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会告发我吧，会吗？”他眼睛突然惊慌的瞪大，这时我才看到他的双腿被划伤还流着血。
“你刚从战场回来吗？”我说。
“我刚逃学。”他说：“而且我不会回去，永远都不会。”
“那你要去哪里？”我问他。
他摇头，“我不知道，放假时我住在沙斯伯里的婶婶家，但我不喜欢那里。”
“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吗？”我说。
“我当然有，”他说：“每个人都有的，但我的家在非洲。”
那天我们在伍德山丘上坐了一下午，他跟我说了所有有关非洲的事，他的农场、他的水池、他的白狮子，为什么它现在在法国某个地方的马戏团里，还有他是怎么无法忍受对它的思念。“我得找到它，”他激动的说：“无论如何我都得找到它。”
老实说，我当时不怎么确定我有多相信白狮子的事。我实在没办法想象狮子是白色的。
“问题是，”他继续，”即使找到它，我也没办法把它带回非洲。”
“为什么不行？”我问。
“因为我妈妈去世了。”他低头扯着身旁的草。“她有疟疾，但我想她是因为心碎死的。”当他抬头时，眼里泛着泪光。“有可能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爸爸后来卖掉农场，又娶了别人。我再也不想回农场，我再也不想看到他。永远都不。”
我很想跟他说我多么为他妈妈难过，但我找不到适当的字眼。
“你真的住在这里？”他说：“在这一大片地方？这里简直跟我的学校一样大。”
后来我告诉他，比起来，“我”是多么乏善可陈，顶多是我那常到伦敦去的父亲、没唇老师和梅森奶妈而已。我说话时，他就吮着紫色苜蓿草，等我们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时，就躺在太阳下，看着一对红头鹫在我们头上盘旋。我不禁想，要是他被抓到话，不知道会怎样。
“那你现在要怎么办？”我先开口，“你不会为自己惹麻烦吗？”
“不被抓到就不会。”
“他们会的，他们最后一定会的。”我说：“你得在他们发现之前赶紧回去。”
一会儿后，他撑起手肘，看着我。
“也许你是对的，”他说：“也许他们还没发现我，也许现在回去还来得及。但是，我回去之后，可以再回来吗？如果可以，我就可以面对这件事。你愿意让我回来吗？我会帮你修风筝，真的。”然后他给我一个动人的微笑，让我无法拒绝他。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约定每个星期天下午三点或三点前，在伍德山丘上一棵高大的无毛榆树下碰面。他会从树林穿过来，这样才不会被屋里的人看见。我知道只要不被没唇老师发现就会有无比的快乐可以期待。我想，对我们两个来讲都是。伯堤耸耸肩说，要是他被抓，就会被打一顿，对他来说，反正多一顿也没什么差别。要是他们开除他，那就正中他下怀了。
伯堤的最后一封信
从那天起，伯堤每个星期天都过来，有时他无法待太久，因为他得回学校上课后辅导。有时是我父亲周末回家和朋友在公园里猎雉，我得立刻赶他走。我们都必须很小心。他倒是真的帮我把最好的风筝修好，但一阵子之后我们根本都忘了放风筝这件事，只顾着讲话和散步了。
星期天是伯堤和我的日子。两年来，我们从好伙伴变成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从来没向对方说，因为不需要。我认识他越多，我就越相信有关非洲的一切，也越相信那只“白王子”正在法国某个地方的马戏团里。当他一遍又一遍告诉我这些事时，我也确信总有一天他会找到他的白狮子，并且不让它被关在笼子里。
学校的假期总是漫长难耐，因为那时的星期天伯堤都不会来。不过起码不用上没唇老师的课，因为她放假时都会到马盖的海边去找她姊姊。课停了，取而代之的是梅森奶妈带我到一望无尽的郊外散步。“漫步荒原边。”她都这么说。
