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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确立切实可行的理财目标
在进行理财规划之前，我们必须为自己制定切实可行的理财目标。笔者经常碰到客户提出这样的理财目标：“你们是理财师，一定非常有本事。我有几万元，能不能帮我理成一个百万富翁？”如果理财师有点石成金、一万变一百万的本事，也就不用通过帮别人进行理财规划赚钱，只要每天自己替自己理就可以发财了。现在有很多提供股评服务的投资咨询公司，标榜自己公司的分析师本事如何了得，所推荐的股票不是跑出“黑马”就是“疯牛”；涨停不稀奇，一年利润翻番或者几倍也是常有的事。然而，事实上客户听信推荐，买了就套，一割再割，大户变中户，中户变散户，然后上法院打官司的数不胜数。那些分析师不仅没能像神一样地预测未来，反而背上了“歪嘴”、“黑股评”的骂名。人本来就不是神，但总有人想做神；总有人千方百计要找神来膜拜。学过一点市场分析的人，自以为能像神一样地预测未来，高抛低吸，赚得钵满盆满；不懂预测的人希望能够找到“股神”，认为跟着“股神”操作就能发财。有造神与拜神的市场需求，才会有“黑股评”的存在。
与一心想做神、标榜自己如神一样准确的股评家不同，理财师是人不是神！理财师非常清楚地知道“预言未来是神的事情”，自己是人因而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作为人，理财师的职责就是认真仔细地分析客户面临的问题，找出问题的根源，在市场中，经过比较研究相机挑选出就当前来讲最好的产品。理财师还会仔细地研究历史，概括出市场盛衰转换阶段规律性的特征，以便在历史重演时提示客户市场盛极而衰的风险。
正因为理财师是人，理财规划是由人进行的工作，所以不可能达到不切实际的目标。有几万元要让理财师“理”成百万富翁；希望交一点小钱作保险费，然后孩子毕业后万一找不到工作，届时每月可以到保险公司领取固定“工资”；或者交一点人寿险，既可以供自己养老，还希望让保险公司给孩子发点现金，以便孩子不要来“啃老”。这类非份之想不是什么理财目标，而是对理财师的无理要求。理财师是在市场已有的产品中找寻最好的产品，不可能自己发明产品；只有买卖双方“双赢”的金融产品才可能存在，那种利益一边倒的金融产品，恐怕只有奢求者自己发明自己享用了。
心理承受力决定资产配置，导致理财方式的区别
有了切合实际的理财目标，再通过心理测试知晓自己的理财心理承受能力后，才能进行理财规划。笔者认为，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恩曼的最大贡献在于，纠正了过去传统经济学家用逻辑来推理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人之经济行为的做法，揭示了人的心理因素影响人的经济行为这一奥秘。他的研究更加符合人经济行为的实际，更加合理地解释了人为什么总是做出“高买低卖”这种愚蠢的举动。
丹尼尔·卡恩曼把我们从“人人生而平等就是人人都是一样的”这种误区中拯救出来，告诉我们“平等是指人人机会均等。而人的性格不同导致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因此人们在投资能力上本来就是不平等的。”正因为这种由于心理承受力不同导致的投资能力不平等，才使每个人对投资中风险的承受度截然不同，风险承受度的差异又决定了投资组合中风险资产与固定收益资产的比例配置不同。
理财师利用心理测试了解客户心理承受能力的强弱，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不同风险的资产配置投资组合，正是为了使组合的风险与客户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匹配，避免客户在过重的风险压力下做出保守的错误抉择，而在过轻的风险压力下做出轻率的莽撞之举。
每个人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决定了资产配置中风险与非风险资产比例与他人的差异，这种差异也直接导致了个人理财方式的区别。因此，我们经常说：收入不同，开支不同，理财不同；收入相同，开支相同，理财也不同。这就是因为人的心理差异所引起的。
只有理财师才能帮助你进行理财规划。中国人凡事讲究亲力亲为，笔者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人勤劳，好奇心强，肯钻研。笔者曾亲耳听到散户大厅里的老太太分析行情旁征博引、头头是道，丝毫不比股评家逊色。至于民间中的投资高手，更是藏龙卧虎、深不可测。二是中国的法制环境差，中国人通过法律维权的代价太大，由于害怕被别人欺骗不得不亲力亲为。
但是毕竟术业有专攻，理财规划涉及的内容包括：宏观经济、财务分析、股票、基金、债券、保险、外汇、黄金、房产等等。一个人既是宏观经济专家，又是财务分析专家，又要做股票投资高手，还要能够会债券、保险、外汇、黄金、房产分析，像这样的全才大概不太会有，即便有大概也是个“半吊子”。这就好比一名医生既是脑科专家、又是外科医生、内科医生、甚至还是牙科大夫，这样的医生叫“赤脚医生”。如果要学习理财规划所涉及的各个金融产品与市场，估计到样样精通正好退休。实际上即便是金融从业人员也只能精通其中的一个领域，做股票的总嫌债券利润太低，做固定收益的把做股票的看作赌徒，喜欢研究房产和租金的对证券毫无兴趣，精通保险的没有几个搞得清利率和汇率的差别。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现实，凯汇理财在设计理财规划制作流程的时候，特意招聘了各个金融领域的专才，以流水作业的形式参与理财规划的制作过程。
研究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另外一个难点，就是产品创新和市场变化速度之快一日千里。有时笔者出差几天没有时间看报，回来后已觉落伍，不敢轻易评论市场和产品，非要补上前几日的“缺课”才敢有所言论。
