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大家大讲堂 作者: 钱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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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大家大讲堂 作者: 钱穆等-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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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家庭解体是社会解体的主要标志。但又不能算是文学研究的正宗了。不过就中国大陆来说,问题并不是理论太多,主要看是什么理论,最怕的是拿洋东西唬人。西方史学理论有许多流派,这些东西用于中国史研究,有的有用,有的没用。普遍性高的有用,特殊的没用。没用的也有用,它的框架、方法可以带来启示。史学理论是很严格的。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制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 
  社会的问题在民间   
  刘:您的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这番论述,我看可以引申到对传统社会的解释。中国历史长,发展迟缓,是不是与社会有某种保持完整的能力有关?比如说农民起义对生产力有破坏,但并不破坏社会。不仅不破坏,循环往复的结果,实际上成了封建社会机制的自我调节器。各个朝代的统治,宽严不尽相同,家庭结构的网络始终结得很紧密,而且长期保持私人讲学的风气,民间宗教又很发达。这诸多方面的因素,使得传统社会成为文化滋生和沉积的有利土壤。 
  余:是的,可以这样解释。中国历史的特点,主要是各个新兴的王朝都不去刻意破坏原有的民间社会。有民间社会,就有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有了民间信仰,你所担心的传统传衍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民间信仰是最无害的。因此打烂菩萨,再愚蠢不过。我在日本,看见各种古怪的信仰都有,但日本何尝不能现代化。信仰问题只能听其自然演变。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专好破除迷信,其实自己信仰的所谓〃科学的〃一切比民间迷信还要幼稚。记得潘光旦写过一篇文字,叫《迷信者不迷》,是为民间信仰辩护的,很有眼光。孙中山讲四维、八德,胡适反对。我是同情孙的。民间道德习俗不好去破坏,破坏了就难恢复。你以为是用科举思想扫除迷信,其实是用假信仰代替真信仰,社会秩序反而解体了。 
  刘:着意提倡的信仰,容易打折扣;民间信仰,是自然发生,有利于社会守常。我注意到,您的著作中反复出现孔子的〃礼失,求诸野〃这句话。   
  余:孔子的话很深刻,有春秋时期的具体针对性,也适用于后来的社会。民间还流行一句话:〃天高皇帝远。〃老百姓的事情,皇权控制不到。民间社会存在,这个社会就有希望。华侨社会比较保守,保存了不少传统价值,也是这个道理。明朝是专制制度的高峰,但王阳明的门徒辈都不谈政治,谈致良知,让每个人自己决定是非,不以朝廷的是非为是非,结果他们在民间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下边的社会反而有了发展。民间文化也兴起了,如小说、戏剧之类。明朝很多知识分子都不曾出仕,他们眼光不再向上看朝廷,反而低头看社会,和民间文化打成一片。政治老虎尽管发威,我避开就是了。但是如果民间社会被消灭了,或者压得一点空间都没有,那就真是〃天柱折,地维绝〃了。不过这样以强力硬压的日子毕竟维持不了太久。文化生命比任何政治组织都要长得多。 
  跋语   
  这篇访谈录写到这里该收笔了。我与英时先生交谈的内容远不止这些。没想到刚整理出15个问题就占去这许多篇幅。有关历史上的相权问题、〃五四〃的历史经验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学术论著的文风和文体问题,以及英时先生今后的研究方向等等,交谈中均有所涉及。我们还谈到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英时先生对郭沫若先生的有些著作和为学方法颇有疵议,不久前曾写过一篇批评文字。他问及我的意见,我说当郭沬若晚年的时候我见过他,我和他女儿是同学,因此如果不正面谈这个人物,在我于心有所不忍。英时先生对我的态度表示理解。他对冯友兰先生晚年写的《三松堂自述》,也有自己非常独到的看法,但他在夏威夷朱子会议上与冯先生会见过一面,还见到了冯先生的女儿作家宗璞,他说他看法尽管有,却不便写文章公开批评了。 
  (本文因技术原因,略有删节)          
  钱穆伉俪与金庸、胡菊人:历史、家国与中国人的生活情调   
  金:钱先生这次应新亚书院〃文化学术讲座〃之邀,来香港讲学,时间短,活动多,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我们《明报月刊》访问,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谨代表本刊向钱先生及夫人致谢。 
  胡:钱先生是当今通儒,而且自学成功,钱先生的治学方法一定可以给后学很大的启示。   
  钱:连中学小学我一共进了七年新式学校,连三年私塾共十年,17岁中学毕业,18岁开始在乡村做教师,由民国元年起,可以说一直教到今天,已教了67年书,我的生活圈子很狭窄,都在学校度过,我所知有限,只是一些教读经验。 
  金:一个伟大的学者只要把他本身的生活、生命和经验记录下来,对后学已经是很宝贵的启发了。   
  钱夫人:很早就有人要钱先生写回忆录了,但他一直没有打算写,直到最近,我们发现普遍的中小学教师在精神方面都打不起劲来,都觉得教中小学似乎没有什么前途,就想到把回忆录写出来,给他们一点鼓励,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中小学教师不能发挥真正的教育功用,这个国家的前途也不会太乐观的。 