我跺脚抱怨着，“好无趣喔。”我跟她说：“要是我们有斑马、水牛、大象、狒狒、长颈鹿、牛羚、斑点鬣狗、黑树眼镜蛇、秃鹰和狮子，我就不介意。可是不该只有几只鹿、一个狐狸洞，或是一个抓獾的陷阱啊！也不该是一打兔子的粪粒、一个知更鸟的巢或是几声布谷鸟的叫声而已！”有一次我脱口而出：“你知道吗？奶妈，非洲那里有白色的狮子，真正的白狮子！”
“瞧瞧你和你那些童话故事。蜜莉，你念书念过头了！”她笑着说。
放假的日子，伯堤和我不敢通信，担心被别人发现或是偷读。不过一旦开学，他一定会在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三点钟就出现在无毛榆树下，从没错过。我们到底讲了些什么，我无法全部记得。有时他会说他只要看到马戏团海报，就忍不住想起“白王子”。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也渐渐少谈起白狮子了，最后甚至没再提起。我以为他大概把它的事都忘了。
很快的我们都长大了。那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夏天，之后我就要被送到萨西克斯郡海边的一所修女教会学校，而他也要前往坎特伯里大教堂监管的一所学院念书。因为知道时间所剩不多，我们都很珍惜每一次的会面。我们的爱苗默默滋长，当我们眼光相接、双手互触时，就可以真切的感觉到它的存在。在他要离开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给我一只他工艺课做的风筝，要我每次放它时都要想到他。
然后，他就动身到他的学院去，我也到教会学校报到，我们彼此没再见面。每次我放他送的风筝，都会格外小心，生怕它又卡在树上拿不回来；就像万一失去那只风筝，就等于失去伯堤一样。我把它放在我房间的衣柜上方，至今它仍在那里。
离家了就比较安全，我们于是开始通信。在信里告诉对方这些年我们在伍德山丘上做的事。我的信都挺长，比较像随笔漫谈，闲聊一些学校的琐事，或是谈些自从没唇老师离开后，回到家分外愉快等等。他的信就简短多了，而且他的字迹很小，有时小得难以辨读。他被关在大教堂的深深庭院内，并没有比以前快乐。一天到晚听不完的钟声：起床钟、上课钟、吃饭钟，当！当！当！把每一天都削成一小片一小片。哦，我们都好痛恨钟声啊！每天晚上他最后听到的，就是巡逻的警卫在他宿舍窗外的敲钟，喊叫：“午夜十二点，晚安，一切平安！”但是，他知道，我知道，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一点也不平安，因为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他和我的信里，都充满对它的恐惧。
战争风暴一触即发。就像许多的风暴一样，一开始都只在远处隆隆作响，每个人都会暗自希望它会和我们错身而过，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父亲穿上卡其色的制服和闪亮的褐色靴子，看起来是那样挺拔威武。他就那样在阶梯口跟奶妈与我道别，爬上他的车驰骋而去，从此我们就再没见过他。当他阵亡的消息传来，我无法假装哀痛。我知道身为女儿，父亲去世时，应该要相当难过，我也试过，但要为一个你从来都不熟悉的人感到哀伤，真的很难。对我而言，我父亲向来就像一个陌生人。我想如果有一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伯堤身上，那心情就会是难以形容的悲惨。我只能默默的希望和祷告，在他还平安地待在坎特伯里学院里时，战争就结束了。梅森奶妈总说圣诞节之前它就会结束，但是圣诞节年年来到，它却依然没结束。
我牢牢记住伯堤从学院里寄出的最后一封信。
挚爱的蜜莉：
