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姑娘待了一天就走了。第二个护士大概待了两天。最后不得不由我自己来照料他。
家国和胡兰当然每天都来看他，因为他们和我们住同一幢屋子。
一天，来了三个飞行员。我把他们带到文福的房间里，他们把他看作英雄一般。他们说，只要文福重上蓝天，中国肯定马上能打赢这场战争，诸如此类的客气话。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文福再也不能飞上蓝天了，他只有一只眼睛怎么开飞机呢？但飞行员们还是说着这种很慷慨的话，而文福也喜欢听这种话。
他们都是那么好，我邀请他们留下来吃饭，心想文福也会要我这么说的。他总要用这种方式向其他飞行员表示他的慷慨。事实上，文福确实也说了，“留下吧，请留下吧。我太太烧一手好菜。”我想，他大概记起了我在扬州的那会儿做的一千只饺子。飞行员们马上就答应了。于是我就下楼去吩咐厨师上街，买点现杀的鸡肉来。
晚饭后，飞行员们、胡兰、家国和我继续坐在桌边聊天，佣人来清理桌椅。开始我们都比较安静，怕吵醒文福。我还记得我们用严肃的口气谈起了战争，是的，我们相信，只要有更多的物资供应，中国肯定会取得胜利。
一位飞行员说，他听说中国已经和美国订了一个买美制飞机的合同，大概有一千架，从印度运来，足以对付小日本了。另一位说，中国各地正在建飞机制造厂，说不定昆明马上就有一家了。我们全都觉得这是件好事，在中国造飞机才能确保飞机的质量，不会老是出毛病，像老式的俄国飞机，或新式的意大利飞机那样。中国制造的最好，无论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速度飞得很快，而且能全天候飞行。
但我们全知道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是老生常谈。所以过了一会我们就开始回忆我们一路上经过的那些村子，在那些地方发生的种种故事，谈话变得愉快起来。然后我们就唱起歌来。我们轮流唱起人们在喝酒或庆典时唱的那些傻乎乎的乡村小调。
有个飞行员会做假嗓子，听起来跟女的一模一样，于是大家全都唱起一首很傻的小调来，然后又是大笑又是欢唱：“万朵云来，千只鸟，千只鸟来，百滴泪，我两眼望天空，只看见你，我两眼──”
突然，我们听到沉重的脚步声，然后──哇──什么东西摔下来了。我从椅子上跳起来，看见了文福，他头上包着纱布，手中拿着一根拐棍。他的脸色苍白，满是汗水，像个魔鬼似的。他在睡衣外罩了件军用茄克。
“你有病别起来！”我喊道，冲过去想扶他回到床上去，家国和其他飞行员也站起来了。
文福在空中挥舞着他的拐棍。“你怎么能唱这个？”他咆哮着，“我是个有病的男人，你是个健康的女人！我是英雄，你是婊子！你两眼盯着别的男人！”
我不明白他说些什么。“你做噩梦了吧，”我尽量安慰他，“你在说梦话。回床上去吧。”
“骗子！”他喊道，向前走了几步，用他的拐棍把桌上的剩菜剩饭全打了下来，“都是你的错。你给我跪下，向我磕头，请求我饶了你。跪下！”他用拐棍使劲地敲桌子。
我看看他的脸。他那只好眼睛射出凶光，像醉汉似的。他的脸变得那么难看──我真不明白怎么嫁了这么个男人？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
文福肯定用那只坏眼睛看透了我的心思，因为他马上走到我跟前，打了我一记耳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结结实实打了我一记耳光。
我简直喘不过气来。我一点也不感到痛，只觉得无地自容，脸上火辣辣的。大家都看着，可没人敢动。
“跪下！”他又喊了声，举起了拐棍，这时胡兰冲过来，按下了我的肩膀。
“跪下吧，跪下吧。”她嚷着。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了。“就听他一回吧，就说声对不起，有什么关系？”
我至今还记得这一幕：所有的男人，还有胡兰──没一个上去劝他。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头触到地板。他们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干，我丈夫命令我说，“对不起，我错了，你是对的，请饶了我吧。”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跪着请求他宽恕时，他们没有反对，没有对文福说，“够了。”
当我磕着头，请求着宽恕，哭着把我的头撞到地上时，我心里在想，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为什么他们全站在那儿，好像真是我的过错似的？
今天我不怪胡兰当初的所作所为。她像其他人一样，吓坏了。但我还是无法忘记她的所作所为，其他人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是危险的，它助长了文福的气焰，使他更嚣张了。
可今天我要是跟她谈起这段往事，她肯定记不得了，就像她记不得我送她的那块桃红色布料那样。前不久我们去了一趟面料市场，我说“嗨，这不是很像我在中国送你的那块布料吗？”
“什么布料？”她问。