  查:我想这是存在于中国人社会的普遍现象,各地的中小学教师都会觉得一直教下去教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了,钱先生的经历就可以鼓励他们,一个中小学教师一样可以成为有贡献的学者。 
  钱:我个人的经验倒觉得在教小学时最快乐,教中学时又比教大学时快乐。在中学时学校还像个家庭,一到了大学,就像到了社会,大家都自觉做了教授,社会上的人也用不同的眼光看我们,而师生的关系却反而疏远了,彼此客客气气。我觉得小学、中学是感情的、生命的。大学嘛,讲学术,有了是非,各人有各人的一套,多属于知识方面也可说是属于别人的,自己的生命却不在那里。我读小学的日子距离今天已有70多年,但学校的一切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房子是怎样的,大门口在哪里,都清楚记得,因为那是我自己的生命。 
  胡:像钱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倒还珍惜小学、中学的时光,但很多人并不这样。说到中小学教育,据我所知,港、台的历史教师都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不知道如何把历史传给下一代,不知道怎样去启发他们,钱先生可否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 
  钱:我是很守旧的,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说是进步了,现代化了,高深了。我自己没读过多少书,我开始做教师的时候,正值新思想、新潮流传入中国的时候。我是由报刊杂志看到那些新思想新理论的,不过我发现那些新思想新理论不尽适用于我们,也不尽符合于事实。譬如说,他们指中国是个封建社会,是一套专制政治,但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封建社会呢,怎样的一套专制政治呢,只要翻开历史书来看看,我们便会发现他们所批评的和我们的历史并不一样。我并不拘泥一定要读什么书,一定要接受什么思想,我只不轻信人言,别人怎样说,我听了,不立刻就相信,只回头翻查书本才发觉书上所载和他们所说全不是一回事。他们批评中国是封建社会专制政治,是不是呢?我翻开历史,我发现这讲法和我们的历史大不同,是两回事啊。直到今天,小学生还是说中国古代是封建社会专制政治,到了中学,还是这么说,到了大学,也没有改变。一个年轻人读了这么多年书,得到的尽是一些空洞的名词。我们中国人研究历史,是要研究历史里面的人物。孔子是怎样一个人,汉武帝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我们要知道。封建社会出了齐桓公、晋文公,这两个人是怎样的人,做了些什么事。人物必各有其时代性,封建时代出了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人物已算了不得。我们现在闹批孔,孔子是个怎样的人,生在什么时代,做了些什么事,批孔的人却不知道。孔子已经是2500年前的人物了,我们今天还要去批他,可见他对我们的确有影响,影响我们的,是他这个人和他做过的事。我们批判他之前一定得了解他、研究他。有一派人对有没有孔子这个人表示怀疑,我们就当他没有这个人吧,即如查先生写武侠小说,也不是真的有其人,但有故事啊,孔子的故事影响了我们。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人和他的故事,而不是要在人之上加些空洞的名称。说某人是圣人,这是空洞的,圣人是何等样的人物呢?我们随便说〃封建社会〃、〃专制政治〃,这些名词也是空洞的。你要知道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是怎样的人物,做过怎样的事,你想知道清朝是怎样的,你得要知道清朝的人物和这些人物的故事,这样你才能了解政治。哪个朝代是开明的,哪个朝代是黑暗的,哪个朝代是太平的,那个朝代是混乱的,要研究人物和其故事,不能用一句〃封建社会〃,〃专制政治〃便概括了,中国历史不是这样的。         
  我们教小孩子读历史,不论小学、中学、大学,要讲故事、讲人物,不能只讲〃封建〃、〃专制〃等空洞的名词。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少用空洞的名称来作分别。再如〃封建社会〃这个名称,是西洋的,我们把它翻译过来了,我们其实没有〃封建社会〃,我们只有〃封建政治〃。西洋历史上,是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封建社会,中国是周武王周公统一了全国来推行封建政治,这个当然是不同的。又说中国是帝王专制,这个我们又不得不讲故事。譬如说汉文帝,他本身是个读书人,他一生最佩服的人是贾谊,本想重用他。因当时大臣们群起反对才用贾谊去做长沙王太傅,过了些时,贾谊回朝,汉文帝和他作通夕之谈,汉文帝自谓与贾谊别后,自己的学问不断有长进,这次再和贾谊谈话,必该有胜过他处,哪知这次长谈之下,汉文帝自觉一切还是不如贾谊。汉文帝那般欣赏贾谊,但仍不便在朝廷上重用他,只有再派他出去做梁孝王太傅,从这故事看来又哪能算专制呢,举此一例可知,我们要批评中国历史,不能单用空洞的名词名称来概括,何况还是由西洋翻译过来的名词,全部中国二十四史没有用过帝王专制四个字,不要人家说中国是封建社会,是专制政治,我们就相信就接受了,我们要看史实,切实的去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用西洋名词来套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对的。我们教历史不妨自小学开始就多讲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我们要讲三国的历史,我们就讲曹操,讲诸葛亮,讲刘备,他们是人物,有故事,也即是历史,这样一个小孩子读到大学毕业了,他就懂得怎样去批评历史了。 
  胡:钱先生不重概念化,这种教学方法很有价值。过去我也想过,中国如《春秋》,《左传》,《战国策》这些史书,都是从具体的人事出发,这种传统,其叙史本身就有教育作用,但后来治史的方针好像改变了? 