既然我大到可以从军，就应该从军去。我对围篱、围墙、钟声忍受够了，我想要自由飞翔，而那似乎是我唯一可以做到的方法。况且，他们需要男人。我知道你正为此笑着，毕竟你脑海里的我只是一个男孩。我现在身高六尺多，一个星期刮两次胡子。坦白说，我恐怕好一阵子无法给你写信，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想你。
你的 伯堤
那就是他给我最后──起码在好一段时间里──的音讯。
维多利亚勋章
那只狗在厨房里哀叫。“你替我把杰克放出去，好吗？” 我当然乐意把狗关到门外。
老太太接着说：“乖孩子，这样吧，我去拿伯堤做给我的风筝，你说好不好？我想你会喜欢的！”她走了进去。
她比我预定的快回来。“这里，”她把风筝放在我前面的桌上，“你觉得它怎么样？”
那真是出乎我意料的大，大多了，而且上面布满灰尘。一只褐色底布平摊在木条骨架上的风筝。我看过的每只风筝都比这只鲜艳多了。我想我的失望一定写在脸上。
“你知道吗，它还可以飞。”她把灰尘吹掉，“你应该看看它怎么飞，你是应该看看的。”她坐回椅子。我等着她开口，“对了，我刚刚说到哪里？”她问：“最近我特别健忘。”
“伯堤的最后一封信。”我说：“他刚前往战场，但是那只白狮子呢？‘白王子'后来怎么了？”我听到那只狗在屋外狂叫着。
她对我一笑。“耐心的人总会等到他想要的。”她说：“看看窗外吧！”
我看了，山丘上的狮子不再是蓝色的，而是白色的了。那只狗在山丘上跑跳，追着一群绕在它身边的蓝色蝴蝶。“它总是追着会动的东西。”她说：“别担心，它一只也抓不到的，它从来就没抓到过什么东西。”
“不是那一只狮子，”我说：“我说的是故事里的狮子。后来呢？”
“你不明白吗？它们是同一只。外头山丘上的那只狮子和故事里的那只是同一只！”
“我不懂。”我说。
“你会懂的，”她回说：“你很快就会懂的。”在继续讲话之前，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伯堤都没提在堑壕里作战的事，他总是说那是最应该忘掉的梦魇，或者留给他自己就好。好些年后，他再回想时，也许是时间治愈了那些伤痛，他才跟我说起事情的经过。
十七岁那年，他和所属的军团一起前往北法战场时，头挺得跟斗志一样高，然而，几个月后他就瑟缩着坐在泥泞的壕沟底，头埋在膝盖间，用手护着，尽可能的把自己卷得紧紧的，对那些把他周遭炸得四分五裂的炮弹、飞弹厌倦不已。等哨声鸣起，他们便得出来攻向两军交战的无人之境，带着刺刀逼近德军机关枪四处扫射的战壕。尽管周围有战友倒下，他也得继续向前推进，只等着哪颗子弹盯上他。他知道他随时可能倒下。
德军通常在黎明之际偷袭，怕被袭击，所以天刚破晓，他们就得从防空洞出来，到壕沟里战备。就好比他二十岁生日那天清晨发生的事那样。那次德军在晨光中攀上无人之境，不过很快就被锁定，然后像镰刀下的熟谷般四处逃窜。哨子响起，伯堤带着他的部属进行反攻。德军一如往常也给予了反击。伯堤被打中脚后掉进一个地洞里，他本想在那里等到黑夜再慢慢爬回去，可是伤口血流如注，他不得不在还有体力时，赶紧回到壕沟。
他蹲伏着前进，就在快要回到安全界线内时，他听到有人在无人之地哀号着。那是他没办法听而不闻的声音。他发现他的两名士兵躺在一起，伤重无法移动，其中一名已经失去意识。伯堤把他扛到肩上，带回壕沟，子弹在他身边咻咻扫过。那士兵相当重，伯堤因而跌倒好几次，但每次他都站起来继续蹒跚前进，直到双双跌进壕沟里。医务兵担心伯堤会失血过多，要把他送走，伯堤却执意要去带另一名士兵。
他探手攀出战壕，蠕动身子往外走。那波攻击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停了下来。他自己虚弱得寸步难行，还是去把受伤的士兵拖回来。据说当伯堤终于踉跄的走回阵营时，德军与英军两边人马都伸出头来给他打气。其它伙伴们赶紧上前接应。之后发生的事，他就一概不知了。
