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那以后我就不说什么了。我怎么能告诉你父亲，说我对他并不是一见钟情的。不是在昆明，不是在舞会上。我不知道有那么一种瞬间产生的感情，又怎么能感觉得到呢？当然，当我第二次和他不期而遇的时候，我对他的爱情很快就产生了。
所以或许我们俩都说对了，对我来说是命，对他来说是命运。
但后来你父亲做了牧师，他说这是把我们俩带到一起的上帝的旨意。所以现在我无法再解释我们究竟是怎样走到一起的。我只能说，我当时在上海的一条小马路上，你父亲也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在那儿不期而遇后，就站着说了一会儿客气话。然后吉米·路易──早年我还是连名带姓叫他吉米·路易，像中国人似的──请我到马路对面的茶店里喝点茶，坐下歇会儿。我同意了，但只是出于礼貌。事实上，我没想到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了。
我们坐在一家小小的楼上茶店里，一个我觉得很脏的地方。我看到女招待从一张桌子上拿过几个茶杯，用冷水洗了一下，就上满茶，递给我们了。我不得不用热茶把茶杯泡了两遍。也给吉米的茶杯泡了两下。你瞧，还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担心他的胃了。
我们静静地喝了一会儿。然后他向我问起了文福，“他还在用那个犹大的名字吗？”
我笑起来了，然后又假装责备他，“你太坏了。我丈夫很生我的气。”
“可名字是我给他起的，又不是你。”我不好意思提醒他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事，也没告诉他朋友们怎样取笑文福，说我已经被一个美国人勾去了。我不能告诉他后来我和文福吵架的事，尽管我一想起这件事脸还是气得发红。吉米·路易肯定是看出了我脸上的表情，因为他马上接着说：“太可怕了，瞧我都干了些什么。真对不起。”
“不，不，”我说，“我是在想另外事。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在变，就是没变好。”吉米·路易知道我们不该再谈这个话题了。
我们就谈起了另外人。我告诉他家国在哈尔滨找到了新工作，胡兰还没有孩子。他告诉我他的大多数空军朋友都被派到北京帮助接收日本人的投降事宜去了。他还在美国新闻处为美国总领事馆提供报刊消息。
“这可是个很重要的工作呀。”我说。
“不过是名气大罢了，”他说，“我每天读各种各样的报纸，注意每天的新闻报道。”然后他说，“你瞧，我是个间谍。’当然，他不过是在开玩笑！他老是喜欢捉弄人，你记得你父亲就是这么个人。
我不明白为什么海伦至今仍以为他真是个间谍。他不是！别听她的。
要是他真是间谍，干吗他公开开这种玩笑？
不管怎么说，我们喝了很多茶，喝了又喝。过了一会我不知不觉把我叔叔的工厂的情况也告诉他了。我说到他们现在有多穷，我的堂兄弟现在也不得不干活。吉米·路易没有瞧不起他们，也没有可怜我们家。他富有同情心。他说战争就像一场大病，战争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一下子恢复健康了。
我跟吉米·路易谈起了花生。我说她离婚了。吉米·路易并没有说，“花生这女人真不好。”他说许多婚姻都给战争毁了。
最后我跟他讲了我父亲的事，他因为跟日本人合作而惹了麻烦。
他说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战时使人们犯了他们在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错误。
你瞧他怎么样？我觉得自己把什么都一古脑儿说出来了，心情也舒畅多了。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他可算是富于同情心的了。但我还没有跟他提起我的婚姻，还没有。
“你怎么样？”我问，“回家后，你家里好吗？你妻子和孩子想你吗？”
“没妻子，也没孩子。”他说，“没那么幸运。”然后他拿出一张小照片。照片上四个年轻姑娘坐成一排，从小到大，服装和发式都很时髦。她们是他阿姨的校友，梁太太的女儿。他告诉我，这位梁太太说他可以在她的女儿中挑一个做他的妻子。“每个女儿都很有教养，”吉米·路易说，“每个女儿都会弹钢琴，每个女儿都能用英语读《圣经》。”
“很有魅力，也很有风度。”我说，“那么多姑娘任你挑，眼睛都看花了吧，你看中了哪一位呢？”
他笑了，然后严肃地说，“你，”他说，“可惜你已经结婚了。”
真的，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可以选择这四个姑娘中的任何一位，她们个个天真年轻，都没结过婚。但是他看中了我。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
不管怎么说，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当真的。我的脸红了。因为我没敢抬头看他，我假装看手表。
“哎呀！”我说，“如果我现在去看花生，一到那儿就得往回走了。”
“最好明天再来看她。”吉米·路易建议。
“只能这样了。”我同意。
“那么明天我在马路对面的书店里等你，然后和你一起去，保证你的安全。”他说。
“不，不，太麻烦了。”我说。
“不麻烦。我每天到这儿来找报纸。”
