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内心总有一种骚动不安的感觉，你每时每刻都处在激动之中，以为自己正在笔下创造出诗意的生活。那一时期最喜欢的作家便是屠格涅夫和川端康成，他们笔下的风景和人物很容易与我身处的极北环境达成和谐。那时总觉得与周围的人际关系有着巨大的隔膜，与世界格格不入。十几年过去当我步入中年后，我才明白那其实是青春期的一种可爱的骚动，它带着许多自以为是的虚荣，而与朴素的艺术背道而驰。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师，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引向真正的人生之旅。现在我不太喜欢屠格涅夫了，因为他笔下的悲剧人为的痕迹太浓，而且弥漫在作品表层的诗意氛围太明显。但我仍然欣赏川端康成，我认为只有他真正代表了东方精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贯中西的人只能成为大学问家，而却很难成为大艺术家，因为艺术需要那些偏颇而又棱角分明的人的净化和完善。学问不需要极端，而艺术往往需要，也许这是我个人理解上的偏差。
文学在未来的世纪中还会不会有巨大的高峰出现？我看可能性不大。因为文学不像科学技术，未知的领域仍然很广阔，只要有了新发现就会轰动全球。文学是靠话语来维系和表现的，而话总有说尽的时候。但我仍然对它满含敬意和痴迷，因为它毕竟是使我能够平静跨入新世纪的一把雪亮的钥匙。它虽然如晚风一样令你难以看清，但毕竟你能感觉到它温柔的抚摸和沁人心脾的爽意。而其他的事物绝对没有给我如此经久不衰的激情。我在香火缭绕的寺庙中叩头祈祷的一瞬，内心里满是人间烟火的事情，脱离凡尘于我来讲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也许正因如此，我极其恐惧未来世纪的人间尘土气息会在道德和文明的挤压下越来越淡薄，如一棵树被经过持续不断的修剪后，规规矩矩地僵直地立着，再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能给人制造变幻的阴影和遐想，那么即使这树下仍有极小的一块阴凉，我们也不情愿靠在它的身下休息。虽然我明白幸福的获得是辛酸的，但我依然热切地渴望它，渴望它能像一场意外的雨一样淋湿我、滋润我，哪怕它姗姗来迟呢！我是不是过于贪婪了？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他认为白种民族都迷恋战争、掠夺和毁灭。此种观点在辜鸿铭的文章中也有体现。辜氏认为：“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是孔教赋予了中国人儒雅而安静的性格。而我却在想另外的问题，当我们避开战争的时候，我们在享受和创造出些什么？欧洲在流血，而我们却在吸食他们送上来的鸦片。这种忍耐力又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我们是一个太容易在出生时就安排好归宿的民族，所以我们的自由精神和创造力总是显得那么贫弱。儒教的最大弊端在我看来就是扼杀人的激情。
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了，伫立在本世纪的晚风中，我希望新世纪依然有我们这个世纪所喜欢和所憎恨的事物，它们仍能带给我们种种复杂的情感。如果我不能置身于鱼群飞舞、星汉灿烂的环境，就让我的心灵抵达那里。我将随着那些方方正正的优美的汉字一同继续新世纪的漫漫旅程。
对方方的一次写生
第一次见方方，是在１９８５年的青创会上。那是个灰蒙蒙的冬日。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经人介绍相识，记得方方穿一件鲜艳的毛衣，背着个精致的黑皮包，齐肩的头发微微鬈曲，她笑吟吟转身的一刻让人觉得格外明媚。在此之前，我只是从作品中认识方方。
这之后的十年中，我们没有任何交往，因为彼此实在是不熟，从来没有交谈过。只是不断见方方的作品四处开花，朵朵灿烂。方方红透了大江南北。
１９９５年，“红罂粟”丛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作为丛书作者之一，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主办者在会议之后组织到驼梁和五台山游玩。由于我和方方年龄相仿，我们自然同住一屋，这样便有充裕的时间聊天。我总以为，人和人的沟通，聊天是最好的方式，轻松、自由、随意，这时很容易就能认识一个人。与方方住在一起，聊天其乐无穷。她开朗、大度，与我一样贪玩，且也是口无遮拦，笑起来像东北姑娘一样不秀气，张着嘴，哈哈哈的，哈哈得脸上的红晕像朝霞一般艳丽描绘方方，必须用一个最俗气的比喻，好让她能找到一点笑料。几天疯玩下来，彼此 “没有理由不成朋友”方方语。