  金:中国正史如《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其中以人为主的〃传〃为重要,其他年、表、纪什么的就次要了。   
  钱:我们讲历史,要讲史实,史实又分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一层次就是讲人物,故事,第二层次就是讲政治、经济等等。这些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详详细细写在那里,我们只要翻开书本去学习就够了,这是学习历史。批评就不同了,批评是主观的,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你们两位的看法很有见地。譬如说我们读《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些书,都是讲人物和故事为主,后来文集兴起,各家文集的内容也都包有历史。 
  譬如说苏东坡,这个人的一生都记录在他的文学作品及他的全集里,他有文章,有诗,有词,有笔记,这些作品详详细细地写下他的生平事迹。苏东坡被贬黄州,他是怎样被贬去的,有一朋友送他一块地,他建了一茅庐,即是雪堂,有朋友送酒给他喝,他喝不完的酒,太太收藏起来,以备他想喝而又没有酒时之需,这些生活上的琐事他都记了下来,在当时,他自己也许没料到写这些事有什么意思,到我们后人研究宋史,研究苏东坡这个人,这些就变成很有意思的材料了,去读东坡全集把其他各项零碎故事汇集到苏东坡《赤壁赋》一篇文章内,便见首尾全备、纤屑毕俱,于是读苏东坡的《赤壁赋》便可知道他的人品个性生活修养,如此怎能不欣赏他,不佩服他呢?而同时对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情况亦可参悟作准,所以读史又必读各家诗文集及笔记小说等,以见其全,又哪能用专制政治封建社会几个空洞名词来包括来代表。 
  西洋的文学与人,与历史是分家的。我们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但我们对莎士比亚这个人一无所知,关于他的事情至今还在争论中。西洋文学写人、写故事是客观的,写的是别的人、别的人的故事。传统的中国文学家写的是自己的事,及其父母、子女、家庭和朋友,甚至是生活的记载,时代的描写。一个文学家的日常生活如到什么地方吃饭,遇到些什么朋友,也一一记了下来,我们后人隔了很多年代都可以知道。我们只要把他的笔记、文章、诗词并在一起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人生,从而看到他的时代和当时的历史。         
  又譬如陆放翁,他年老退休,几乎天天写诗即如写日记,一直写到八十几岁,我自己20岁左右在乡村教书,读他的诗,读得非常开心,非常有意思,好像自己也分享了他悠哉游哉的晚年生活,而他当时的一般乡村生活形形色色亦皆如在目前,绝不见丝毫有近于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社会。又譬如曹操、诸葛亮、王荆公、司马温公等,我们只看历史而不读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对他们便不能全面了解,我们一方面要看历史上怎样写,也要看他们自己怎样写,研究历史而不兼其文学是不够的。 
  胡:中国有很伟大的史官,但写事实,极少批判,历史上出现过史官为了争取明确地写下事实而不惜几代牺牲的故事,这种精神对当政者实在有极大的警醒作用。   
  钱:我们讨论文化,我的观点是先比较异同然后能批评优劣。中国文化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中国文化是整个的中国国民性之表现。   
  在中国,一个皇帝死了,后代送他一个谥号,如〃幽王〃、〃懿王〃,每个谥号都有一定的含义,有褒贬的意思。追封谥号的是儿子,但儿子却不能全权做主,要由政府舆论来决定,儿子当然要讲先王的好话,但他不能独行独断。秦始皇把此等显于褒贬的谥法废了,但中国以后历朝帝王的优劣在史书上依然一一记载得详细分明,以中国民族如此的传统心情,又如何建立得起一个专制王朝来。 
  你刚才提到史官,这的确是一个极好的制度。唐太宗有天忽然想看当时的史官这几天怎样写他,史官不允,唐太宗也没有办法。我们今天说〃盖棺论定〃算是给一个人的客观评价,而史官的记录是即日即时且守秘的,这岂不更加客观吗?你们办明报,天天有新闻记录下来,这些新闻过得十年八年就变成历史,史官的记录也是如此按日写的,即为此后正式写史的根据。 
  又譬如太史公,本来也是一史官,后来成了汉武帝内廷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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