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东西对我后来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帮助，只是积累了些生活经验。幸亏8年的时间不很长，离开部队后，我能够关注更广阔的领域，有更多的真实感受，我的作品个性。
赵：你觉得写小说和电视剧相比，哪一个更能表达你的思想？
万：肯定是小说。对于我来说，电视剧更商品化，剧本创作实际上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会受到种种限制。小说相对来讲，商品化要少一些，更能表达我自己，但剧本创作对我的小说创作有帮助，它会让我写出的小说更好看，同时影视也打开了我和更多观众交流的通道。
赵：你是善于写爱情小说的高手，那你对爱情持怎样的态度？
万：爱情这个题材在文学作品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题材，它很吸引我。当然作为一个女性，可能对于爱情和情感这方面，包括自身的经历，都会引起我种种感想和感受。一次我在电视里看到李阳讲“疯狂英语”，他特别痛心疾首地说：一些年轻人把时间浪费在谈恋爱上。但在我看来，谈恋爱是人生中最美丽的事。李阳发出的感慨，让我很惊讶，促使我写出了《香气迷人》。实际上对我来说，爱情是一个很严肃的，或者说很严重的话题。以我今天这个年龄，我仍然认为：如果人生活中没有爱情，人存在的价值就不大了，不管今天的生活是靠多少物质堆砌起来的，我们一天24小时需要多少东西来塞满，我们有多少享受，如果人的生命里没有爱情，最终的意义就失去了，这是我的感受。爱情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困惑了很久。我儿子的女朋友在国外，他们打手机或发电子邮件，两人可以很方便地询问对方刚才上哪儿去了，吃的什么饭？这让我觉得现在的爱情来得太便捷，没有一丝的曲折，即使相隔万水千山，跨洋越海，都不会产生阻碍。而我的青年时代，信息是完全隔绝的，一封信就要走很长时间，不像现在谈恋爱这么便利，所以现在人们那种思念的感觉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么强烈了，我认为现在的爱情最缺乏的是思念，爱情没有思念就没有沉淀，没有发酵的过程。如今的年轻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与我们太不一样了，这种变化也让我想探讨爱情对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爱，其中有母爱，有亲情，但是爱情是最浪漫的一种情感。我们这个时代，浪漫的东西少了，至少我觉得很不够。我觉得浪漫实际上是非常美的，而且是生命中不能缺失的一份情感。爱情也许要分年龄段，年轻时候的爱多姿多彩，越新鲜越被吸引，而我觉得爱要踏踏实实，有一份很安宁的情感会让人觉得更舒服。
赵：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
万：我本来想写《空镜子》的姐妹篇《空房子》的剧本。写《空房子》的想法很早，甚至在《空镜子》之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放下了。但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我的创作欲望仍很强烈。因为我手头正在改编《香气迷人》的电视剧剧本，计划25集左右，所以还要等一下。但我想今年上半年《香气迷人》和《空房子》这两部电视剧的剧本都要完成。以后，会出去玩玩，强迫自己放松一下，让脑子空一段时间，使创作的欲望重新鼓起来。 （赵莉《中国文化报》2003年4月8日）
余华：机遇让我走上文学道路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1983、1984年，那是中国的文学杂志最辉煌的时候，什么刊物都能发行几十万册，但是已经开始进人尾声了。那个时候的编辑们还是比较认真地在那里读一些自由来稿，所以像我的稿子自然也被他们看到了。那时候我还在南方浙江一个小镇子上当牙医，整天拔牙，也没什么事可干。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嘛，只有20岁刚多一点，特别希望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可是我永远看到的是张开的嘴，那里边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风景可看的，所以我就非常不喜欢那份工作。
我们那个医院就在一个街道上，是我们小县城里最繁华的一条街，当然肯定不如北京的那个王府井繁华，可在我们县里已经是最繁华的一条街了。我整天站在窗口很迷茫地看着在下面街道上走来走去的人，我不知道我的今后应该怎么办！就在那时候，我发现有几个我认识的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天在大街上闲逛。后来有一次我就问其中一个作曲的，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就不上班？”他说：“我这就是在上班！”我说：“你们文化馆是在大街上上班吗？’ 他说： “文化馆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我想：这工作我也喜欢。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 “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像你一样上班？”我们那个时候个人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都是国家分配的，不像现在大学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就是我们很安静，我们没有一种焦虑的感觉，反正是听天由命，但是也太不自由。所以我就问他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到文化馆？他说：“你跟我学作曲。”我心想我可是不敢跟他学这个，因为我非常了解他的历程：他在农场干了十多年，一心学作曲，干了十多年才进人文化馆。而我是希望明天就进去！我没那个耐心啊！十多年后，我多大了啊，再进文化馆？
