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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如果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实事求是的话，那么我必须承认，如果我放出话说某一天可能还会回到公司，那无异于是自欺欺人，因为脑癌的病症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我的辞职给公司带来影响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工作对我人格塑造的重要性不比其他任何因素逊色。我在公司已经干了33年了，从来都没有在别的地方工作过。当我刚来到这里时，公司的规模只有现在的一半大小。当公司合伙人在拜会客户的时候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这一行业也处于起步阶段。
可是，我必须要忠于自己的信念，忠于未来，因此我必须要离开，立即离开，不留一丝影子。
我离任的消息刚刚见诸媒体，慰问信和电话就像雪片一样向我飞来，每封信和每通电话都让我感到温暖。很多商界的朋友和我本人或是办公室联系，向我传递了他们的支持、难过以及震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位首席执行官在问候我的时候，语气尤其诚恳。我知道这种互相关心在其他行业中可能也存在，但是我们同行之间向来是以关系融洽著称的。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天崩地裂，不过感受到同行之间依然存在的那份关爱，真是让人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我很快就离开了公司掌舵人的岗位，隐退归山，这也正和原先我所设想的一样（我只是保留了一个资深合伙人的虚职）。我原先密密麻麻的行程表会让人看了都感到胆战心惊，接下来好几周甚至半年以后的时间都已经排得满满当当了。现在，中间的很多活动要不取消了，要不就由公司其他人代为参加，或者很快就会由公司新董事长来接手。我在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也在协助做好工作交接。这一过程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其实，我处理这些事务也基本上是通过打电话解决的，在家里打的电话。
在第二天和一位董事通话的时候，我出现了第一次惊厥。说起来这次惊厥还真有些好笑。这次的惊厥并不严重，医学上称之为“局灶性惊厥”，因为在我大脑中出现的电波并没有波及整个大脑（而在全身性惊厥发作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是影响到大脑的某块区域，影响到局部的神经网络。当时，我躺在床上打电话，和一位董事在讨论人事调整的问题，我的右脸颊突然开始痉挛。为什么会有些好笑呢？因为我竭尽所能想让自己右脸颊的肌肉不要颤抖，这样我说的话才能让对方听明白。
12。这种局面一直延续
这一过程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后来，我和家人给医生打了电话，增加了用药剂量。3天后，我又出现了另一次局灶性惊厥，出现肌肉痉挛的现象，我的服药剂量再一次增加了。几次痉挛并非都和运动皮质区有关，这会造成肌肉颤抖。有些痉挛同视觉皮质区前额叶有关。幸好，我的这些痉挛都不是全身性惊厥，否则我就会躺在地上抽搐不止。经常，我会微闭双眼，这样可以减少视觉皮质区影响的痉挛造成的冲击。康妮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表情麻木，好像我的目光穿过了她，而她却琢磨不到我的所思所想。
其实，惊厥并不是我病情最早出现的症状。最初，我的视力就受到了影响，因为我脑部的一个肿瘤压迫到了视觉皮质区。在确诊后的几天之内，我的视力就下降了很多。眼前一片模糊，甚至都无法填好一张支票。在我的视野之中，有三分之一的视线是由黑点所占据的，视野的右侧尤其明显。我可以看清正前方，不过当我沿着街道走的时候，我希望有人能在右边搀扶着我，否则我就容易撞到街边的路灯。因为我总是半睁着眼睛，所以我必须特别小心。
尽管我的头脑总体上还保持清醒，但是我经常也会感到有些迷惑。我必须重新学习该怎样穿衣服，我必须要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地去穿衣服才行。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衣服都是由别人给我准备好的。康妮会把我的衬衫倒放在床上，这样当我拿起衣服的时候，就能够直接套上了，而不会穿反了（康妮已经把我所有带袖扣的衬衫都收起来了，因为摆弄好袖扣对于我而言，实在太难了）。后来，穿衬衫变得简单了些，不过要想穿上一件套头衫就难了。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衣服穿上，不过我自己也会累得气喘吁吁。有一次，我挣扎着想要套上一件毛衣，恰好吉娜在门口见到我的“惨状”，我不知道我俩谁的心里更难受。我知道，从前在她心目中，我一直是个能干的父亲，手脚麻利、行动迅捷。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基本上天天如此。
从孩提时代过后，我第一次需要考虑怎样做一些基本动作了。如果你想要做一些事，从前都是信手拈来的，不会太在意，可是现在却不得不去考虑该怎么做了。我还是原来的自己，但是现在仅仅能够完成一些非常基本的动作。在写信的时候，我会突然遇到一个明明知道的词，却不知道该怎么拼写或发音了。这并不是我头脑中负责感知的那部分出了问题，而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可是我却无法解释。打个比方，如果你让我拼写“误用”这个词，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写……可是有可能我就是拼写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话时支支吾吾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
