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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话反映的问题看，最当紧的是三个派出所办公场所的建设问题，我们现场办公决定市里拨款50％，另一半自力更生解决。其他问题，由市里有关部门与县共同研究，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
我两年多以前就给平顺设计过蓝图，但这里的干部受习惯思维的影响，还是一门心思地“要”。
2002年9月7日的《上党晚报》，以一个半版的篇幅，报道了平顺县多年来养成了伸手要的毛病，凡事都向市里、省里乃至国家要钱。虽然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详细统计出平顺总共要了多少钱，但无论是上级部门还是平顺的干部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确实要得不少。
在平顺，民间流传两种“说法”：一个是，历年来平顺要的钱能用百元大钞从平顺到北京铺两行；另一个是，平顺要的钱足够从平顺到太原修一条高速公路。
读了这篇报道后，我当即批示：平顺县委要开展一次“反伸手要，去动手干”的讨论活动。
9月23日，平顺县委书记杜保和就他们反思的结果，给我写了一封信：
吕书记：
近一个时期全市开展的“反要”大讨论，找到了平顺“病根”。抓住平顺贫困的“症结”，透视平顺，会诊平顺，对治好“要”病，拔掉“穷”根，是一剂良药、一副猛药，平顺受益无穷。
一是我们四大班子成员深刻反思了“等惯了，要馋了”的根源和危害，每人找对策、定目标。
二是在县、乡、村三级围绕“反伸手要，去动手干”，开展“要钱与挣钱”、“依靠与依赖”、“苦熬与苦干”、“输血与造血”、“机遇与待遇”、“人才与钱财”、“扶持与自立”等系列专题大讨论，找问题，查根源，论危害，强责任。
三是针对平顺“条件难改、贫困难变”的惰性意识进行剖析，使大家对贫困现状知羞、知耻、知改。三级干部切实转变作风，振奋精神，变单一走上头为走外头、走下头并举。争取上边的，贷出银行的，引来外地的，筹措民间的，盘活闲置的，清回外欠的，加大各类资金的投入，全面实施人才战略，挂靠战略，品牌战略。
四是把来自各种渠道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我们制定和出台了审计制、报账制、公示制、责任追究等制度，对挤占、挪用、截留、贪污、私分各类资金的行为和现象发现一起、曝光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五是更新条件观、市场观、环境观，全力发展绿色经济、矿业经济、旅游经济。在工作重点上，集中打好干部转变作风、扶贫攻坚、村通水泥路、招商引资和财政增收五个硬仗；在结构调整上，培育6个销售收入超亿元的标志性项目，发展10个绿色农业和10个潜力工业项目，通过改制和资产重组、盘活20个停产半停产企业。自逼加压，自逼奋进。全县上下人心思变，人心思干。
我们决心以这次大讨论为契机，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基点上，做到群众的精神状态最好、干部的作风最硬、经济发展的环境最优，把平顺建成全省花椒大县、山水风光旅游大县，全市无上访县，真正把平顺的事情办好，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平顺人民的期望。
杜保和
2002年9月23日
我为平顺干部的觉醒高兴，你们找到了平顺县为什么“虚心不进步”的根源。说实在的，这种精神上的振作，比给钱或要钱都珍贵。我们希望有外援，更需要有骨气。党员就是要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地带领群众干，而不是要。否则，这个手伸到哪一级是个了，伸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够呢！我认为保和同志的作风，也是对话对出来的效果。于是我马上在他的汇报材料上批道：
保和同志的汇报很好，好就好在能正确对待公开批评。现在党内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是好人主义的庸俗作风严重。不敢批评，不能在思想上分清是非。近三年来，我们不但采取具体措施大力带头、带动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把批评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化，开展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一定效果。在此基础上，又在沁县开展了“捉懒”和在平顺县开展了“反要”活动，进一步推进公开批评。其他各县，都要实事求是地开展这样的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接受通过舆论监督的各项监督，把自己的工作置于人民的批评活动中，进行自逼加压。
平顺县的“反要”取得成果，2002年10件实事圆满完成。县财政收入增长1000万元，增幅是历史上最高的。
长子街头为村干撑腰
