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增炉鼓铸。而北钱视南钱昂值三之一，南铸大抵轻薄。然各循其旧，并行不废。
天启元年铸泰昌钱。兵部尚书王象乾，请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用龙文，略仿白金三品之制，於是两京皆铸大钱。后有言大钱之弊者，诏两京停铸大钱，收大钱发局改铸。当是时，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
崇祯元年，南京铸本七万九千馀两，获息银三万九千有奇；户部铸钱获息银二万六千有奇。其所铸钱，皆以五十五文当银一钱，计息取盈，工匠之赔补，行使之折阅，不堪命矣。宝泉局铜本四十万两，旧例钱成还本太仓，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铸本。三年，御史铙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所铸之息，不尽归朝廷，复苦无铸本，盖以买铜而非采铜也。乞遵洪武初及永乐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铸钱，采铜於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十取其三。铜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从之。是时铸厂并开，用铜益多，铜至益少。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专官买铜。户部议原籍产铜之人驻镇远、荆、常铜铅会集处，所谓采铜於产铜之地也。帝俱从之。既，又采绛、孟、垣曲、闻喜诸州县铜铅。荆州抽分主事硃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联江、广，商贩铜铅毕集，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陈便宜四事，即命大受专督之。遂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直银一两。南都钱轻薄，屡旨严饬，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钱最工，隆、万钱加重半铢，自启、祯新铸出，旧钱悉弃置。然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末年敕铸当五钱，不及铸而明亡。
初制，历代钱与制钱通行。自神宗初，从佥都御史庞尚鹏议，古钱止许行民间，输税赎罪俱用制钱。启、祯时广铸钱，始括古钱以充废铜，民间市易亦摈不用矣。庄烈帝初即位，御平台召对，给事中黄承昊疏有销古钱之语。大学士刘鸿训言：“北方皆用古钱，若骤废之，於民不便。”帝以为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销旧钱，但行新钱，於是古钱销毁顿尽。盖自隋世尽销古钱，至是凡再见云。
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硃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於官者少，损於民者多，不可开。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徵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临淄丞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采矿者。仁、宣仍世禁止，填番禺坑洞，罢嵩县白泥沟发矿。然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於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馀两。
永乐间，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复遣中官、御史往核之。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其不产金银者，亦屡有革罢。而福建岁额增至三万馀两，浙江增至八万馀。宣宗初，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馀，而浙江亦增至九万馀。英宗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民大苏息，而岁额未除。岁办，皆洪武旧额也。闸办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奸民私开坑穴相杀伤，严禁不能止。下诏宥之，不悛。言者复请开银场，则利归於上，而盗无所容。乃命侍郎王质往经理，定岁课，福建银二万馀，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冯杰提督，供亿过公税，民困而盗愈众。邓茂七、叶宗留之徒流毒浙、闽，久之始定。景帝尝封闭，旋以盗矿者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开浙江银场，因并开福建，命中官戴细保提督之。天顺四年命中官罗永之浙江，罗珪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课额浙、闽大略如旧，云南十万两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总十八万三千有奇。成化中，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凡二十一场，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於是复闭。而浙江银矿以缺额量减，云南屡开屡停。
弘治元年始减云南二万两，温、处万两馀，罢浦城废坑银冶。至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言：“云南九银场，四场矿脉久绝，乞免其课。”报可。四川、山东矿穴亦先后封闭。武宗初，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浙、闽银矿。既而浙江守臣言矿脉已绝，乃令岁进银二万两，刘瑾诛乃止。世宗初，闭大理矿场。其后蓟、豫、齐、晋、川、滇所在进矿砂金银，复议开采，以助大工。既获玉旺峪矿银，帝谕阁臣广开采。户部尚书方钝等请令四川、山东、河南抚按严督所属，一一搜访，以称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鹜矿利，而浙江、江西盗矿者且劫徽、宁，天下渐多事矣。
隆庆初，罢蓟镇开采。南中诸矿山，亦勒石禁止。万历十二年，奸民屡以矿利中上心。诸臣力陈其弊。帝虽从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张位秉政，前卫千户仲春请开矿，位不能止。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於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楼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云南则杨荣。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山西巡抚魏允贞上言：“方今水旱告灾，天鸣地震，星流气射，四方日报。中外军兴，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开采以肆饕餮。倘衅由中作，则矿夫冗役为祸尤烈。至是而后，求投珠抵璧之说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矿盗哨聚，易於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矿洞遍开，无益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於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识者以为明亡盖兆於此。
铁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泽、潞各一，凡十三所，岁输铁七百四十六万馀斤。河南、四川亦有铁冶。十二年益以茶陵。十五年，广平吏王允道言：“磁州产铁，元时置官，岁收百馀万斤，请如旧。”帝以民生甫定，复设必重扰，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罢各布政司铁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产云子铁，旧贡十万斤，缮治兵器，他处无有。”乃复设。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复焉。末年，以工部言，复尽开，令民得自采鍊，每三十分取其二。永乐时，设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铁冶。景帝时，办事吏请复陕西、宁远铁矿，工部劾其违法，下狱。给事中张文质以为不宜塞言路，乃释之。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开铁冶，有司课外索赂，唐大鬓等因作乱，都御史刘大夏讨平之。正德十四年，广州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领之，禁私贩如盐法。嘉靖三十四年开建宁、延平诸府铁冶。隆、万以后，率因旧制，未尝特开云。
