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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从人类学的成果中寻找一些例子。在中非的丛林中生活着俾格米族人。他们以狩猎为生，情况同三万年前的原始猎人差不多。俾格米人把丛林看成是养育自己的母亲，只猎取做为食物所需要的野兽。因为不知道如何保存兽肉，所以也没有储存。这样，他们没有多余的东西，也就没有私人财产。俾格米人没有首领，因为确实不需要有人发号施令。每个人都按照环境要求自己的那样去生活，都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俾格米人有着深刻的民主感。当然，这里也不存在剥削：难道会有谁指使别人出去为自己打猎吗？如果那样，他自己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这里的家庭生活是平和的：人们遵守一夫一妻制，但离婚相当容易，婚前性生活不被禁止，性欲也不被看成罪恶的东西。女人怀孕以后，她和他就自然成为夫妻，而且多数会白头到老。
俾格米人即使在狩猎不顺利、食物发生短缺时也不怨天尤人，他们相信养育他们的丛林。这样的部落才是真正富足的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富有，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得到更多。他们认为自己有的，已能满足过一种安全和幸福生活的需要。
我想特别强调，重要的是全面而系统地认识问题，而不能孤立地抓住一点。
人类历史中非常有趣的一页是新石器时代。这场约一万年以前发生在小亚细亚的革命，带来了农业的发展。从那以后，除了自然的恩赐以外，人还可以自己动手去生产一些粮食。在这场革命的早期，社会仍是十分平静的，和现在的俾格米人部落差不多，而且，由于农业很可能是由妇女发明的，那时的社会还基本是母权制，只是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和三千年左右，事情才完全起了变化。这时人已经可以生产出大大超过自身需要的东西了，于是出现了奴隶、军队、政府、战争、剥削、等级。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侵略，人们开始学会抢劫、偷窃、剥削，自然的民主消失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所谓人的侵略性到底是什么。我想可以清楚地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动物相同的自卫本能，第二类是人独自具有的、一种人为的残忍和对生活本身的仇视。有一个名词叫做“嗜尸癖”，这个题目太大，不可能在此详加论述。
人的第一类，即生理性的侵略性与动物的相一致，这是由他（它）们共同的神经生理结构所决定的。但是，人的自卫反应，或称之为侵略性，比动物的更加强烈。造成这一区别有三个原因：
第一，动物只对眼前的威胁做出反应，而人则是凭借自己的头脑对未来做出预测。人在反抗当前的威胁时，还要预防某些可能在将来构成威胁的潜在的因素，这样，他反应的范围就扩大了。
第二，人容易接受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和宣传。有时，当他听说自己正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反应就如他真的受到威胁了一样。当然，在动物中，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第三，人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价值观、理想、宗教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往往是非常神圣的。一旦这些精神的因素受到威胁，人也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就象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因素受到威胁时的情况一样。
人类的第二类侵略性是非生理的、为人所独有的。它不是对威胁所做出的反应，而是人的品格所决定的。它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些现象。
我们说“性施虐狂”，这一般是指一种只有在虐待和殴打异性时才会激起性欲的人，也可以指一种渴望对他人造成肉体伤害的人。施虐狂的实质就是要完全控制一个有生命的对象（动物，孩子、成年人等）。
除了与性欲有关的施虐狂外，最常见的还是与性完全无关的“冷施虐狂”。它同前者本质相同，也是要完全控制另一个人，能够塑造他，象陶工塑造泥胎一样。
还有一种经常发生在母亲、老板等人身上的情况：母亲教养自己的孩子、老板管理自己的下属，虽然看起来都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对象的利益，而有时也确实如此，受控制的对象也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对象仍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有时服从的结果虽然得到某些利益（如升学、迁升等），但却失去了自由和自主力，他们的灵魂受到了伤害。
加缪的戏剧《卡利古拉》的同名主角是一个罗马皇帝。他发现自己权力无限，用不着受一般人类生存条件的制约。他当了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勾引自已朋友们的妻子，并且故意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谋杀他，并且仍旧对他阿谀奉承。他们甚至不敢流露一丝不满，否则就可能被皇帝杀掉。卡利古拉杀掉朋友不是因为他不再信任他们，而纯粹是由于杀人本身是权力的象征。在杀人已无法使他满足以后，卡利古拉进而想要月亮，想长生不老，而这种超越人类存在条件的欲望最后将卡利古拉逼上绝路——他发疯了。他无法寻觅回到人类现实之路。从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出疯狂不仅是一种狭义上的疾病，也是解决人类存在难题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个人否认人类力量的限度，而现实的限度又使他无法超越时，他就会变得疯狂。从这个意义上讲，疯狂又是一种哲学，一门宗教。