从这以后，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会兴高采烈去赴会，为的是能和方方胡侃一通。方方说话机智、幽默，有一次与她住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我们住在一楼，夜间老有老鼠出没。我这个人贪吃，零食不离身，因而老鼠在我的床的这一侧闹得凶。偏偏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鼠的人。上高中二年级时，有一日清晨起床，我叠被子时发现一只老鼠在我被窝里，它已经死了，想必是深夜蹿上我的板铺，溜进我被窝后被我翻身给压死的。这段经历每次重温都令我毛骨悚然。为了求得方方的同情，我把这经历对她讲了，希望与她调换床位，不料方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都压死过一次老鼠了，再压一次就是了。” 坚决不与我调换床位。
方方衣着随意，与她自然洒脱的气质极为吻合。她爱睡懒觉，上午十点若给她打电话，她准会恹恹无力地责备你扰了她的美梦。而午夜十一时以后，只要我的电话叫了起来，很可能就是方方，这时候的她声音宏亮，就像清晨刚起床似的精力充沛。我想她那洋洋洒洒的文字，多半是在更深人静之时完成的。
方方的作品很耐读，品位高，但很奇怪的是她的作品并不畅销。方方对此并不以为然。她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奖、是否畅销、是否转载、是否有人评论都看得极淡，确确实实是一个少见名利心、散淡之极的人。而我以为，这种作家往往更能成为大家。她的长篇《乌泥湖年谱》，我虽只读了部分章节，已经嗅到了一个成熟作家具有风范意味的文学表达气息。
方方有些“洁癖”，与她同屋住，我不敢随意去她的床上坐，怕她“训斥”。所以她说她家并不很整洁时，我一直不太相信。方方具有一副唱民歌的好嗓子。方方喜欢吃三文鱼，喜欢喝茶，也爱吃辣椒，但脾气不“辣”，很宽厚温和。与她交往，不必担心哪一句话会刺伤了她，你会觉得很放松和自由。
方方很能干，写作、带孩子、做家务、外出开会、办《今日名流》。她常常头疼，我说她是太累的缘故。她有个宝贝女儿毛妹，方方每次外出回武汉，总不忘给毛妹带回一堆吃的东西。一旦讲起毛妹，方方便满面幸福。
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阳光下的方方。在黑夜，在星光闪烁的时分，我想方方一定有另一种不为朋友所知的情怀，也会有忧伤和惆怅，也会有隐隐的孤独感伴她左右。好在她有一支笔确切地说是电脑，有开朗的性格，这一切会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转瞬而逝。
方方如今住在一套舒适的住房里。据说楼下有个小花园，栽种了一些桃树和花草。我想黄昏时方方若是放一张藤椅在小花园里，一边饮茶，一边看落日，一边听花园虫子的鸣叫，一定非常惬意。
《原野上的羊群》自序
一九八四年春天，大兴安岭的风开始显出温情时，我开始了《北极村童话》的写作。那一年我二十岁，再有三个月即将从大兴安岭师专毕业。在此之前，我曾写过几篇胡编滥造的小说，它们无疑全部失败了。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记得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记得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傻子”的狗，记得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于是我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怀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种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当我写完它时，对它充满了信心。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我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然后投给两家刊物，均被退回，说它太“散文化”。我自己对它几乎失去了信心。一九八五年，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我去参加了一段时间，其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来讲课，在他临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我忐忑不安地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他，让他给看看，这像不像小说？