国家干部有很多好处，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干，他还能想办法调到别的地方干。农村干部就不行了，他在自己的身上烙了个“农”字，怎么干也脱不开“村”缚。这些人肩挑着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没有多少谋私的条件，只靠觉悟或者良知为老百姓办事。有的地方穷，村干部不好选，就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谁当干部。有的地方甚至还选不出村党支部书
记，一缺就是几年。我们说关心群众，农村干部就是最优秀的群众，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他们的默默奉献，我不敢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2001年5月，我骑自行车下乡，走到长治县北郭村，见有一家人还在田里播种谷子。我从田间路过，问其中的长者：“你觉得农村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老人说：“干部难当，村里不本分的人多，经常闹事，找干部的麻烦。”随行的同志怕他替干部说情，问他：“你当过干部？”老人说：“我一辈子是个庄稼汉，我是看干部太可怜。”我听懂了他的话。我父亲当过村干部，农村工作得罪人多。父亲在外惹了人，母亲就把家里鸡下的蛋拿去赔情，求人家谅解。
中午时分，我们在群众家吃饭，卸任的老支书来找我，想说说农村干部的苦情。这位干了21年农村工作的老支书，由于身体原因，去年主动让贤。村里的变化，老百姓都说是老支书干出来的。
他说：“我得为村官说句公道话。如今是商品社会，一些人为了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动辄就要干部赔钱，凡事都用钱说话。花钱总得有个原则，有个说法吧。干部能有多少钱？他总不能老拿自己家的钱办大家的事吧。吕书记，你也要大力支持那些好干部！”
我明白了，这位老支书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对村干部严格要求多，但支持力度还不够。他又说：“村干部在乡里挨骂，回村里受气，到家里老婆埋怨，真叫难哪！市委要给村干部说句公道话。”
我听这位老支书说话，就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也像下级听上级指示。什么叫指示？上级布置的任务叫指示，老百姓需要我们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指示——人民群众的指示。我们不能只执行上级的指示，而不管老百姓给我们做出的指示。“大力支持好村干部”，“给村干部说句公道话”，这就是老百姓的指示，我们必须听从。否则我们就是老百姓说的那种人，上身穿棉袄，下身穿裤头——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
在长子县骑车走了很多村，群众说冷存蔬菜卖价好，听说固益村正在盖冷库，我骑车前往。在那里，河南来的“包工”介绍说，冷库投资者是这个村的原任支书，叫申贵堂。他本来干部当得挺好，为群众办了很多事，村里变化也特别大，但因为工作认真得罪了不少人，村党支部换届时，他干脆辞职不干了。自己投资盖冷库，主要是解决当地人储菜问题，也为了让群众多赚几个季节差价的钱。他建的冷库下边储蔬菜，上面是宾馆。
在工地转了一圈，“包工”把我领进工棚休息。工棚低矮、简陋，我尽量弯身侧腰，还是沾了一头草。我坐在只有草没有被褥的床上，“包工”从漂着灰尘杂物的水缸里舀了一碗水，递给我，我接过碗把水喝了。他望了我好半天，然后笑着说：你怎么和村支书申贵堂一样？我也笑着回答他，25年前，我也是个村支书。
“包工”话题一转，又说这个原任村支书了不起，自己下了台还不忘大伙的事儿。我们同情他，也只在这里挣个饭钱就行。我和他细算这项工程投资所需，土建六七十万元，设备100多万元，全部下来要200多万元。我问，他有那么多钱？包工说，钱都是借来的，这不，他又去跑贷款的事了。
从官场到市场，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过去在农村工作中做出过贡献的同志，我们都不要忘了他们，要多为他们创造条件，支持他们大胆地往前闯，现在干和过去干，都是为群众做表率，带好头。
在潞城市东天贡村，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推车进了村党支部副书记老甄家的大门。他们正吃着饭，我向老甄要了一碗面。这位副书记见我十分随意，便和我说起集体的事。村里没有企业，上面却强行摊派工商税，他们只好把仅有的一点提留款用来买税，剩下的钱给老人们发点补助。村干部一年工资千把元，几年没发了。他说苦点、累点、紧点都无所谓。本来群众工作就难做，上面再无端增加负担，这工作就更难了。
他说的现象，我早有耳闻。1999年，全市财政收入达亿元的潞城、襄垣和长治县，均有买税和浮夸现象，再加上沁源县、沁县等地的虚假现象，全市虚报财政收入超过数千万元。没想到过去的传言在东天贡村得到证实。我通知潞城市立即取消对东天贡村摊派的工商税，再次要求全市分三年解决农村买税现象和财政浮夸问题。直至2002年，襄垣县仍有几个乡镇为消化浮夸而在负增长。
骑车来到长子县城后，在街头与群众进行了对话。
我把在农村调查的问题，归纳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干部中既存在着“不公开、不发展和不文明”问题，群众中也存在“闹宗派、闹私利、闹干部”现象。农村要同时解决“三不问题”和“三闹现象”。“三不”固然可怕，但“三闹”危害也不小。