如果是在五十年以前，我们都会认为卡利古拉式的人物只在古罗马才有。而从那时以来，全世界产生了不少新式的这类人物——在欧洲、美洲和非洲都有。例如希特勒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幸好，大部分施虐狂产生的方式还是比较温和的，不象卡利古拉那样极端。当然，这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也会为施虐者带来满足。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常常有此种表现。现在的孩子们不那么听话了，但是在三四十年以前，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医院经常收到一些被自己的父母虐待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儿童，而这还只是所有受虐儿童中的极小一部分。无论是根据法律还是习俗，只要父母认为他们是为了子女好，而后果又不是特别严重，他们几乎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警察、护士、狱卒中间也有相似的情况发生。他们自己虽然也是小人物，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比起孩子、病人和犯人来说，还是相当了不起的。
虐待狂在官僚中间也很流行，我想举一个无疑是大家最常见的例子：一个人坐在玻璃柜台后面，外面有十五个人排队等候办理手续。下班时间到了，排队的人只剩下最后两个人。当五点钟的钟声一响，他猛地一下关上小窗，使那两个人空等一场。这时，你如果能进去看见他，也许会发现他的薄嘴唇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笑。本来只要一两分钟，他就帮了这两个人的大忙，而一般善良的人也无疑会这么做，但是他偏要让这两个人白等，让他们明天再跑一趟。他对自己有权这么做感到满足，就象可以因此多挣半天工钱似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施虐狂症状。
还有一个很坏的例子是，纳粹德国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在写给一名党卫军高级军官的信中说：“亲爱的考图林斯基，你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最近身体一直不适。为你的健康着想，我命令你在今后两年中戒烟。两年后，请你交给我一份医生写的健康报告，我将据此决定你是否可以恢复吸烟。希特勒万岁！”希姆莱已经不完全是要控制他人了。他对这位先生就象对一个傻孩子，故意这样来嘲弄他。
施虐狂的施虐对象都是弱者、孩子、病人，持不同政见者等等。他们最喜欢落井下石，以此满足自己的病态欲望。同时，他们又需要有一个比自己强大的、自己可服从的对象。这对象可以是人，如希特勒之于希姆莱，也可以是历史、自然等等。对于施虐狂的官僚主义来说，秩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生活中唯一固定的东西就是秩序，其他都在不断变化。这些人害怕变化，因而害怕生活本身。只有死是必然的，而有生命的东西总是变化的。变化的、有生命的东西对这种人总是构成威胁。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没有希特勒和诸如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类的东西，如果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象希姆莱这样的人会怎样呢？我想完全可以说，在那种情况下他也许会成为一个模范的职员，在他的葬礼上，他的同事们会说：“他是一个好父亲，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他又是一个好职员，对工作和上司从无二心。”希姆莱确实是这样一种人。我们必须知道，即使是施虐狂，在内心深处也有某些证明自己仍然是人的需要，有时也会动动侧隐之心。如果他不能使自己确信自己仍有人性，就会感到一种恐怖的隔绝，就会变得疯狂。很多在战争时期执行杀害政治犯、犹太人，俄国人的德国军人后来变疯了，或是自杀了。有一个德国军官回忆道，他在那时必须说服部下，灭绝犹太人的方法（枪杀、毒气室）是人道的，在军事上是正常的，否则，那些士兵就会神经紊乱。
我想大概会有很多希姆莱式的人物，很多施虐狂，他们没有公开施虐只是因为没有机会。但是，决不能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潜有施虐狂的本性，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人的品格。我所指的品格决定了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人用来取代动物本能在他头脑中所遗残迹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会认识一个人的品格，这样才能分清什么是他真正的东西，什么只是表面的现象。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他整个行为的真正动机，而不是只看到他喜欢孩子，喜欢小动物，就对他的善良深信不疑。如果我们都学会了这样来认识一个人，那么，不仅对个人生活，而且对整个政治生活都是一个伟大的福音：如果我们能够事先看出，那些如此热心的、要来掌握公众政治命运的人是不是施虐狂，也许我们就能够避免人类的许多灾难。
三、梦——神秘的人类共同语言