“每天？”
“这是我的工作呀。”
“我想我可能在十点半来。或许对你来说太早了。”
“我会早点过来等你，免得你比我早。”当我们两个站起来下楼的时候，我看到他把那张有四个漂亮姑娘的小照片留在桌子上了。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心中又高兴又激动。我想我的生活好像要有所变化了。我不知道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肯定是要有所变化了。
但这些念头马上就消失了。淡若的尖叫声穿过整幢屋子。一个佣人把他带到我身边，说他摔了一跤，头朝下从楼梯上滚下来了。我正哄我的儿子，三妈跑来喊我，说我父亲的高烧退了，神志也清醒过来了。于是我赶紧跑到我父亲房间里去。过了一会儿，厨师跑进来了，她说她还是走了的好，实在受不了文太太的责骂。我站在房间里，听到文福正在大声吼叫，然后就是什么东西扔在地板上的声音。我下楼看见盛早饭的碗的碎片扔得满地都是，椅子上全是泼掉的面条。
我想哭。我的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改变了。我永远要为别人担惊受怕，没有时间考虑我自己的问题。我肯定所有这些小打小闹说明，今天我是不可能离开这屋子的了。
但生活就是这么奇怪，它能让你这么想，也能叫你那么想。因为我正想放弃那天的计划，我的机会又来了。我上楼去照顾我父亲的时候，他正在读一张报纸，只因为我上去打断了他，他很生气。“他肯定在梦中和自己打架。”三妈说。
我下楼的时候，文福已经看赛马去了。那个生气的厨师呢？她已经把垃圾打扫干净，上街买晚上吃的小菜去了。小淡若从他的床上喊我，他想起床了。他已经忘了他头上的肿块，现在他想起了文福的母亲答应他，今天带他去看一个朋友，她有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孙子。
我终于可以离开这屋子了！但我看到现在要改变我的生活已经太迟了，已经快到十一点了。我竭力把心思集中在看花生上，重新见面会是多么高兴啊。我拿起老阿婶要我带给她的包裹。我在上面又加了五双袜。花生见到该会多么高兴啊。
当然，我心里还是不断在想茶室对面的那个小书店。我仿佛看到吉米·路易正在翻书，一面不耐烦地看着手表。我想租一辆出租车。
然后我想象吉米·路易又看了一下手表，然后离开了书店。我决定不忙着去赶肯定已经无人等的约会。于是我压下我的希望，等公共汽车。
等我赶到山阴路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我强迫自己慢慢地平静地走过去。快走到书店门口的时候，我又强迫自己不抬头看。一直走吧，走吧。
我喘不过气来了。我对自己说，别犯傻了，他已经走了。还是走吧。
我竭力不向两边看，我的眼睛盯住路中间。别看，走吧。
我走过书店，没回头看。我闷着头走，走过一条马路。我停下来，叹了口大气。我的心口隐隐作痛，我意识到我已经让某些希望从这儿溜走了。我又叹了一口气。这次我很难过。然后又叹了一口气，是放心的叹气，但不是我的叹气。我转过头去。
我看到了他的脸！他满脸欣喜！
我们没说话。他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不放。我们两个站在路上，我们的眼睛被欢乐的眼泪打湿了。无需开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现在我得打住了。因为我每次回想到这里，就忍不住要独自哭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事当初叫我那么高兴，现在又叫我那么伤心。也许最美好的回忆就是这样的。
第二十一章 小俞的母亲
花生住的地方就在前面不远，于是我们一路走过去没说多少话。
“你干吗要等我？”我问，“我来得那么迟。”
“我以为肯定是你的鞋子又出毛病了，”他说，“我猜你跟昆明跳舞时那样又掉了鞋跟。”
我笑了，吉米也笑了。然后他又认真起来，“打那天起，我就爱上你了，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用没跟的鞋子还是赤着脚跳舞。你看上去很弱，但实际上又勇敢又坚强，无论谁也无法阻止你。”
真的，你父亲就是这么说的。他认为我很坚强。我自己从来不这么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相信我。在他往后的日子里，他就是这么相信我的。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不管怎么说，我把我婚姻的痛苦全告诉了吉米·路易，我说我在抗战期间就想离开文福，只是因为淡若才没走成。
“可现在我想去问问我堂妹她是怎么干的。”我说，“我也想离婚。”
吉米·路易说：“你瞧你多坚强啊！”
我说：“这不是坚强。我是没力气跟他斗下去了。有时我真不知道，怎么还能和他过一天？”
吉米·路易说：“这就是你的坚强。”说着我们就到了花生住的宿舍前。吉米·路易说他在书店等我。
“我可能要待很久。”我说。
“两三个钟头，三四个钟头都没关系。”他说，“我会等的，我已经差不多等了五年了。”
你瞧他可真够浪漫的啊！我一找到他，就觉得很难再离开他了。
