悲枪感与人生的无常感。
相比《我们仁》的平淡含蓄，高瑛的《我和艾青的故事》更具传奇性和饱满的生命激情。此书以数十篇随笔集合而成，叙述了作者与诗人艾青41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生活历程和情感历程，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艾青的私生活细节和文艺界的人际纠葛，作者质朴、泼辣、粗放的性格，和艾青艺术家的性情及其平凡的一面，在书中有鲜活的描写，尤其是艾青与高瑛的浪漫史，写得颇有力度和情韵。然而，此书的写作带有明显的“辟谣”动机与自我炫耀的成分。作者的宿友老作家文怀沙应命为此书作序，认为高瑛不仅是一个“轻财利、重感情的好女人”，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无须豪言壮语，摒弃五光十色，真诚、亲切，那是慈母般的温馨啊。不是壮美，而是优美。我们中国诗坛，这样的诗人并不多。正是由于成了艾青的妻子，高瑛的诗才委顿了，成为一个被埋没的诗人。艾青得到一个患难相处、心魂相守的好妻子；中国诗坛少了一颗明亮的星星。”高瑛的自述可以证实文怀沙的高度评价，她认为：艾青“就是自己的一部大作”。这种美妙的自我想像发自高瑛这种豪放强悍的性格，应当说十分自然。更何况，自我美化原本就是自传写作难以避免的俗套，所以，对这本自传的自我美化，不必大惊小怪，作者完全有这种资本。
艾青生前没有写过自传，按高瑛的说法，这是艾青“对过去的历史的宽容”， “俱往矣，就是艾青对待历史的态度”。这些说法，虽让人感受到了艾青的善良，却又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这一点上，艾青比起巴金老，还是差一点。艾青受迫害的经历，包含着深广的历史悲剧与人性悲剧，从这个层面看问题， “受害”与“加害”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