白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框架中，必须按社会所期望的那样有“合理”的表现，投身于求生存的斗争；夜晚，我们不再参加竞争。梦，给了我们自由。我们借助梦的共同语言，获得了无意识的神秘——认清了在清醒状况下弄不清的东西。
众所周知，每个人只对一种语言，即自己的母语功夫最到家。除此以外，有人还可以学会几种外国语。但是我们忘记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说一种共同的语言，这就是梦的语言①。这种语言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和各种不同的文化之中。原始人、埃及法老，斯图加特人或是纽约人，他们使用的梦语几乎是一样的。我们每天晚上都讲这种语言。虽然常常忘记自己梦见了什么，或是根本不记得自己做过梦．实际上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做梦。
①这里所说“梦的语言”或“梦语”（ dreamslanguage）不是指说梦话，而是人通过做梦表达的一种意义。
梦语的特点是什么？首先，它只有在睡眠时才存在；其次，它是一种象征性语言。梦语是用可见的、几乎可感的事物来表述内心世界，就象文学那样，赋予它具体的形式，比如，如果一个作家写道：“红玫瑰温暖我的心。”谁也不会理解为温度在上升。作家是在用具体的事物描述一种感情，一种感受。
也许我可以向你们讲述一个有趣的梦来说明我的意思。这个梦是弗洛伊德本人做的，后来又被他自己所引用。弗洛伊德梦见自己有一个植物标本盒，里面的标本中夹着一朵枯萎了的花——这就是梦的全部内容，而弗洛伊德说明了它的意义，花是他的妻子最喜欢的东西，而她常常抱怨弗洛伊德从不给她送花。同时，花与柯卡因有某种联系，而柯卡因的药物作用在当时刚刚被发现。花朵一般来说象征着爱情、性欲、色情、生命；而这朵被夹在标本中的、枯萎了的花却只能被做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失去了其他的价值，不再是一种生育、生命的象征。这个梦揭示了弗洛伊德个性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即他对于爱和性的态度。虽然弗洛伊德把性做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他实际上在个人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羞怯、非常拘谨的人。在这个几句话就能说完的、关于一朵枯萎的花的简单象征中，我们发现了关于弗洛伊德个人特性的一些线索。如果我们试图将隐匿于这个梦中的象征性语言完全解释清楚，可能不得不写满几大张纸。
我们在梦中往往比在清醒时对自己和他人了解得更多。在梦中我们可能不大有理性——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却更加聪明和富有洞察力。弗洛伊德的这个梦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自己说．在清醒时他对于自己个性中的某些特点基本上没有认识，但在梦中却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己本来对梦中所象征事物的含混态度。
人们在梦中经常可以具有在清醒时无法想象的创造力。他们在梦中可以成为诗人、小说家（比如说，可以写出象具有卡夫卡风格的那种小说），但在清醒时却没有丝毫的艺术能力。如果极而言之．可以说一个艺术家就是一个在清醒时仍然具有一般人在睡梦中才具有的那种灵感和创造力的人。
在白天．人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框架中，所说的话由社会环境决定，而在梦中，我们说的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为什么人会有这种能力？让我们先来看看清醒和睡眠两种状态的区别。
人的一生都是在这两种状态下度过的，由于习以为常，反而不大在意。什么叫清醒？在清醒时我们顺从生活：我们工作，为自己挣得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我们保护自己免受侵害。总之，投身于求生存的斗争。这斗争影响到我们的所为和所思——它影响我们的所为，因为我们必须按照社会所期望的那样去行事，而更重要的是这斗争影响我们的所思，影响我们的感情和规定我们思维的范畴。
白天我们必须有“合理的”表现。所谓“合理的”也就是大多数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被理解，不被当成疯子。我们按照“常识”和所谓人之常情去思考和感受，去表示欢乐或悲哀。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衣的故事，最好地说明了这种状态：皇帝是光着身子的，但街上的人们都认为他穿着华丽的衣服，因为他们预料如此。只有一个小孩看出了皇帝什么也没穿，因为这个小孩的头脑里还没有装进去足够的“常识”。
还有一个梦说明了同样的问题：有一位在公司中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经理，平时总是确信自己和老板的关系很好，无可挑剔，有一天他梦见自己的双手被电话线捆住，电话正在荡来荡去。正在这时他看见了老板躺在旁边的地上，好象正在睡觉。他突然感到一阵狂怒，正好他发现了一把锤子，就用双手抓起它用力向老板的头上砸去。但是，他的锤子好象只砸到了一副面具上，没有损伤老板的一根汗毛。这时老板睁开了眼睛，对着他的攻击者冷笑着。
这个梦说明了这位经理实际上恨死了他的上司。他感到自己受到压迫，被捆住了手脚，并对自已见到上司时的那副屈尊俯就的嘴脸无可奈何。在清醒的状态下，这种实际的感受却隐而不见了。
在睡眠的状态下我们是自由的，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只在睡觉时是自由的。在睡眠时我们不再参加生存竟争，可以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这时的思想和感情就会非常的客观。在睡眠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