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雷奇科夫斯基铁路会让站以北的一个高地的观察所里，与第229师师长和第112师师长保持着直接联系，并通过集团军司令部与其他部队保持着联系。
战斗成胶着状态，双方各有胜负。有几天，德国陆军第51军的部队，在坦克的加强下向我实施攻击。有几天，同时有近百辆坦克向我进攻，而我军在这里仅有10辆坦克。但是，我们的部队不仅击退了敌军的猛攻，并且几次发起反冲击。第112师的表现尤为突出。
战斗持续了5天，7月31日凌晨，我第229师第112师的几个团，在那10辆坦克和空军的支援下，转入反冲击，把敌人赶过了奇尔河。当晚，我军截获了一份无线电报。一个署名的“X”的德军军官向“B”集团军群司令部报告说：“在劳罗维基诺附近渡过奇尔河的步兵第51军已被击溃。”
第64集团军是作为预备队新组建起来的。集团军中的多数军官和士兵是初次参加战斗。在顿河草原上，他们授受了战斗的洗礼。他们承受了退却的重压与痛苦，但他们没有胆怯。初战的失利没有动摇他们必胜的信念。是的，他们是退却了，但他们是在战斗中退却，他们遏止了敌人的进攻，而敌人兵力之多，有时甚至超出他们的想象。不应该要求他们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敌人的优势是绝对的，以第64集团军当时拥有的兵力，去阻止敌人的进攻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第64集团军的军人们硬是遏止了敌人的进攻势头，粉碎了德军统帅部要在顿河右岸包围并消灭我军的企图。
我缅怀步兵第112师的两位师长——A·F·索洛古布上校和A·E·叶尔莫尔金上校，缅怀这个师的许多英雄战士。正是他们在1942年7月底以前，一直把德国陆军第51军和坦克第24师阻止在奇尔河地区，使敌优势兵力不能从南面突入我第62集团军主力部队的翼侧和后方。以后，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他们自始至终英勇地抗击敌人，先是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作战，继而又在斯大林格勒城内作战。
这两位师长都牺牲了。A·F·索洛古布牺牲在顿河上，A·E·叶尔莫尔金是在奥廖尔城攻坚战中阵亡的。
我缅怀步兵第112师出色的副师长、苏联英雄F·T·米哈利欣、师炮兵主任H·A·戈德列夫斯基上校、师政治部主任B·E·莫罗佐夫，以及指导员瓦西里耶夫、奥罗别依、菲利蒙诺夫等人。
光荣的步兵第112师的军人们赢得了永垂不朽的荣誉。
与第112师并肩作战的是E·E·萨任上校指挥的步兵第229师。该师部队还没有集中好，就遭到德国陆军第51军和坦克第24师的突击，并于7月26日16时前被敌人逼到奇尔河边。但第229师的部队和各分队在这里死死守住了阵地，击退了敌人的不知多少次进攻。当时，敌军企图从南面向东北方向突击，前出顿河和卡拉奇城，与在戈卢宾斯基地区已经推进到顿河的敌主力集团会合。
8月8日，我步兵第229师和近卫步兵第33师以及步兵第399、第196、第181、第147师在顿河以西陷入包围。在萨任上校的指挥下，第229师击退了当面敌人的多次进攻，率领一部分部队突围了顿河左岸……
当顿河地区正在激战时，第62集团军司令员科尔帕克奇将军给我的观察所打来一个电话。
他告诉我说，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已决定由A·A·洛帕京中将接替他担任第62集团军司令员。
当天晚些时候，M·C·舒米洛夫少将来到了第64集团军司令部，接管了第64集团军的指挥权。
与此同时，接到了方面军参谋长C·H·尼基舍夫少将签署的方面军命令。命令要求第62和第64集团军同时实施突击，歼灭上布济诺夫卡和奇尔河地区的两个敌军集团。并给第64集团军加强了步兵第204师和坦克第23军。
命令是7月28日14时接到的，而进攻发起时间规定在29日凌晨2时，也就是说只有12小时了。
我和M·C·舒米洛夫必须尽快找到第204师和坦克第23军。对它们的所在位置，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打电话询问方面军司令部，得到的答复：
“你们到顿河和利斯卡河之间的地区去找这两支部队吧。”
为了寻找这两支部队，我们在草原上乘车整整转了一夜。7月29日，又找了一个上午，直到中午，才在日尔科夫地区找到了坦克第23军的一个旅。该旅旅长对进攻计划一无所知，因而毫无准备。
在寻找驻扎在“十月胜利”国营农场的坦克第23军军部的途中，我们顺路来到了沃洛金斯基村，第62集团军指挥所就设在这里。
A·A·洛帕京将军身体发胖，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外表显得十分安详。他在指挥所里用丰盛的午餐款待了我们。他告诉我们，第62集团军不能执行方面军参谋长的命令，因为部队还没有准备就绪，弹药还未运到，而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没有批准这个命令。
A·A·洛帕京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没有批准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一事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推测。由H·E·莫斯卡连科将军和B·C·克留琼金将军指挥的我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正向进攻中的敌人实施突击。而我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反突击是要配合这次行动，并发展这个攻势。
但是，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都未能遏止敌军的进攻，并击溃敌军。