“那块布料呀！就是那块呀！桃红色的，缀有红花的。”我提醒她，“我把它送了你，因为你劝家国不要送文福去坐牢。你明白他于了什么，他的吉普压死了那个姑娘。你用那块布料做了件衬衫。停战的那天你都高兴得疯了似的，──想起来了吗？──你跳上跳下地把那件衣服给撕破了。”
“哦，那块布料呀，”她终于想起来了，“那可不是你给的，是我自己买的。老城有家布料店快倒闭了，我就从一个站在桌边的姑娘手里买了这块料子。对了，我现在还记得呢。她出了很高的价，我硬是把价杀下来了。”
所以你瞧，跟海伦这种记性差的人有什么好吵的？她心目中认为真的只存在于她脑子里那一小块糊涂的地方，她只愿意相信所有的好事。
有时我真羡慕她。有时我真但愿从没给过她那块料子。
第十五章 老虎头上的跳蚤
你父亲生前曾作过一个布道词，题目叫“耶稣宽恕，你能吗？”
我很喜欢这个布道词，它使我的心情变得平和，消除我的恼怒。
我还记得刚好在听过这个布道词后，我在那个意大利人开的电料商店里买了一个小灯泡，买回来发现是早已烧坏的，就问他退钱。他对我很凶，冲我大发雷霆，假装听不懂我的话。我的英语不够好，所以钱没退成。
我气得要命，但后来我就对自己说，宽恕，宽恕。我想起了你父亲说的话，让耶稣从十字架上流下的眼泪洗掉我的所有愤怒。还真管用，我不再生气了。
于是我竭力告诉电料商店的那个男人，我是怎么把一个小灯泡插进灯头中的。他马上打断了我，说，“你买了灯泡，自己打破了。”
我又气起来了。我对自己说，宽恕，宽恕。又管用了，我不生气了。但这时，那男人说，“夫人，我得照看生意去了。”我说，“你不该有生意！”我让火发出来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宽恕，可这男人一点也不接受！他算老几，也配对我说东道西？他的英语也好不到哪儿去，满口意大利腔。
所以你瞧，我就是这么个人，很容易生气，很难宽恕。我想这都是文福的缘故，我永远也不会宽恕他。因为那次车祸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能原谅他。我干吗非得原谅他？
我只是感到有点难过，也许你父亲会觉得我心胸不够宽大。
但我转念又想，耶稣一出生，就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我是一个出了丑闻而跑掉的人的女儿。耶稣受难的时候，人人都崇拜他。可没人因为我跟文福生活在一起而崇拜我。我就像那个灶神的妻子，没人崇拜她，他把所有的借口，所有的信任都带走了，而她却被人忘了。
大约就在文福出车祸一年后，1939年初，我又回到那同一家医院，这次我又生了一个孩子。是胡兰陪我去的。她看我从私房钱里掏出一百元，租了一间高级的单人病房，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今天的一两千美元哩。
文福过了两天才来看我。那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又是个女儿。
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就在我的身旁。她一开口哭，我也哭了。她一睁开眼睛，我希望她喜欢她看到的一切，她的微笑着的新母亲。她一打哈欠，我就跟她说，“呵，你多聪明呀，这么快就学说话了。”
文福来看我的时候，喝醉了酒，两眼红红的。他穿着空军制服，身上的酒气弥漫了整个房间。孩子正睡着。他费力地看看她的脸蛋，然后一遍又一遍地笑着说，“我的小东西，我的小东西。”他想掰开她捏紧的小手。
“呵，她长得多丑啊！”他开玩笑说，“头圆得像和尚，身子胖得像头猪。我怎么会生下这么个丑东西？又那么懒。醒醒，你这个小菩萨。”从他眉飞色舞的样子看来，他心情很好，居然想讨好自己的女儿！
然后他就用因酒醉而摇晃的双手把她抱起来。孩子晃着小手，哭起来了。他把她放在胳膊上抛上去又抛下来，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怎么回事？”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轻一点，轻一点。”我对他说，可他不听。他把她举起来又放下，好像她是一架小飞机似的。他给她唱一支很响亮的祝酒歌。她还是哭个不停。
我伸出手去，他把她放开了。过了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了。这时我看到了文福的脸，他脸上高兴的笑意不见了，他在生气，好像这孩子侮辱了他，好像这个生下才一天的孩子已经会挑选要谁来宠她似的。我心想，什么样的人会责备一个婴儿呢？什么样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首位，甚至放在自己孩子前面呢？
这时护士进来了，递给我一些药。文福马上跟她说他想吃东西：
一碗牛排面，要热的。他订了这东西，要快，就像一个顾客进了饭店。他告诉她肉的分量要足，他去饭店的时候老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她来一瓶好酒，不要本地产的白酒，要最好的。
他还没说完，护士就打断了他：“对不起，我们不给陪客提供食物，只为病人提供。”
文福一时竟呆住了。然后他就用他的拳头猛敲墙壁。“亏你还有两只眼睛！”他指着自己那只因车祸而睁不开的眼睛，冲护士大吼道，“没见我是战斗英雄吗？”
我想告诉护士，他不是英雄！他的眼睛不是在战斗中弄瞎的，恰恰相反。但护士已经离开了房间。