我为农村干部大声疾呼，群众是农民，干部也是农民，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两条，一条是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另一条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是当前农村工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解决“不公开、不发展、不文明”的问题，也要警惕“闹宗派、闹私利、闹干部”的现象。不能因为枝节小事纠缠不休，不要认为只要是群众就什么都对，群众也要讲大多数，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利益闹掉了一群人的利益。
农村干部也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当然违法腐败另当别论。农村干部读的书少，经的事少，缺少经验，但他们热情高，对党有朴素的感情，我们各级党政干部要帮助、理解农村干部，关心和支持农村干部。千万，千万，要善待他们！
电台接受提问
大规模的对话活动之后，群众觉得还不过瘾。2002年元旦，我们在长治人民广播电台用现代传播手段开展了热线对话活动。
每天早晨7时35分，准时有一位市直单位的一把手在广播电台与群众对话交谈，群众提
问题，干部解答。
从每个月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像值班表一样排列着各个单位一把手的名字。十个月来，没有一个人缺席。每位领导同志都为热线对话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顾不上吃饭，早早地来到电台。有的单位为了不辜负难得的通话机会，使回答问题更加准确、全面，还带来了有关科室的工作人员，使热线对话收到了良好效果。电话的另一端时常传来“我很满意！”“非常感谢！”等兴奋的话语，在直播室的领导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热线电话每天都很忙，两部电话此起彼伏，响个不停。
晋东南师专贾晓宏反映，学生贷款上学积极性很高，问银行有何措施，望尽快把贷款落实到学生手中。
下南街小学一位教师建议，我市文艺界应该把反映我市干部“三深”、“转变作风”等优秀文艺作品在春节期间推向街头。
平顺县一位听众反映，太行水乡旅游区收不到传呼信号。
有的反映煤气炒不起菜，有的反映下水道不通。直到节目结束后，仍有相当一部分电话打进来，参与对话的领导只好用电话单独回答。房管局局长和书堂说，群众的事情再小，对我们领导干部来说也是大事。
市民政局局长贾先凤在同群众对话时，一位听众打进电话告诉她，太行太岳烈士陵园里新立的武士敏将军的墓碑碑文用字不规范，简化字、繁体字混用，还有错别字，有碍我市形象。贾先凤局长向这位听众连声说“谢谢……”当天上午，她就带着民政局的有关同志到烈士陵园调查解决，并对所有的碑文都进行了检查。
郊区张村退伍军人曹岩文反映优属政策兑现问题，民政局很快深入调查，村里保证在春节前兑现。
元月25日，市国税局局长史爱生进行热线对话，一位姓宋的经营户反映城区国税局办事效率低，领发票要等近三个小时。史爱生对此高度重视，当天上午组织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学文件、找差距、定措施，全方位整改。
有听众打电话反映，淮海副食品市场缺斤少两问题严重，希望质监局能查一查。第二天市质监局20多名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发现听众反映属实，现场没收了不合格的器具，并对其进行罚款处理。
元月一日首播时，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反映英雄台一带的治安问题。市公安局在一周内部署警力，增设便衣，加强了这里的治安管理。
每一位参与热线对话的领导同志来时带着满腔热情，走时带着群众的期盼和沉甸甸的责任。
这项由市纪委、宣传部等部门主办的活动在群众中产生积极影响，我鼓励纪委书记曹燎原同志把这件事继续办好，我们市四套班子领导也可以去参加，只要能让群众满意，什么样的形式我们都可以尝试，并通过实践完善提高。在长治就必须有这样的勇气，人民需要的，就是干部必须要努力做到的！
不敢对话者不配当官
对话，是我和班子集体在长治的一种新尝试。开始时部分干部有惧怕心理，也有些人认为是“表面文章”、“形式主义”。但我认为，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方式，坦诚换取理解，沟通消除距离。我们的干部如果都能走近群众心贴心，解决问题面对面，有什么不好呢？对话本来就是一种交流，通过交流才能加强联系。
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干部躲避群众，回避矛盾，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通过对话，有效克服了这种现象。当然，方式还有多种，比如座谈会、恳谈会、聊天会、交流会，等等，也都是与群众沟通的良好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对群众来说方便了；对干部来说，在办公室和广场跟群众对话有实质性的不同。在机关条件好，坐着谈舒服。面对一个人两个人可长谈，可短谈，轻松愉快，没有压力，还要经过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