洛帕京告诉我们，目前，坦克率1集团军已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敌空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克留琼金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集结行动和横渡顿河行动都告失败。反突击计划已无法实施。
我不再去寻找第204师和坦克第23军。应该回到集团军司令部去。
7月30日，我奉召去斯大林勒方面军司令部。
7月31日一整天，我都呆在斯大林格勒，等候方面军司令员B·H·戈尔多夫的接见。
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格勒实际上已经成了前方城市，但我在城里并未感觉到有明显的恐慌气氛。对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说，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格勒的市民们很难相信，他们的城市马上就会成为激战的战场，他们不相信红军不能在顿河把敌人挡住。
方面军司令员在8月1日晚接见了我。他当着我的面听取了空军第8集团军司令员、空军少将T·T·赫留金的报告。
“敌人已陷入我军的防御阵地，”戈尔多夫说：“现在可以一举歼灭他们了。”
我试图提出不同看法。
“我对前线的了解并不比您少！”他打断我的话说：“我把你召来，是要听你解释，为什么第64集团军的右翼撤过了奇尔河？”
“撤退是迫不得已的！”我回答说：“我们没有来得及把集团军全部展开。第229师仅有一半部队参加防御战……”
B·H·戈尔多夫没有让我说完，就厉声说：
“提出书面报告！书面的！”
毫无办法。我只得请求他允许我回集团军去以便在那里根据各地图和文件写出详尽的书面报告。
南部集团1
从斯大林格勒回来后，我得知，一支强大的德军部队，于7月31日从齐姆良斯卡亚地区，沿季霍列茨克至斯大林格勒铁路线，向科捷尔尼科沃方向发起进攻，插向第64集团军和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后方。
德军在顿河大弯曲部遇到顽强抵抗以后，希特勒立即修改了第45号训令，并重新部署了部队。他把哥特将军的坦克第4集团军从正在进攻高加索地区的“A”集团军群里抽出来，交给“B”集团军群。并向“B”集团军群下达了命令：从行进间实施突击，从南面攻入斯大林格勒，造成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两面夹击之势。
在这几天里，方面军各部队都收到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于1942年7月28日发布的第227号命令。命令极其明确、极其坦率地说明了当前局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命令中说：
“敌人不顾遭受到的惨重损失，把越来越多的新兵力投入战场，他们正在向苏联的腹地一步步地逼近，他们不断地占领新的地区。蹂躏、毁坏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他们奸淫妇女，抢掠财物，残杀人民。
战斗正在沃罗涅日和顿河地区、在南方靠近北高加索的大门口进行。德国占领军正冲向斯大林格勒，冲向伏尔加河，企图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库班河地区和北高加索，攫取那里的石油资源和粮食资源。
敌人已经占领了伏罗希洛夫格勒、斯塔罗别尔斯克、罗索希、库普扬斯克、瓦卢伊基、新切尔卡斯克、顿河畔罗斯托夫地区以及半个沃罗涅日……在失去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顿巴斯和其他地区以后，我们的领土大大地缩小了，因而，我们的人员、粮食、钢铁、工厂也变少了。我们失去了七千多万人口、年产8亿多普特粮食的产粮区以及年产1千多万吨钢材的生产能力。
现在，我们已失去了人力资源的优势，也丧失了粮食储备的优势。继续后退就意味着自杀，就意味着断送我们的祖国。
从现在起，我们每放弃一寸土地都将极大地加强敌人的优势，极大地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的祖国。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杜绝诸如‘我们可以无休止地退下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粮食取之不尽’之类的论调。这些论调是有害的、是错误的。它将削弱我们的斗志，助长敌人的威风。因为，如果不停止退却，我们就会失去粮食、燃料、钢铁、原料、工厂、铁路。由此得出结论：是停止退却的时候了。一步也不能后退！
这应该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口号。必须顽强地坚守每一个阵地，坚守每一寸苏联领土，尽最大力量去保卫它，直至流尽量后一滴血。
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停止退却，然后打退并粉碎敌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德国人并不像某些惊慌失措分子想像的那样强大，他们已成为强弩之末。顶住敌人现在的和随后几个月的突击，我们就可以稳操胜券。
我们能够顶住敌人的突击，并把他们赶回去吗？能够。因为现在我们后方工厂的生产在突飞猛进，我们的前线正在得到愈来愈多的飞机、坦克、大炮和迫击炮。
那么，我们到底缺什么呢？我们缺的是，在所有部队中建立铁的秩序和纪律。这是我们当前致命的弱点。如果我们要挽救局势，捍卫祖国，就必须在我们的军队中建立极严格的秩序和铁的纪律……
惊慌失措者和胆小鬼应该就地枪决。从今以后，每个指挥员、红军战士、政工人员都应遵守这个铁的纪律：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绝不后退一步。”