这时我犯了个大错误，我跟文福说别胡闹了。实际上我没说“胡闹”这个词，我从来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对我丈夫说话，所以我说的或许是“她们够忙的了”。
文福见我为她们说话，气生得更大了。他破口大骂这个医院，嗓子提得很高。我求他冷静一下。“看在孩子分上，”我说，“孩子刚生下，不应该听到这种话。”可孩子已经哭起来了，文福这才停止他的吼叫。他两眼盯着女儿，对她的重新哭喊很生气。然后他就走了。
好了，我想，他走了。不到五分钟，护士逃进了我的房间，吓得浑身发抖，“这男的是你丈夫吗？怎么像疯子似的？”
然后她告诉我，文福下楼后进了医院的厨房。他把厨师全推出了厨房。他拿起一把大菜刀，就是你用来斩骨头的那种，然后──哇！
对准桌子、墙壁、椅子乱砍乱斩。他把盆盆碗碗全都踢翻，他闻了每只锅子，把里面的东西全臭骂了一通，把他们正在做的菜肴全倒掉了。最后，当刀刃卷口了，他还威胁所有在门口张望的厨师和帮手：“谁要说出去，我就回来把谁的脑瓜劈成两半。”
我听到这里，真是无地自容啊。我想不出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
我只能请护士原谅我给医院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保证再多付一百元来赔偿他们的损失，我保证以后亲自向厨房全体工作人员道歉。
护士走后，我寻思她向我提出的问题：这个疯子怎么会成为我的丈夫？这次我没有怪自己嫁给了他，只怪他的母亲！──生下了这么个儿子，从小对他百依百顺，好像她是他的佣人似的；总是把丈夫和儿子放在首位，还要我把粘在公公胡子上的残渣剩饭弄干净后才能吃饭；纵容她的儿子越来越凶，就像奇怪的食欲越来越大，老是渴望填饱他的权力胃口。
也许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自己的痛苦而责备另一个女人。但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来不会责备男人，或男人控制的社会；也不会责备孔夫子，那个造成这种社会的可怕的男人。只能责备另一个比我更胆小的女人。
干是我哭了，我的孩子也和我一起哭了。我把她放在胸口，她不吃。我轻轻摇摇她，没有用。我给她哼歌儿，她不听。她哭啊哭，哭了好久，直到没力气哭出来。她的哭声发自内部，发自她的胃。我知道她是受了惊吓。一个母亲很快就会知道她自己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她是饿了还是累了，是尿湿了还是有病痛。我的孩子是吓着了。
于是我就做了我以为是对的事情，我对她撒了谎。
“你将来会过上多好的日子呀，”我喃喃地在她耳边说，“那个大叫大嚷的男人是谁？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不是你父亲，当然不是。
你父亲是一个绅士。你的亲生父亲马上就要来看你了，最好别哭了。”过了一会，她安静下来，开始打瞌睡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她起了个名，叫怡苦，“苦尽甘来”，两个反义词，意思好的在头里，消除了后一个不好的意思。我用这种方式，希望我女儿历尽艰辛后，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打这孩子一出生，我就爱上了她。她的耳朵跟莫愁一模一样。但怡苦一睁开眼睛就找我。她光吃我的奶，不要吃她的奶妈少奶奶的奶，所以我就把少奶奶辞退了。你瞧，怡苦知道我是她母亲。我把她高高举起来，我们一起笑呀闹呀。她也很聪明──三个月不到她就已经懂得把她的小手合起来，摸我的头发，从来不乱抓。
可只要文福一吼，她就哭，哭整整一夜，不肯停，我只好给她撒谎，“怡苦，乖乖，听话，你将来才会过上好日子。”我怎么知道，一个母亲这样做其实是在教她女儿胆子要小？
一天，大约是在怡苦出生半年后，小保姆来找我，告诉我她要走了。她是个小姑娘，才十四岁，总是很听话，所以胡兰也找不出碴儿来骂她。我问她干吗要走，她借口自己不是一个好保姆。
这就是中国人的方式，总是以自己作借口，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实际上是说自己很有价值。我猜想她干吗不高兴。就在几个月前，胡兰开始要这小保姆干些零活，结果零活成了重活。这可怜的姑娘不知道怎么回绝人家，干的是两家的活，拿的是我付给她一个人的工钱。
我不想失去她，于是就对她说，“你干得很不错，从来不偷懒，该得到更多的工钱。”
她摇摇头，还是说自己一钱不值。我说，“我经常给你加工钱，你还记得吗？”
她点点头。
这时我想，或许胡兰一直对她很凶，在我背后骂她，弄得这姑娘受不了了。哦，我真生气！“有人为难你吗？”我问这姑娘，“肯定是有人找你麻烦了，我说得对吗？别怕，告诉我吧。”
她哭起来了，点点头，不敢抬头望我。
“你在这里干活的时候有人为难你了，是这样吗？”
她又点了点头，眼泪更多了。然后她就说出来了，“太太，他身体不好，病得很重，我知道，所以我不怪你丈夫。”
“怪？这话从何说起？”我说。时候虽说是夏天，可我全身一阵发冷。我要那姑娘快说。小保姆求我宽大，打了自己两个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