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其后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及云南皆采水银、青绿。太祖时，廉州巡检言：“阶州界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帝不许。惟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硃砂场局，而四川东川府会川卫山产青绿、银、铜，以与外番接境，虞军民潜取生事，特禁饬之。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铜坑。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场坑水银场局。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青绿。诏可，遂次第开采。嘉靖、隆、万间，因鼓铸，屡开云南诸处铜场，久之所获渐少。崇祯时，遂括古钱以供炉冶焉。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应征而藏匿者没其半。买卖田宅头匹必投税，契本别纳纸价。凡纳税地，置店历，书所止商氏名物数。官司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所收税课，有本色，有折色。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馀所。其后以次裁并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龙江、大胜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荆州、太平、兰州、广宁。又令军卫自设场分，收贮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盐山县。
凡税课，徵商估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鱼课。又有门摊课钞，领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税，收官店钱。即吴王位，减收官店钱，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县官店为通课司。
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在外，城门兵马，亦令兼领市司。彰德税课司，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帝闻而黜之。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来朝，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遂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十三年，吏部言：“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处，宜罢之。”报可。胡惟庸伏诛，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罢天下抽分竹木场。明年令以野兽皮输鱼课，制裘以给边卒。
初，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至，或止於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
永乐初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准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七年遣御史、监生於收课处榷办课程。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帝从之。
洪熙元年增市肆门摊课钞。宣德四年，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於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两京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舍居商货者，骡驴车受亻雇装载者，悉令纳钞。委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各一，於城门察收。舟船受亻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其倚势隐匿不报者，物尽没官，仍罪之。於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侍郎曹弘言：“塌房月钞五百贯，良苦，有鬻子女输课者。”帝令核除之。及钞法通，减北京蔬地课钞之半，船料百贯者减至六十贯。
正统初，诏凡课程门摊，俱遵洪武旧额，不得藉口钞法妄增。未几，以兵部侍郎於谦奏，革直省税课司局，领其税於有司；罢济宁、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移漷县钞关於河西务；船料当输六十贯者减为二十贯。商民称便。九年，王佐掌户部，置彰义门官房，收商税课钞，复设直省税课司官，征榷渐繁矣。景泰元年，於谦柄国，船料减至十五贯，减涨家湾及辽阳课税之半。大理卿薛瑄忻言：“抽分薪炭等匿不报者，准舶商匿番货罪，尽没之，过重。请得比匿税律。”帝从之。成化七年增置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钞，其后易以银，至是渐益至数万两。寻遣御史榷税。孝宗初，御史陈瑶言：“崇文门监税官以掊克为能，非国体。”乃命客货外，车辆毋得搜阻。又从给事中王敞言，取回芜湖、荆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贰官监收其税。十三年复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从镇守太监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革新设诸抽分厂。未一年，太监郑玺请复设於顺德、广平。工部尚书李鐩依阿持两端，横征之端复起。寻命中官李文、马俊之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中分榷税。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诸府抽印木植中官。
京城九门之税，弘治初岁入钞六十六万馀贯，钱二百八十八万馀文，至末年，数大减。自正德七年以后，钞增四倍，钱增三十万。嘉靖三年，诏如弘治初年例，仍减钱三十万。直省关税，成化以来，折收银，其后复收钱钞。八年复收银，遂为定制。始时钞关估船料定税，既而以估料难核，乃度梁头广狭为准，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帝令以成尺为限，勿科畸零。太监李能请於山海关榷商税，行之数年，主事邬阅言：“广宁八里铺前屯卫既有榷场，不宜再榷。”罢之。其后复山海关税，罢八里铺店钱。四十二年令各关岁额定数之外，馀饶悉入公帑。隆庆二年始给钞关主事关防敕书，寻令钞关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远者，令佐贰官收贮府库，季解部。主事掌核商所报物数以定税数，收解无有所与。
神宗初，令商货进京者，河西务给红单，赴崇文门并纳正、条、船三税；其不进京者，河西务止收正税，免条、船二税。万历十一年革天下私设无名税课。然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矣。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馀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朘削焉。
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寀於京口，暨禄於仪真，刘成於浙，李凤於广州，陈奉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