所以我说：“还有没有更快的？’ 他说： “更快的？要不你就学绘画。”可是绘画也一样。你也起码学十多年以后才能够有希望进文化馆。
他说：“都不行那么就写小说吧！”我一想这倒是可以。当时我大概认识四五千个汉字了吧，我估计大概可以写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了。
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真是属于那种目标很明确的。后来我发现文学很难说是可以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包括我后来开始上网也是一样，遇到问题了，你再去查查参考书，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不遇到问题你根本没必要去学，学了也没用。
我就是带着问题去学。首先不是学小说怎么写，而是看引号是怎么打的。“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的学习，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干这个。我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年上的小学，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一年，中学毕业，刚好十年。日子当然也很愉快，就是几乎没怎么上课。到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了，我不想拔牙，我得去换一份工作，为此我就在那儿闷头写。写到了什么时候差不多可以换段了，我就又发愁了，不知道怎么办？再就是的、地、得什么的，刚开始总是用错，真是一切都从头来。
刚开始写了以后，拿到文化馆给我们一位管创作的人去看。他说：“你的错别字太多了！”又说“这没办法，因为你没写过那么长的文章啊！”我以前在学校里写作文也就写一千字，撑死了就一千字，那就算是很长了。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说：“只有余华才能写那么长的作文！”如今在海盐他还说这样的话，“所有的作文里余华写得最长。”所以他就认为我是最有才华的。我一开始写小说就写了一个一万字的，那肯定是错别字就增加了十倍了。然后，到我写到大约四五篇的时候错别字就很少了，后来文化馆的朋友就开始表扬我了。
我非常幸运，我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那也是很奇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寄稿件是不用付钱的，你只要把一个信封剪一个角儿，我寄到《北京文学》，《北京文学》就给我付钱，就是邮资总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我刚开始写小说也比较狂妄，我也瞧不上我们浙江省的刊物。我就寄给《人民文学》、《收获》。它们退了以后，我把它们那个信封翻过来再剪一个角，再给《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逐渐一步一步的往下来，就是先寄名气最大的刊物，再寄名气小的。
我发现，我还是非常幸运，总是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些好事。大概是在1983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海盐已经进人冬天了，已经有点冷了。大概是下午刚上班的时候，电话来了。
我们那个拔牙的医院有30多个人，就只有一部电话机，而且那时候电话机是手摇的。我们整个海盐县只有一个总机，要通过它转的，反正那个时候电话不能拿起来摇，要摁着它摇。所以我后来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拨那种程控的直拨电话，我就摁着它拨，奇怪！怎么没反应？所以，科学进步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既然你过去是德着摇，以后发展了也应该德着摇嘛！它怎么就拿起来拨了？科学的进程是最不讲逻辑的，因此它经常给人以震撼。
那天突然说楼下有一个电话，我以为又是我们县里的一个什么人给我打来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基本上是三心二意的，虽然进人了改革开放，大家还是吊儿郎当的，没怎么好好干事。拿起电话以后，却是我们邮局的——那个时候电信和邮政还没有分开——总机给我一个声音说：“你是余华吗？’ 我说：“是。”他说：“你有一个北京长途！”我一听心里就是一阵狂跳，我知道我们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有亲戚也不会给我打电话。肯定是稿子的事！但是我想不起我的稿子寄给哪家刊物了。太多，退稿也非常多。
那个时候挂长途电话不是现在这样，你知道一个号码就可以拨了。那个时候《北京文学》的主编（她十年前已经去世了）叫周雁如，她是早上上班，就给我挂“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余华收”。然后北京邮电局就是一路一路地挂过去，挂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终于通了。然后我拿起电话，电话里告诉我有一个北京长途，我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声音来了，她就告诉我说：她是《北京文学》的，她说她叫周雁如，我也不知道她是主编，《北京文学》和我联系过的编辑是王洁，她后来也离开了。周雁如说你给我们寄过两篇稿子。加上一篇别的我一共寄过三篇稿子，我自己都忘了。她说我们都看了，都很喜欢，但是有一篇稿子需要修改一下，你能不能到北京来改稿？那时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 “谁给我出路费？”那个时候我的薪水是16块钱1个月。