我和康妮去拜访了一位名医，他已经70多高龄了，人称“神经肿瘤学之父”。如今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教学，偶尔也会看诊。我问了他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还能活多久？
“首先，你的人生并不是一个数字，”他说道，“大多数病人确诊之后可以活上一年。”我知道，而且康妮也清楚一年时间对于我的情形实在是奢望，有些病人病症出现得比较早，所以确诊得也相对比较及时。
我们自己在盘算，觉得我还能活上大概3个月到6个月左右，具体是几个月就得听天由命了。
我这种行动不便也影响到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有天晚上，我在观看纽约扬基队的一场棒球比赛，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精彩的外场传球和击球手击球，我想赶紧和自己的一个朋友分享，他也是一个棒球迷。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就开始兴高采烈地回忆刚才的精彩画面。当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分钟之后，我的朋友并没有感到兴奋，我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低头看了看电话，赶紧按下免提键，因为我在拨通电话的时候竟然忘记按下这个键了。
“嗨，听得到我吗？”我说道。“嗨，尤金。”我朋友说道，他说知道我这边有些手脚慌乱，只是在等我自己调整过来。“刚才你听到我跟你讲的比赛的事了吗？”
“一句都没听见，”朋友说，“你得重复一下。”
13。那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我从公司董事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第一个目标实现了。整个公司、管理层和所有的员工都很圆满地实现了新老过渡。
现在，我需要着力实现第二个目标了：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化疗，我很清楚并不是适合我的治疗方式，我为何还要尝试一次化疗的效果呢？因为我想遍尝百草，亲身去体验一番，心安理得地来做出决定，做出属于我自己的决定。我不想轻易听信别人的话。当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商业决定的时候，我总是坚持要了解所有情况，并且亲自做出决断。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情，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在化疗3天之后，我放弃了它，因为经过3天的时间，它开始影响我的肌体了，或者说似乎开始影响到我的肌体了。化疗影响到了我身体的功能，影响到了体内的各个系统。我已经感觉到肾脏和肝脏的反应了，我也感到有反胃恶心的症状。我觉得自己免疫力下降了，更容易染上其他疾病。不仅如此，化疗还牵涉到了我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坚持接受放疗（我已经开始接受放疗了，而且也有效地让肿瘤减积了）。
一旦放弃了化疗，我的目标也就变得更加明确了，我身边的亲友也一样。我真心懂得，那些和我处境相同的病友（也许是大部分癌症患者）哪怕见到一丝一毫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是多么微乎其微，都会紧紧地抓住不放，为的是能多活上一段时日，我也很同情他们的苦衷。我也能够理解，那些没有遭受过癌魔侵袭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这么快就放弃化疗，不啻向病魔缴械投降，好像我根本不愿延长生命一样。可我并不这么看。我热爱自己的生命，我也想长寿无疾。我已经把看到2006年的第一轮日出当成了自己的目标，尽管实现这一目标有些不切实际。
尽管化疗不再烦扰我了，我依然坚持接受放疗。肿瘤专家认为，放疗很有希望能够让肿瘤减积，减缓肿瘤增大和周边组织感染带来的病症，尽管他拒绝向我透露这一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这样一来，就能给予我更多头脑清醒、视线清楚的时光，好让我实现临终前的几个愿望。
从家中的饭厅，可以眺望壮观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再远处，东河静静流淌。餐桌的另一端有一堆账单、新到的杂志和简报、出席聚会和慈善活动的邀请信。在它旁边，还有一摞堆得更高的信件卡片，是几十张来自朋友和同事的慰问卡片、写满祝愿的信件，他们都听说了我的近况。在它旁边，还有更大一堆瓶瓶罐罐，全是我的药。
我坐在女儿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前，我能够感到自己驾驭电脑的能力下降了。电脑旁边，有一个记事簿，上面写满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些都将成为本书的素材，内容包括如何迎接死神、最后旅程的体验以及自己的收获。尽管我的思维并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的书写能力可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身体上我还是很强壮，没有什么不舒服。自从不做化疗之后，也就不用再承受那种慢慢咽下死之痛苦的体验了。”我伏案写着，可是每过几分钟，眼睛的余光还在盯着手表看，提醒自己不要耽误自己其他的日程。
不过，话说回来，还有什么日程？如果在集中精力做好手中的事的时候，不去分心想接下来要干什么，而是完全投入到当下，不去为接下来担心，效果会怎样呢？如果我只是全身心地融入到当下之中，那么时间将会以怎样的速度流逝呢？
