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异常疲弱；一种天然的疲弱，短期内也是没有方法教他转变为健旺的。②这一类的观察也许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但无论错误与否，准确与否，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很大的效用，就是刺激我们，让我们从根本做起，一洗以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弊病。所谓从根本做起，就是从改正制度、转移风气着手。此种转移与改正的努力，小之可将剩余的技术与组织能力，无论多少，充分地选择、训练而发挥出来；大之可以因文化的价值的重新确定，使凡属有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的人，在社会上得以抬头，得到社会的拥护和推崇，从而在数量上有不断的增加扩展。
改正制度与转移风气最有效的一条路是教育。在以前，在国家的教育制度里，选才政策里，文献的累积里，工是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惟其不入流品，所以工的地位才江河日下。如今如果我们在这几个可以总称为教育的方面，由国家确定一些合理的方针，切实而按步就班的作法，则从此以后，根据“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颠扑不破的原则，工的事业与从事此种事业的人，便不难力争上游，而为建国大计中重要方面与重要流品的一种。
这种教育方针，前途固然缺少不得，但也不宜于狭窄。上文所言合理两个字，我以为至少牵涉到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工业理论的；二是关于工业技术的；三是关于工业组织的。三者虽同与工业化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却应分作三种不同而互相联系的训练，以造成三种不同而可以彼此合作的人才。抗战前后十年以来，国家对于工业的提倡与工业人才的培植，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我认为还不够，还不够合理。这三种训练与人才之中，我们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西洋工业文明之有今日，是理工并重的，甚至于理论的注意要在技术之上；甚至于可以说，技术的成就是从理论的成熟之中不期然而言地产生出来的。真是着重技术，着重自然科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用途，在西洋实在是比较后起的事。建国是百年的大计，工业建国的效果当然也不是一蹴而就。如果将来我们在工业文明上也准备取得一种比较独立自主的性格，不甘于永远仰人鼻息，拾人牙慧，则工业理论的一部分训练，即自然科学的训练，即大学理学院的充实，至少不应在其他部分之后。这一层我们目前就没有做，并且就最近的趋势说，尚未多加注意，这就是不够合理的一层。不过，这一层我们目下除提到一笔而外，姑且不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工业化的人才问题中比较更广泛而更基本的一部分，值得另题讨论。本文所特别留意的，还是技术人才与组织人才的供应问题。
为了技术人才的训练，我认为应当广设专科学校或高级工业学校和艺徒学校。高级的技术人才由前者供给，低级的由后者供给，而不应广泛地设立或扩充现有的大学工学院。德国工业文明的发达，原因虽然不止一端，其高级工业学校的质量之超越寻常，显然是一大因素。此种学校是专为训练技术而设立的，自应力求切实，于手脑并用之中，更求手的运用的娴熟。要做到这一点，切忌的是好高骛远，不着边际。所谓不好高骛远，指的是两方面：一在理智的方面，要避免空泛的理论，空泛到一个与实际技术不相干的程度；二在心理与社会的方面，要使学生始终甘心于用手，要避免西洋人所称的“白领圈”的心理，要不让学生于卒业之后，亟于成为一个自高身价的“工程师”，只想指挥人做工，而自己不动手。我不妨举两个实例来证实这两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在目前是相当流行的。此种心理一天不去，则技术人才便一天无法增加，增加了也无法运用，而整个工业化计划成为徒托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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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潘光旦：工业教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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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接见到一个青年，他在初中毕业以后，考进了在东南的某一个工程专科学校，修业五年以后，算是毕了业。我看他的成绩单，发现在第三年的课程里，便有微积分、微分方程、应用力学一类的科目，到了第五年，差不多大学工学院里普通所开列的关于他所学习一系的专门课程都学完了，而且据他说，所用的课本也都是大学工学院的课本！课本缺乏，为专科学校写的课本更缺乏，固然是一个事实，但这个青年果真都学完了么？学好了么？我怕不然。他的学力是一个问题，教师的教授能力与方法也未始不是一个问题。五年的光阴，特别是后三年，他大概是囫囵吞枣似的过去的。至于实际的技能，他大概始终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状态之中。将来如果他真想在工业方面努力，还得从头学起。这是关于理论方面好高骛远的例子。