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他说马上要走，他只能翻翻。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一下。在他即将出发前，他找到我，未等我问他如何，朱伟说，这篇小说不错．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朱伟带走了《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上。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所以放在此卷卷首。
《炉火依然》和《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是另一种风格的作品。写后一篇时我在哈尔滨已有一间自已的小屋，可以随心所欲地听音乐翻画册。这是我唯一一部涉及战争题材的作品。战争对于我来讲已是另一番生活了，我是在音乐和美丽的图画中捕捉战争的神经的。读者看到这个标题肯定想不到它是写战争的，这便是我对和平理解的胜利了。
《岸上的美奴》和《原野上的羊群》是我新近发表的两部中篇，前者发表在《钟山》上，我更看重它。然而它的运气远远不及后者，《原野上的羊群》被多家选刊转载，并且有不少读者来信说喜欢它。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最爱的往往夹带了浓浓的个人色彩，它很难与大片的读者达成和谐与沟通。但这样的作品仍然是值得我个人珍重的，因而毫不犹豫地在筛选中篇时图上了它。也许是因为它篇首的那句题记让我难以割舍吧——给温暖和爱意。
1996年 11 月
后记
有一年我过了三个春天。三月去南方，那里已是熏风拂面、草长驾飞。几日后回到哈尔滨还是白雪飘飘。四月到北京，只见满树桃红迤逦在街面上，如一道道妖娆的云霞在飞舞。逗留一周后再回哈尔滨，这里的春天才隐隐咧开了调皮的小嘴。草芽悄悄发了，嫩黄的迎春露出了舌尖，丁香的蓓蕾也熟得要绽放了。哈尔滨的春天在四月下旬初见端倪，五月才如火如荼。
一年过三个春天何其幸运。然而在前两个春天我只是匆匆过客，领略和浏览，而不是享受。只有哈尔滨的春天才让我倍觉亲切，不是因为它姗姗来迟而格外被珍惜，而是由于这里的春天与我息息相关，它的每一片绿叶和每一朵花蕾在我眼里都有非同寻常的诗意。因为它是我栖居的城市，虽然说比起故乡，它只能退居次席，但是在城市之间，哈尔滨在我心中无疑占据首席位置。
写作的十几年来，我记忆着这样几个地方，加格达奇、塔河、西安、北京、哈尔滨。在加格达奇，我开始了处女作《那丢失的……》的写作，那是1984年，我刚满二十岁。同年我还写了第一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的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成功和运气。我在故乡塔河当了半年山村教师，写作了《沉睡的大固其固》。我记忆着深冬时节午后三时就会出现的猩红的落霞，记忆着那条蜿蜒的多雪的归乡的路。在西安的一年我印象中只写了《原始风景》（且只限于上半部）。而在北京求学的三年，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长篇处女作《树下》（出版时更名为《茫茫前程》）。我的主要作品都是在1991年回到哈尔滨后完成的，如长篇《晨钟响彻黄昏》，中篇《秧歌》、《香坊》、《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向着白夜旅行》、《白银那》、《日落碗窑》、《逆行精灵》、《观彗记》以及近作《青草如歌的正午》和短篇《逝川》、《雾月牛栏》、《亲亲土豆》、《朋友们来看雪吧》等等。我逐渐习惯了哈尔滨的写作环境，习惯了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把窗户紧闭听着音乐自如地进入写作的那种状态。
十几年写下来，竟不知不觉已有了三百万字。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绝对不是自己篇篇满意的作品，但它们却是各个创作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既然春天能在不同的时段渐次呈现，我想创作的春天也未必只属于某个年龄段。你以为它过去了，可是当你历尽沧桑、厚积薄发时它也许又会掉头回来。一年之中能看到三个春天不算福气，若是一生的创作中能拥有几个春天，才是最值得自豪和欣慰的事。
1999年4月18日·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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