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仍要花掉父母1。4万元。
遗憾的是调查结果显示，家庭的经济付出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并未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换句话说，在子女身上投入的经济成本虽高，但对子女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却不一定越有利。
中国作为年人均国民收入不到8000元的国家，父母培养一个孩子的费用竟然高达49万元，后者是前者的61倍，这个数字让人难以置信，甚至会怀疑其准确性。然而，事实不由你不信。中国的父母在抚养孩子方面的投入之高，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一个中等收入家庭每年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可以在1万元以上，高等教育阶段每年开销更是远远超过1万元，教育费用已成为很多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教育费用如此之高，为什么家长还要不计血本地来培养孩子呢？原因很清楚，现在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望子成龙是每个家长的夙愿。有了好的教育，仿佛将来就有了好的工作，很多人认为：教育是改变孩子命运的唯一机会。
再贵也要让孩子读书的理念，为“教育产业化”提供了乱收费的绝佳机会。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第六次全国涉农收费专项检查结果显示，中小学乱收费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主要原因，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金额约占涉农乱收费总额的一半。比如，一所重点中学的分数线是650分，考生考了649分想进这所学校就得多缴1。2万元，然后每少1分，再加1000元。“因教致贫”、“读不起书”的现象大量出现，一些家长甚至感到“供孩子读书就像一场赌博。赢了，能换来幸福；输了，就要用一辈子来还债。”
面对日涨夜大的孩子教育、抚养费用，传统的应对方法却非常有限。主要还是以家长工资收入、贫困学生学费被减免和助学贷款、以及学生勤工俭学等手段为主。然而，在笔者2004年亲自组织的一项市民理财状况调查中发现，市民的收入并非像媒体报道的那样高。该调查选择上海浦东人流量最多的陆家嘴地区，在一所高档的“正大广场”SHOPPING
MALL中举行。从双休日早晨十时三十分开始至下午二时半结束，四个小时里工作人员对1000名随机抽取的市民进行了调查。被调查对象中，年收入3万元以下者占53％，12万元以上的只有3％；配偶年收入3万元以下的也有46％，12万元以上者同样只有3％。把调查数据简单通加就可得知：上海有超过一半家庭的年收入低于6万，年收入24万以上较为富裕的家庭只有3％。而年收入少于6万的家庭，如果要支付49万的孩子抚养费用，哪怕不吃不喝也要筹措八年。上海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恐怕更加不容乐观了。
为解决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各地相继采取了“奖、贷、助、学费减免、特殊困难补助”等多种办法。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广东为例，能够申请到国家助学贷款的贫困学生还不到一半，靠勤工俭学解决生活困难的贫困生也只有30％，在时下到处朱门酒肉、满眼灯红酒绿的年代，有的大学生在教育高收费的逼迫下，不得不到垃圾桶里去拣拾剩饭，有的一天两顿代替一日三餐，有的一年只能买一条裙子，走投无路的则被迫黯然离开校园。这样活生生的事实，怎不强烈撞击着人们的心肺，催人泪下，使人痛心疾首。
现在，学生勤工俭学比起八十年代笔者读书时要普遍得多。但是勤工俭学无法成为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的主要手段。学生在假期中可以打一些工，但如果平时一边学习一边打工，肯定要影响学业，现在的孩子也吃不起这份苦。市场上勤工俭学的最高价格是每小时5块钱人民币，每天8小时一周5个工作日，暑假8周（二个月）打足也只有1600元，相对于每年上万元的开销简直是杯水车薪。即便如此，对勤工俭学的学生来说还不是人人都能赚到这个数的。
20年的教育历程充满不确定性。孩子呱呱坠地，最先令人担心的是孩子能否抵抗疾病的侵袭。稍大一些，要担心孩子摔伤、碰上车祸等意外。进入学前教育，各种兴趣班的费用花钱如流水。孩子刚到入学年龄，家长就四处托关系、走后门想让孩子上好的小学，花出几万的“赞助费”也顾不上心疼，还就怕没有地方送。升初中、考高中、进大学，三年一考胜似“科举”。孩子挑灯夜战、父母“回炉”陪读，考不上为将来就业发愁，考上了为高额的学费发愁。一方面是49万培养一个孩子，49万元像一座大山压得家庭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是家长应付高额抚养费的手段极其有限，孩子20年的教育历程与这对矛盾如影随形、日日相伴。