那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觉得，不停看手表和严格管理时间都是我从前的习惯，现在必须要和它们说再见了，或者至少要让这样的习惯适应新的环境。如果我人生的时间轴发生了大的调整，那么我对于时间的态度也需要进行大调整。如果我能够活到将近80岁（这在几个月前还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身体健康），那么我还剩下大约10000个日日夜夜。而现在情况急转直下，我只剩下1％的时光了，属于我的只有100天了。对于失去的99％的时光，我必须要用新的思路来调整，对时间的意义认识更加深刻，对时间的定位更加明晰。
不过，说句真心话，我确实不知道该怎样达到这一境界。
14。我不想在匆忙之中糊涂地步入坟墓
留给我去学习体悟的时间是如此之少，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首先（也是最后）要学会的技巧就是学会放松。多少年来，我都是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全力往前狂奔，径直向前冲，一路上连一个弯道都没有。而到了我去世的那一天，我的速度将会是零。
我曾经也想过（可能大多数人也想过），到了晚年，自然会遇到前方路上的一个弯道出口，大概也就是在65岁退休的时候吧，或者是身体不适的时候，先哲会在出口处亮起一盏灯，告诉我该要减速了。其实那盏灯早就已经向我亮起，不过我没有能够看到其中的预警。正如康妮对我说的那样：“其实你并不是步入人生最后的荒野，等待着死亡的降临。”我是在漫漫人生路上减速前进，这是无庸置疑的，不过只是让我感到有些难以掌控，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这也是需要我集中精力去把握的，把握好我能够掌控的命运。
卸下肩头董事长的重担，不再像从前一样忙碌不已，尤其是不再做一个奔波操劳的纽约人，我觉得目前自己的行进速度是每小时50英里，也许是30英里（甚至不到30英里）。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意识地继续减速，自己来调整步调，这样在我人生最后的几周内、几天内，甚至是最后几秒钟内，我能够尽享生命的平静与宁逸。
我不想在匆匆忙忙之中就糊涂地步入了坟墓。坐在家中的餐桌旁，我写下了自己最后要做的事：稳妥地解决所有法律和遗产问题；结束一段段人际关系；追求简单；活在当下；去营造，也去迎接美妙的时刻和“完美的时刻”；开始向新生过渡；为葬礼做准备。
简而言之，我希望在最后的岁月里，能够意志坚决地和过去告别，能够体察生命的真义，能够享受生命的快乐。进一步言之，我只希望得到以下这些：清晰、兴奋和完美。说实在的，一个人还能奢求其他更多的吗？
哦，我想要无与伦比的永生。我并不是说在这样的问题上还要和人一争高下，我是说我向来喜欢取胜，所以我也想赢下这一仗，争取比别人在死的时候笑得更好。我是说面对死亡，我也想得到平时在生活中所能取得的收获，用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法来达到目标。比方说，多年以来，我爱上了品酒，我会遍尝名酒，订阅相关的杂志，当我有时间的时候就会阅读一番。我也喜欢上了歌剧，也懂歌剧，我会去剧院观看聆听，也会提前阅读相关的故事情节。我不想只是浅尝辄止。现在，我也有一股豪迈的气概要“战胜”死神，我要试着积极地看待它，从而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结束生命，正视死亡，不去躲避，笑着迎接死亡。
关键是我该怎样改变看世界的视角，在接下来短短的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如何做出必要的调整，让内心变得更加坦然，去发现人生的真谛，去享受其中的欢愉，去真正领悟它的价值。
幸运的是，我已经遇到了两位良师。一位是我在就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时候聘请的顾问，另一位其实50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就是我自己心中的精神导师。
在过去，我曾经聘请过一位顾问来帮助我，我在就任公司董事长之后，设定了三个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我希望能成为公司未来财富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帮助员工过上更加平衡的生活，协调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到我确诊之前，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扎实的成效，我们曾经召开过多次长达一整天的研讨会，来探讨该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在全国各地的分部都举行过这样的研讨会，很多公司的合伙人及其爱人都受邀参加了会议。我和其他人都认为，这位聘请的顾问给我们最重要的一条启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不要太过于注重控制时间（因为时光流走根本不受我们的控制），而要主要控制自己的精力分配（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可以驾驭自己），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前进途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现在，我自己遇到了如此严峻的挑战，显而易见，这一注重工作和生活平衡，并改良了公司文化的原则，对我也大有裨益。我需要用一种新的视角来思考和看待这个世界，来接受我突然间减短了的人生时光。不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