周雁如是一位很好的编辑，浩然，陈建功，很多作家都是她发现的。她可能也知道我的心思，她说我们给你出路费，还给你出住宿费，每天还有两块钱的补助。然后我马上就说好！
我知道我不能去我们那个卫生院的院长那儿请假，我要是给他一讲他肯定不会让我去。我就让我们单位的另一个人给我请假，让他明天替我说一下，我说他说什么你就别理他，剩下的事回来再说吧。我马上坐上汽车去上海— 我们海盐没有火车站— 在上海买了一张火车票。不敢买卧铺，当然那个时候也买不到卧铺。这样就到了北京。
这就是一个开始，文学道路的开始。从此以后就开始一篇一篇往下写。所以我发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生中的机遇很重要。假如没有当年那个电话，现在我肯定还在拔牙。一个人希望从事一个职业，那只是一个希望而已。一个再有耐心的人，我相信，十年以后要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话，他也会放弃，况且像我这样一个老是朝三暮四的人。
改稿之后，好事接着就来了。我一从北京改稿回来以后，我都不知道，我们那个小县城轰动了，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你是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然后我们的宣传部长来跟我谈话，说我把你调文化馆去！
于是我就去了那个文化馆上班。
我知道文化馆那些人上班不太准时，所以我第一次去上班时，还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到。我们那个时候上班都是每天八小时，早晨都是七点钟必须去，因为那是小县城。不像在大城市，有时候是九点，比较晚，北京也大概比较晚，小地方上班都早一点。我想它如果七点上班，我到九点半去，第一次上班我就迟到两个半小时，看看会怎么样。结果九点半我一去，一个人都没有，我知道我来对地方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从1984年年初开始，到现在为止吧，我一直过着这种自由的生活。后来又去了文联，再后来又去了作协，也是没人管的那种生活，到了1993年的时候我就干脆辞职了，所以我就彻底没人管了。1993年到现在，我就一直靠小说养活自己，没有别的收人了。
我现在靠小说活着。 （《大道中文期刊网》2003年4月5日）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记者：最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您的访谈录《为了报仇写小说》，书名很有悬念，书里您曾和韩少功先生、施叔青女士的谈话中提到“复仇”，能否具体解释一下书名的含义，这个“报仇”是指什么。当年鲁迅先生说“一个也不宽恕”的时候，他写小说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刀笔投枪刺激一下麻木的国人，改造“国民性”。而您的“为报仇写小说”是有一定的指向还是要去探讨“报仇”这个理念？
残雪：我在创作初期没有鲁迅先生那样明确的理念，我属于在创作活动中成熟起来的作家。这本访谈录记述了我的历程，读者只要注意一下时间就可以看到我发展的大致轨迹。我虽同那个时代的鲁迅先生有差别，在出于愤怒，心里有话要说这一点上开始创作，大概是很相似的吧。随着创作的深人，我的愤怒很快就内化了，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艺术规律在起作用。仍然是报仇，但并不是指向外部的世俗的东西，而是猎向人性本身。鲁迅先生的《野草》和《铸剑》一类的作品是我的榜样，虽然他那个时候还并不完全自觉，但在这几篇伟大的作品中，他的艺术直觉战胜了他的旧观念。
记者：这本书收录了大约19篇对您的专访，您觉得这些对话基本能体现您的创作思路和对人生的一些态度吗？有没有一些像哲学中存在的“言说的困难”？邓晓芒教授曾说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反语言学”的倾向（中国文化更追求冥思“得意忘言”），您在访谈中则说中国文化缺乏“无中生有”的创造力，您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写作，应对此有一些独特的体会，能否解释一下。
残雪：这些对话应该对读者进人残雪作品有很大帮助，所以我特别重视这本书的出版。谈话的对手水平大都比较高，我的回答都是即兴的，从直觉出发的。但读者也能看出我是非常有理性的，我的创作已经形成了体系。并不是说拿这本书对照就可以读懂残雪的作品，而是在这里向读者提供一种思维方法。如果是那种内心焦虑，愿意自救的读者，他就会用我的方法去做实验。当然我的方法也并不是我的独创，而是我学习西方文化的成果。我提倡创造性的阅读，那是读懂西方经典的惟一方法。有些东西确实难以言说，尤其是现代艺术。用不停的“说”去接近对象，用颠覆既定语言，向原始风景突进的方法来创造，这是我迄今为止一直在做的。中国古典文学里头没有精神的体系，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只有精神才能无中生有，不要任何依托。而我们的古人非要“触景”才能“生情”，一有了思想上的问题就跑去看风景，从外部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比如《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人物内心的矛盾也是很表面化的。这种文学形式已经远远不能表达现代人的心灵世界。但我们文坛似乎颇为自得。
也许可以说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在沉默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