尽管近几年社会上对“教育产业化”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对教育高收费人人痛恨、众口一词无情鞭挞，要求教育再一次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是普通老百姓势单力薄，无权制定教育政策，更无法抗拒“教育产业化”的社会现实。因此，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般家庭还必须面对教育高消费的现状，还必须准备49万元来培养自己的孩子。收入低微却支出昂贵，因此每个家庭和社会成员，都必须合理安排自己的收入和资产，制定个人和家庭的理财规划，节约开支，通过丰富的投资工具将有限的收入与资产进行增值保值，为家庭成员构筑保障体系，应对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这才是应对教育高收费的积极态度和聪明办法，愤怒、哀叹、抱怨、发牢骚非但于事无补，而且无法当作支付账单的支票使用。与为抚养孩子勒紧裤带、降低家庭生活质量水平相比，进取型的理财规划不但能满足孩子教育开支的需求，而且能够维持、甚至逐步提高生活水平，真正创建衣食无忧、和谐美满的幸福家庭。那么，什么是个人和家庭理财规划？理财规划有什么优势？理财规划如何制定？……让我们暂时抛开教育高收费的烦恼，跟随笔者的介绍，步入个人理财的广阔空间，细细体味理财规划的无限魅力。
二 理财规划
20世纪70年代，理财规划首先出现在美国，当时主要为美国公众解决如何进行合理避税的问题。早期的理财规划停留在财务顾问的基础上，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和统一的操作程序。因此，不但客户不清楚，就连一些从事财务顾问服务的人员也不清楚理财规划与财务顾问的区别。
1985年第一个理财规划师协会在美国成立；随即英国在1986年、日本于1987年都成立了由国家认可的理财规划师协会。
1990年“国际理财规划师协会”成立。该协会为理财规划师制订统一的职业道德标准、胜任能力标准和实际操作标准。在总的原则下；各国各地区的成员协会组织根据各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制定具体标准；规范理财规划师注册程序；举行理财规划师考试；颁发理财规划师证书。在发达国家，“先诊断、后规划、再实施、末评估”的专业理财规划服务已被广泛地接受，并成为个人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
目前，中国大陆的理财规划师组织经过不懈地努力，已经取得国际理财规划师协会的授权，在中国大陆举办考试和进行资格认证。业内人士预计，不久中国的理财规划师将会从优秀的证券投资人才、保险经纪人和银行的客户经理中脱颖而出。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产生股票的柜台交易起，中国人开始尝试除了工资以外通过投资赚钱的方法。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各种金融产品和房地产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投资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人们开始谈论“理财”这个词。但是，什么是真正的理财？投资和理财有何区别？许多人并不清楚。据笔者观察，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理财”都是叫你买东西，让你投资。即便是银行的理财中心，也是把各种金融产品堆积在一起，充其量是一个金融超市。中国人都知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道理，但是一旦涉及到投资，投资者会陷入“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窘迫境地。主观上，由于不具备财务分析知识，无法判别自己的财务情况是否属正常，是承担了过大的投资风险，还是过于保守闲置了资产；客观上，由于投资品种纷繁复杂，行情价格瞬息万变，一般投资者既无精力时刻关心自己的投资，也无专业知识判断行情的未来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道听途说或凭一时之勇投资，如同盲人骑瞎马，不仅不会带来收益，而且可能蒙受损失。笔者认为“投资≠理财”，投资是实现理财的手段，不能代替理财。如果错把“投资”当作“理财”，不理财就投资，其本质就是通过金融产品进行赌博，而且通常是“十赌九输”。因此，迄今为止并没有人真正帮助您“理”过“财”。
真正的理财亦称“理财规划”，强调一个“理”字，分为“财务理财”（量身定制）和“投资理财”（独立观点、比较研究）两个部分。“财务理财”（量身定制）要求理财规划师在详细收集客户财务资料的基础上；
对个人和家庭的现金收支、资产状况和投资品种进行盘点和清理，发现存在的问题，改变不合理的开支与投资；测试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构建最优的资产配置组合，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投资与保障计划，并针对客户各自独有的财务难题提出解决方案，其角色好比是金融医生。
“投资理财”（独立观点、比较研究）意为理财规划师经过比较研究，客观公正地评价所有金融机构的产品；并以此评价为基础，帮助客户选取最优、最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即使理财规划师本人是金融机构的员工；也不能不顾实际情况一味推荐本单位的产品。理财规划师的独立性和客观公正性等同于贸易中商品检验局的地位。一旦丧失了客观公正性和独立性；理财规划即失去了其作用和价值。现在某些机构把理财服务定位于金融产品的推销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财规划的性质；当然得不到客户的青睐。
投资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是“神”管的事情；理财的目的是使资产全面、稳定地增长，是“人”管的事情。由于我们是人，因此稳定增长是正道，暴利是运气；普通人只能借助理财规划，构建资产配置组合以俟天命惠顾。