我进了一个小小的公用厨房，地板上躺着两个婴儿。我问一个正在做中饭的女人，江华珍是不是住在这屋里。“啊？”她问道，“你找谁呀？”我走近一步，冲着她嘶嘶响的油锅又大声说了一遍。她笑了，在衣服上擦擦手，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引到楼梯口。“从这上去，小妹妹，第三层，二号。最好先敲敲门，她已经有个客人了。”然后她回头做她的饭，笑着对自己说，“客人真多呀！”
我踏上黑洞洞的楼梯，每走一步，就越来越担心，不知道到上面到底会发现什么。要是花生已经成了一个街头女郎呢？那些失去丈夫和家庭的女人不都是这么干的吗？要不，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家庭的女人怎么活下去呢？
我走到二号门口停了下来。我听到屋里有声音，好像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像是花生的，还是那么不耐烦，完了在发牢骚。我敲敲门，说话声停下来了。
“谁呀？”花生粗声粗气地冲外喊道。
“江雯丽！”我回喊道，“你江姐姐！”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门忽然开了，花生把我拉进去，乒的一声关上了门。她拉拉我的头发，摸摸我的脸，嚷道：“瞧你！到底还是来了！干吗等那么久？”
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同样撅嘴的微笑，同样淘气的眼睛。我放心了。
但我再仔细瞧瞧，发觉她已经变了一个人，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会认不出她来。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很随便地分了一下。身上穿了一件质地很差的纽扣衫，一点没什么样子，我甚至看不出她是胖了还是瘦了。她的脸上没搽粉霜，露出平常的肤色。你要是看见就好了。
这就是那个以自己的白皮肤为骄傲的姑娘，现在她黑得就像个广东人！
“嗨！见见我的朋友吴。”她说着，把我像陀螺似的转了个身。
我看到了一个戴副圆眼镜的年轻人，一头浓黑的头发，朝后梳着。他手里拿一枝画笔。房间里全是纸张，散落在地板上，挂在椅子上，摊在她的小床上。纸上说的都是同一回事，是关于一次学生集会，抗议新的土地改革的。所以这肯定是真的，花生是个共产党。
“这些已经干了，”她对那年轻人说道，“把它们拿走吧，剩下的我们晚上再来干。”她用命令的口气说，但那男的好像并不在乎。
他很快卷起那些标语，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就把礼物拿给她，两份礼物都用纸包起来了。
她看上去有些烦恼，叹了一口气，收下了。我以为她要先收下，一个人的时候再打开来。这是一种客气的做法，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要是你不喜欢这礼物，也没人看到你脸上失望的表情。但她等不及了。
她先打开了老阿婶送的那份。原来是一面老式的小镜子，是银制的，背面和手柄上还雕了花。
“嗨，瞧瞧这个，”花生说着，皱起了眉头，“上次见到她时，她对我说，‘我以前认识的那位漂亮姑娘，她还在吗？’我告诉她我没镜子照，但不管是不是漂亮，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所以你瞧，她就给了我这个。哼，她以为这破东西能说服我回到我以前的生活去。”
花生朝镜子里望望。我觉得她还有以前的那种虚荣心。她拍拍自己的脸，张大眼睛，对着镜子笑笑。说真的，她还是有点漂亮的。她的皮肤很光洁，她的眼睛很大。虽然她的脸大圆了。当然这缺点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共产党。甚至她从小娇生惯养，对穷人缺乏同情，这一点也如此。她放下镜子，又转向第二个包裹。
“恐怕我的礼物也不合适。”我说。
她像孩子似的撕开了纸包。她拿起袜子，就咧开嘴大笑起来，笑了很久。
“我可以拿回去，”我不好意思地说，“来，给我吧。”
“不，不，”她喊道，紧紧地把袜子贴住身于，“这些东西可值钱哪。我可以拿到黑市上去卖个好价钱。这礼物好。”她看看我，然后很坦白地说，一点也不难为情，“我没什么东西给你。这些天我没时间来弄这些客套。”
“当然，”我说，“你不知道我要来。你怎么能……”
“不，”她用严肃的口气打断了我，“我说了，哪怕我知道，哪怕我有钱，我也不会再用这些客套来烦自己了。这实在是太麻烦了──再说，有什么意思呢？”
我担心花生变坏了。她把袜子放在架子上。但当她转过头来时，她向我伸出双手，说，“堂姐”──糖姐，那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互相叫的友好的称呼。
“堂姐，”她又叫了一声，紧紧握住我的手，“你能来我真是好开心呀。你瞧，这可不是什么客套话。”
那天下午，我们谈得很开心。我们坐在床上，彼此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对方，就像小时候那样，只不过这次我们不需要说悄悄话。我们坦然地谈着一切。九年前，我们为谁能找到最完美的婚姻而争个不休。现在九年过去了，我们争论的是谁的婚姻最糟。
“只要想一想，”我说，“你那时差点气疯了，因为文福娶的是我，而不是你。现在你知道你避免了多少后悔呀。”
“尽管这样，你的婚姻也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