“绝不后退一步！”这类口号以前也提过。但是，从没有一个文件这样毫不掩饰地向全体人员，不但向全体红军指挥员，而且向普通士兵，谈到我们国家的困难处境。这个命令实际上是告全体苏联人民书。因为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多民族的、全体苏联人民的子弟兵。党、苏维埃政府坦率地把国家的困难告诉人民，这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热烈的反响，它必将带来积极的结果。每个战士、每个指挥员都深深地感到了对祖国、对人民应负的责任。的确，我们已无路可退了。
这个文件打开了政治工作的新局面。政工干部开始坦率地、毫不粉饰现实地向普通士兵讲明形势，并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各级指挥员也懂得了，退却再也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了。
但是，如果认为，造成这种新局面只是因为这个命令，那就太天真了。这个命令只是表达了全军上下自夏季战役以来就酝酿着的一种情绪。如果不是成千上万的人意识到我们当时极为窘迫的处境，这个命令本身不会发挥任何效力。在退却的艰难日子里，我们的战士无时不感到痛苦、懊丧、悲忿。
很多红军战士和下级指挥员对我说：
“我们去年退却……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突然袭击，这使我们在投入战斗之前就损失了许多飞机和坦克。可是现在，我们有坦克和飞机，有武器……我们现在可以顶住敌人！
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退却？！”
8月2日早晨，舒米洛夫将军召我去他那里。
我来到集团军司令员工作兼居住的房间时，发现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在。会议听取了参谋长关于南方局势和我军左翼情况的报告。
情况令人担忧：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已突破我第51集团军的防御，于8月1日占领了列蒙特纳亚，逼近科捷尔尼科沃。第64集团军和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左翼已逐渐被敌人从南面包围。
舒米洛夫将军建议我立即前往方面军的南部地段，查明情况，就地采取必要措施。他说，这个决定已得到戈尔多夫的同意。
我迅速做好了出发准备。随同我一起去的有副官I·A·克利莫夫、传令兵列沃利德·西多林、司机卡尤姆·卡利穆林和瓦季姆·西多罗科夫，还有几名通信兵。我们分乘三辆汽车（其中一辆载有电台）向南出发。
途中，我来到了位于上鲁别日内村的第214师师部，见到了师长H·A·比留科夫。这是我从7月24日以来第一次见到他。比留科夫汇报了情况。在该师防守的整个地段上，从下奇尔斯卡亚至戈罗茨卡亚镇，都平静得使人生疑。敌人甚至没有试图强渡顿河，也没有实施积极的侦察。敌人的这种消极态度使我感到很奇怪。
我和比留科夫将军坐在干稻草垛旁谈话时，大约30发炮弹在附近爆炸了。稍稍平静一点之后，我告别了比留科夫，向南进发。我们的下一站是设在格涅拉洛夫斯基村的第64集团军的步兵第29师师部。
第29师配置在阿克赛河沿岸，在戈罗茨卡亚村至新阿克赛伊斯基村的地段上，正面向南。该师以北，沿着顿河是第214师的防御地带。该师以南，从波将金斯卡亚至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地区，由配置我集团军的独立骑兵团防御。该师的左翼没有设防。
我还知道，第118筑垒地域的部队正在沿梅什科夫卡河一线展开和准备防御。但这是在后方，在阿克赛河以北。
我们在第29师师长A·A·科洛布京处过了夜。8月3日晨，我们前往上雅布洛哥内村和科捷尔尼科沃一带侦察。和我同行的有两个步兵班，他们是我从第29师师部带来的。他们分乘两辆汽车。草原上的能见度很好，可以看出8—9公里之远。
当我们从北面接近上雅布洛奇内村时，我们发现从南面过来两支步兵队伍，其中还有炮兵。这是A·A·柳德尼科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138师和C·C·库罗帕坚科上校指挥的步兵第157师正在向北面撤退。
两个师都不满员，它们隶属于T·H·科洛米耶茨少将的第51集团军。这两个师在齐姆良斯卡亚和列蒙特纳亚地区遭到敌人的攻击，损失严重。在失掉同集团军联系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向北、向斯大林格勒方向撤退。和他们一起撤退的，有集团军炮兵副司令员B·F·德米特里耶夫少将率领的两个近卫迫击炮团。
柳德尼科夫和库罗帕坚科对南面的情况都很不了解，他们被敌人吓住了，我立刻就发现了这一点。我命令这两个师听我指挥，并决定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去整顿。这两个师按照我的命令退过阿克赛河，在那里占领阵地，组织防御。在这两个师的后面，配置了A·M·斯米尔诺夫上校的海军陆战第154旅，作为第二梯队。我把南部集团临时司令部设在上库姆斯卡亚镇。参谋长由第51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个军官担任。
然后，我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勾通了联系，并通过作战值班军官，详细报告了方面军南部地段出现的局面。我与第64集团军司令部没能取得联系。
方面军司令部通知我说，西伯利亚的新锐步兵第208师将在奇列科夫和科捷尔尼科沃车站下车，并建议由我指挥这个师。
“师部在哪里？”我问道，但是没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