他醒来时，人躺在床上，那两个战友分别躺在他两旁。获知他将因为在战场上的英勇获颁“维多利亚勋章”后，他还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一时之间他成为英雄，成了整个军团的荣耀。
但伯堤老称那是“一派胡言”。他说真正的勇敢是要克服恐惧。但他根本没时间害怕，也没时间思考，只是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应该做的事而已，就像幼年在非洲救那只小白狮一样。当然，在医院他也乐意接受大家无微不至的照顾，只不过他的脚恢复得比预期的还慢。当我找到他时，他还在医院里。
我找到他并非纯属偶然。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我都没收到他的信或只字词组。我当然知道他曾先预告我，但是那样冗长的沉寂实在教人难以忍受。邮差每次出现，我都满怀希望，但始终没有他的信，失望的剧痛与次遽增。我把这些苦楚告诉梅森奶妈，她总是帮我擦干眼泪、要我祷告，并说她也会帮我祷告。她确信我很快就会接到他的来信。
我真不知道要是没有奶妈，日子要怎么过，我当时状况真的很糟。每次看到从法国回来的伤兵，有的瞎了，有的中毒气或跛脚，我都急迫的想在他们之中看到伯堤的脸。我每天都在报纸上查看一长串的死伤或失踪名单，只要没看到他的名字，我都非常感谢上帝。可是他依然没写信给我，我觉得我得知道原因。我猜想也许他伤重得无法写信，孤单的躺在医院里没人关爱。所以我决定当护士前去法国，尽可能照料安慰那些伤兵，并抱着一点希望，希望可以找到他。但很快我就明白，要在这么多穿着制服的男人里找到他的机会很渺茫。我对他所属的军团和军阶一概不知，简直不知从何下手。
我被派到离前线八十几公里的一家医院，离艾米昂不远。医院是由一座旧城堡改建而成，有着塔楼、宽敞楼梯，每一间病房里都挂有豪华吊灯。可是冬天实在太冷，冷死的病人跟受伤身亡的人数几乎一样多。我们尽可能帮助他们，但是医护人员不足，伤员又不断送进来。他们的伤很严重，真的很严重，只要救活一个，我们就会很高兴。相信我，在那种悲痛的氛围下，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欢欣来鼓舞士气！
有一天早餐时，那是一九一八年六月，我正在看杂志，记得是叫《伦敦消息剪影》，在翻页间看见一张我毫不迟疑就能认出的脸。他成熟许多、脸消瘦一些，而且没笑容，但我肯定那是伯堤。他的眼神既深邃又温柔，跟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标题是《安德鲁？艾伯特上尉荣获维多利亚勋章》，下面一整篇文章都是他的故事，并说他还在医院疗伤中。那家医院离这里不过二十几公里远。就算一大群野马也阻挡不了我去找他。下一个星期天我就骑脚踏车过去了。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靠在几个枕头上睡觉，一只手枕在头后面。
“哈啰！”我说。
他睁开眼睛对我皱眉头，好一下子才认出我来。
“你一直在战场上，对吧？”我说。
“差不多。”他回答。
又见白王子
他们说每个星期天我可以用轮椅推他到外头透气，只要不让他太劳累，并在晚餐前带他回去就行。诚如伯堤说的，那就像回到我们小时候的星期日一样。只是我们能去的地方也只有一公里半外的小村落。村子残破不堪，留下的也不过是几条七零八落的街道、一间尖塔折断半截的教堂，还有广场上的一间咖啡屋──谢天谢地它完好无缺。如果伯堤状况好的话，我会把他的轮椅推到一旁，让他自己拄着拐杖走路。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坐在咖啡屋里聊天，要不就是沿着河岸散步聊天。我们彼此都有好多年要交代。
他告诉我，他没写信是因为他觉得在前线的每一天都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