目前，虽然有的教育机构专门设有理财培训课程，学会理财的概念、大致了解理财规划的内容和原理是有可能的，但是普通人要做到像理财师那样专业、精通业务，一般不太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更何况普通人都有自己的主业，在主业之外还要求他们每天必须关心各个金融产品和市场的最新进展，精力上根本不允许。
然而，理财规划牵涉到人的金钱和财产，是在金融战场上的博弈，正所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规划略有疏漏、产品稍有投向错误，马上会带来金钱上的损失。因此，寻求理财师的帮助，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理财规划和教育理财，才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明智之举。衷心希望各位与理财师为友，运用理财规划原理，做好教育理财，从容应对高额的教育费用，把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材，构建拥有财务自由的美满与幸福家庭！
附
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
作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徐安琪
内容提要： 本研究使用经验研究资料对孩子经济成本和效用的特征及其变迁进行全面描述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对孩子经济成本结构的优化提出建议。
一、项目意义
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工具。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Leibenstein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Becker的学说，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准则的。所谓经济理性，就是说人们做事情时要考虑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或效用）的关系，只有当产出大于投入时，才会作出投入的决策；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越大，投入的规模也就越大。家庭生育行为也是在比较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收益之后所做出的抉择，其依据就是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当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就不再安排生育下一个孩子；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就决定生育下一个孩子；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是否生育下一个孩子就取决于随机因素。
国内对孩子成本和效用专题的经验研究不多，其中大样本研究的仅有几个（冯立天等，1987；田雪原，1995；叶文振，1998）。这些研究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了基本描述和分析，但也或多或少存在如下缺陷：（1）对孩子成本估算的终止年龄定为16周岁不符合国情，因子女上高中、大学的费用也大多依赖父母，而且众多父母还要支付子女16岁以上未就业子女的生活、恋爱直至子女的结婚费用；（2）入户访问只对母亲进行调查，在分析孩子成本和收益时，只估算了生养孩子对母亲的正负效用，忽视了对父亲的付出及其效用的影响；（3）测量成本和效用的指标体系缺乏完整性和科学性，如经济成本的核算较粗放或采用历史回溯性的资料，估算不够准确或因资料久远而削弱了研究的现实意义；（4）以往的经验研究都是1996年及此前的数据，而近年随着教育、住房、医疗及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孩子的成本/效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通过对孩子成本/效用科学估算的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了解社会转型期驱动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社会、心理等多元影响因素，对于孩子经济成本/效用的全面评估以及提升孩子的数量成本和质量替代效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设计和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特点一是将直接经济成本项目扩大到租房、买房、结婚储备以及近年日增的信息、通讯、保险乃至婴儿满月酒和子女过生日等费用，并进一步估算他人赠送/资助、学校免费等付出，以更为全面、准确地估算子女抚育所需费用，细致描绘经济成本的结构。二是考虑到上海16岁的孩子大多尚在高一、二就学，不仅需要父母提供抚养、教育费用（近年来教育费急剧上升，大专及以上的升学率也渐增），而且由于市场经济转型中职业流动和不稳定性递增，一些子女从学校毕业后未必及时找到工作，或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常待业、失业或创业失败甚至破产，家长既要供子女吃穿用，还要操心子女的婚事、结婚费用，有的还要提供给子女开业基金、婚房首付等，本研究将对0…30岁未婚子女的经济成本进行调查。三是除了直接经济成本外，我们还将估算父母生养孩子而影响自身发展或减少收