不久以前，某一个学校里新添了几间房子，电灯还没有装，因为一时有急用，需要临时装设三五盏。当时找不到工匠，管理学校水电工程的教师也不在，于是就不得不乞助于对于电工有过专门训练的两三位助教。不图这几位助教，虽未必读过旧书，却也懂得“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与“大德大官，大道不器”的道理，一个都不肯动手。后来还是一位教授和一位院长亲自动手装设的。这些助教就是目前大学理工学院出身的，他们是工程师，是研究专家；工程师与研究专家，自有他的尊严，又如何可以做匠人的勾当呢？这是在社会心理上好高骛远的例子。
关于艺徒学校的设立，问题比较简单。这种学校，最好由工厂设立，或设在工厂附近，与工厂取得合作。初级的工业学校，也应当如此办理。这层目前有许多地方已经做到，不过有两点应当注意的：一要大大地增添此种学校的数量；二要修正此种学校教育的目标。目前工厂附设艺徒班，全部是只为本厂员工的挹注设想。这是不够的。艺徒班所训练的是一些基本的技术，将来到处有用，我们应当把这种训练认为是国家工化教育政策的一个或一部分。教它更趋于切实与周密，因而取得更大的教育与文化的意义，否则岂不是和手工业制度下的徒弟教育没有分别，甚至于从一般的生活方面说，还赶不上徒弟教育呢？艺徒学校的办理比较简单，其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加入的青年大都是农工的子弟，他们和生活环境的艰苦奋斗已成习惯，可以不致于养成上文所说的那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事工业教育的人还得随时留意，因为瞧不起用手的风气目前还是非常流行，而且是很容易渗透到工农子弟的脑筋上去的。
大学工学院的设置，我认为应当和工业组织人才的训练最有关系。理论上应当如此。近年来事实的演变更教我们不能不如此。上文不引过一个工学院毕业的助教不屑于动手装电灯的例子么？这种不屑的心理固然不对，固然表示近年来的工业教育在这方面还没有充分的成功，前途尚须努力；不过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工学院毕业的人才，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对于工的理论与工的技术之间，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都应当充分通达，虽不能游刃有余，最少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境之中，可以有最大限度的周旋的能力。惟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而除了大学工学院以外，更没有别的教育机关可以准备供给这一类的人才。
因此，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无论组织工业的领袖人才了。其后来终于成为良好的工程师和组织人才的少数例子，饮水思源，应该感谢的不是工学院教育，而是他的浑厚的禀赋与此种禀赋的足以充分利用社会的学校或经验的学校所供给他的一切。就大多数的毕业生而言，事实上和西洋比较良好的高级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没有多大分别，而在专门训练的周密上，不良态度的纠正（如不屑于用劳力的态度）上，怕还不如。
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工业的建设靠技术，靠机器，不过它并不单靠这些。没有财力，没有原料，机器是徒然的，因此他至少对于经济地理、经济地质，以至于一般的经济科学，要有充分的认识。没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适当的配备与协调，无论多少匹马力的机器依然不会转动，或转动了可以停顿。维新的初期，我们不也有过不止一两处的大企业的尝试么？招商局是一例，汉冶萍的铁厂又是一例，但这两处的机器终于停止转动了。这其间的原因虽多，人事的不修终究是最大的一个。因此，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说也奇怪，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这和工业理论的关系虽大，和工业组织的关系却并不密切。人事的重要，在西洋已经深深地感觉到，所以一面有工业心理和工商管理一类科学的设置，一面更有“人事工程”（HumanEngineering）一类名词的传诵。其在中国，我认为前途更有充分认识与训练的必要，因为人事的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易于发生摩擦，难期合作，中国是一向出名的。总之，一种目的在养成组织人才的工业教育，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的愈多，使受教的人愈博治，则将来他在物力与人力的组织上，所遭受的困难愈少。我在此也不妨举一两个我所知道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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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潘光旦：工业教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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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在美国工科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位同班的朋友。他加入工科大学之前，曾经先进文科大学，并且毕了业；因为他在文科大学所选习的自然科学学程比较的多，所以进入工科大学以后，得插入三年级，不久也就随班毕业了。就他所习的工科学程而言，他并不比其他同班的为多，甚至于比他们要少，但其他方面的知识与见解，他却比谁都要多，他对于历史、社会、经济，乃至于心理等各门学问，都有些基本的了解，结果，毕业后不到十年，别的同班还在当各级的技师和工程师，他却已经做到美国一个最大电业公司的分厂主任，成为电工业界的一个领袖了。