理财规划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理财心理测试。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恩曼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教授。丹尼尔·卡恩曼是因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而得奖；弗农·史密斯则是因为“通过实验室试验进行经济方面的经验性分析，特别是对各种市场机制的研究”而得奖。这次授奖一反过去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授予完全理性的传统经济学和计算严密的数量经济学的惯例，首次授予了专门研究人捉摸不定的心理对经济行为影响的“行为经济学”，足见其在经济学和应用领域的地位日益突出，标志着一门古老而崭新的学科——行为经济学正式步入经济学的殿堂，是经济学、金融学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传统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假设人的经济行为完全出于理性思考，按照是否具有价值追求个人利益。假设他们会合理地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估计将来出现的不同结果，然后获取最大收益。但是这种假设与实际经济活动中人们的行为相去甚远。比如在股市上，经常出现价格疯涨、股票价值降低，股民却不假思索地跟风买进；而股市暴跌股票价值凸现时，股民又仓皇出逃，即便价格一低再低，仍旧无人问津。类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传统的理性经济理论却无法解释。
丹尼尔·卡恩曼把心理学研究引入了经济学，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在于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过程。他认为人类决策受人心理的影响，与标准经济理论的预测有系统性差别。卡恩曼的研究解决了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来解释现实中人非理性的经济行为。
“虽然人们都知道投掷硬币正反面出现的概率各为５０％，但如果连续出现多次正面时，人们总是认为接下来出现反面的概率很大。”卡恩曼就是把人的这种“非理性”作为研究对象。他的视界理论（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对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或决策时，由于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时间、文化背景不同，他们都在已有的视界上进行判断与决策，这样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以小见大等与经济学理论假设不同的行为。卡恩曼通过例证来表达行为经济学的理论。
例一：对于同一份工作，给出两种薪酬标准：一种年薪５０万元；一种是基本年薪低于５０万元，再加项目提成。保守的人就可能会选择前一种方案，因为后者的风险明显大于前者。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们面对风险预测时，更多在意的是赢还是输，成功还是失败，是财富的变化，而不是最终财富的多少。要一个人承担的风险越大，他需要的补偿越多。由于不同的人对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也导致确定和不确定的收入不等价。
例二：对于咖啡杯和巧克力两种东西，先得到咖啡杯的话，９０％的人会认为杯子比巧克力值钱；而如果先得到巧克力，９０％的人又会认为巧克力比咖啡杯值钱。
产生这两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人不愿意拿得到的东西去换没得到的东西，所以先得到的东西就是好的。
例三：当人们要拥有一块沼泽地时，愿意出２４７美元；而卖掉自己的沼泽地时，要求补偿１０４４美元。同样，为获得某地区的邮政服务，每个人愿意支付的服务费是２２美元，而要撤掉该地区已有的邮政服务，每个人要求的补偿金额达到了９６美元。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人们最在乎的是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就像中国一句老话“借锅容易拔锅难”。占有的时间越长，失去的痛苦就越大，因此才会造成给予容易收回难的问题。通常来讲，已经得到的东西又失去，同没得到某物相比，前者的痛苦要远大于后者。
卡恩曼的研究是经济学领域的一项突破，它与现实经济生活、经济行为联系异常紧密。了解行为经济学理论之后，当你再一次看到有人为了省５块钱而花６块钱的汽油费开车去超级市场购买几包卫生纸时，你的想法就会和以前大不相同的。
那么，行为经济学理论能否用来指导理财呢？早在中国人的四书·五经一书中，我们的祖先就有与现代行为经济学相同的理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这里的君子指依据自己的能力，安守本分做事的人，而明知自己能力不足，却偏要冒险行事希望能侥幸获益的就是小人。
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今日股市》节目主持人曾经收到一位少年的来信，叙述其父倾其所有炒买股票，不巧偏偏遇上连续几年的熊市，损失惨重。父亲变得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原来快活的家庭气氛由于父亲脾气的变化，变得凄凄惨惨、死气沉沉。更让家人担心的是由于遭受一跌再跌的打击，他们害怕父亲身体是否能够再坚持下去不垮掉？少年呼吁主持人在节目中能够开导一下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