入等间接的经济损失。
为保证问卷资料的可靠性，本研究采取由调查员入户对父母和30岁以下不在读的未婚子女进行分别访问，而不是以发放问卷并回收的方法收集资料。询问方式以封闭式与开放式相结合，并通过召开多个座谈会和深入访谈拓展资料的深度。
由于受上海市徐汇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托，调查样本均来自该区。为满足对不同阶段、性别、年龄的子女以及不同层次父母统计分析的需要，调查样本的抽取采取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与配额相结合的方法。我们首先从该区12个街道中随机抽出6个街道，然后在该6个街道198个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居/村委会共36个，再依次列出孩子出生年不同的对象总数，在各居委会随机选出7种类型（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未婚不在读）的样本各3…4个。由于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不尽一致，加上会遇到一些无法接受或拒绝访问者，因此，按比例多选了备用样本。被选家庭中必须有2004年前出生的30岁及以下的未婚子女，共调查成功746户，其中子女处于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和未婚不在读7个阶段的分别有100个样本以上。
由于男性更多地拒绝访问，调查成功的女性略多些，占57。6％；被访父母的年龄在24…76岁，均值为42。9岁；教育程度以高中为最多，平均受教育12。4年；年平均收入为34130元；92。6％的对象为初婚，3％是再婚，离婚和丧偶的仅占4％；93。7％的被访仅生育一个子女。
三、研究结果
（一）孩子经济成本的特征及其转型期的变化
按照以往的研究，1986年北京城乡0…16岁未成年人口的家庭投资分别为17 046元和10
520元（冯立天等，1987）。1995年陕西咸阳农村地区0…16岁孩子的经济成本在3万元左右（朱楚珠等，1996），厦门市0…16岁孩子的抚养费总计为119
829元，其中教育费为17 573元，占总费用的14。67％（叶文振，1998）。近年来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迅速增长并呈结构性变化。
1、孕产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差异较大
据104位2000年7月后生育孩子的被访估算，自妻子怀孕到生育期间，户均共花费13 000元。其中住院生育费为最高，人均近5
000元，其次是营养费和孕产期检查费，人均都在3 000元左右。但从较高的标准差来看，不同家庭的差异仍较大，比如，住院生育费的标准差为±31 300元，最低仅1
000元，最高则达20 000元；怀孕/生育期营养费的标准差高达±37 200元，最低为0，最高达20 000元（见表1）。
由于61％的妻子享受医疗和孕产福利保障/生育保险（人均约为2 100元±2 300元，最高达10 800元），因此，实际上家庭支付的各项孕产期费用人均11
000元左右。此外，孕育孩子的间接经济成本也不可低估，正在哺乳期的母亲自怀孕以来因请假、产假或退职等的间接经济损失人均为10
800元（其中最高达15万元），丈夫的间接损失为人均800元（最高4。8万元）。即使不计此后的间接经济损失，孕育一个孩子的总经济成本已平均高达2万元以上，但个体差异仍十分显著，最低的仅为3800元，最高的近16万元。
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支出在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项目的差异均较大，概括而言，父母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具有如下特征：
2、教育成本在孩子总经济成本中的比重骤升
子女教育费在近年猛长的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本研究对子女各类费用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用于子女学校教育、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占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仅低于饮食/点心/营养费，其中自子女就读高中起，教育费（包括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已超过饮食/点心/营养费，直至不在读才显著下降（见表2）。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的教育成本自幼托班起占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在22…41％之间，可以说增长速度飞快。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学前教育的花费显著高于中小学义务教育，幼托班的年学杂费人均4
600元，而支出6 000元及以上的占26％，最高的达23
000元以上。不少父母为了子女能受到较好的早期教育，不惜花费较高的经济成本，其中也有些父母因竞争激烈、工作繁忙而将子女送到寄宿制全托班，故收费也相应较高。
调查中不少家长较集中地表示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