这是就正面说的例子，再就反面说一个。抗战以还，后方的工业日趋发展。在发展的过程里，我们所遭遇的困难自然不一而足，其中最棘手的一个是人事的不易调整与员工的不易相安。有好几位在工厂界负责的人对我说，目前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在工厂中服务的一天多似一天，但可惜我们无法尽量的运用他们。这些毕业生的训练，大体上都不错，他们会画图打样，会装卸机器，也会运用机巧的能力来应付一些临时发生的技术上的困难；但他们的毛病在不大了解别人，容易和别人发生龃龉，不能和别人合作，因此，进厂不久，便至不能相安，不能不别寻出路。不过在别的出路里他们也不能持久，迟早又会去而之他。有一位负责人甚至于提议，可否让学生在工科学程卒业之后，再留校一年，专攻些心理学、社会学一类的课程。姑不论目前一样注意专门的心理学与社会学能不能满足这位负责人的希望，至少他这种见解与提议是一些经验之谈，而值得我们予以郑重地考虑的。
值得郑重考虑的固然还不止这一点，不过怎样才可以使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更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我认为是工业化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核心问题而得不到解决，则其他边缘的问题虽得到一时的解决，于工业建设前途，依然不会有多大的补益。这问题需要国内从事教育与工业的人从长商讨。我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只能提出一个简单的轮廓罢了。
至于工科大学的教育，虽如是其关系重要，在绝对的人数上，则无须比高级工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才为多，是不待赘言的。工业人才，和其他人才一样，好比一座金字塔，越向上越不能太多，越向下便越多越好。因此，我以为大学工学院不宜无限制地添设，无限制地扩展，重要的还是在质的方面加以充实。而所谓质：一方面指学生的原料必须良好，其才力仅仅足以发展为专门技工的青年当然不在其内；一方面指课程的修正与学风的改变，务使所拔选的为有眼光有见识与富有想象能力的青年。所以进行之际，应该重通达而不重专精，期渐进而不期速效。目前我们的工业组织人才当然是不够，前途添设与扩充工科大学或大学工学院的必要自属显然。不过无论添设与扩充，我们总须以造就工业通才的原则与方法为指归。出洋深造，在最近的几十年间，当然也是一条途径，不过我以为出洋的主要目的，不宜为造就上文所说的三种人才中的第二种，即狭义的技术人才，而宜乎是第一种与第三种，即工业理论人才与工业组织人才。第一种属于纯粹的理科，目前也姑且不提；就工业而言工业，还是组织人才比较更能够利用外国经验的长处。不过我们还应有进一步的限制。一个青年想出国专习工商管理，宜若可以放行了，不然，我们先要看他在工业界，是否已有相当的经验，甚至于在某一种专业方面，是否已有相当的成就，然后再定他的行止。要知专习一门工业管理，而有很好的成绩，并不保证他成为一个组织人才。
最后，我们要做到上文所讨论的种种，我必须再提出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学以致用，不错，不过同样一个用字，我们可以有好几个看法，而这几个看法应当并存，更应该均衡地顾到。任何学问有三种用途：一是理论之用；二是技术之用；三是组织之用。没有理论，则技术之为用不深；没有组织，则技术之为用不广。政治就是如此。政治学与政治思想属于理论；吏治属于技术；而政术或治道则属于组织：三者都不能或缺。工的学术又何尝不如此。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于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得到极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这便是本篇所由写出的动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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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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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年与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留洋读书、进专学洋话的学堂，乃至进一般的洋学堂，即在“洋务”最称发达的上海与其周围地区，还是不时髦的，在地主和市镇小资产阶级的眼光里，甚至是不光彩的。我是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人，我的父亲在县里最初办洋学堂的时候，为了凑成一班两班，就得向亲戚、朋友、本家“拉”学生。进方言馆或广方言馆一类学堂，有所成就，而后来搞“洋务”或当上外交官员的，一般是市镇上穷苦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否则，进去了也往往半途而废。我的一个表姨丈就是例子，表面上是因病求退，实际上是保守退缩。
但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风气似乎转变得很快。一九一三年夏天，当时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委托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