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咏诗以及李秀珊等和在京的诗人、诗评家严阵、石英、韩作荣、叶延滨、苏叔阳、包明德、吴泰昌、程步涛、李小雨、朱先树、宗鄂、金哲、查干、李一信、祁人等60余人出席。
金炳华在讲话中说，刘文玉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始终坚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创作出版了许多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这种执著的创作态度令人钦敬。金炳华希望诗人们提高历史使命感和精品意识，为建设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称的文明大国而创作出具有崇高思想境界和艺术质量的优秀作品。
刘文玉是一位年近耄耋的诗人，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创作出版了《柳笛集》、《乡土的赞歌》、《绿色的情缘》、《狂雪·笛声》等10多部诗集和《情人》、《地下怒歌》等10部大型歌剧。他所创作的歌词《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满载友谊去远航》、《迎宾曲》曾唱红了大江南北。进入21世纪，他满怀激情创作了长篇叙事诗《黑土壮歌》，他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十易其稿。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与会诗人和诗评家谈到，《黑土壮歌》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主题，描写了当年闯关东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子孙敢于探险的开拓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作品以柳树屯为背景，把东北大地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地域风情融为一体，使之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和深厚的历史感。《黑土壮歌》保持了刘文玉质朴、生动和口语化的诗风。
你的句子已灿灿发亮
■ 陈忠实
和王宜振结识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小伙子，都爱着文学，别无选择地都把习作稿投给《西安晚报》文艺副刊，和副刊编辑张月赓都成了朋友。我约略记得，和他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老张仅有一间屋子的家里。笑眯眯的，说话声音很绵软，这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30余年过去，我谢了顶，他的头顶上也空白闪亮，然而依旧是眯眯笑着，说话的声音依旧绵软。30多年前我在报纸上看他写作的儿童作品，30多年后他依然写着儿童题材的诗歌。诗集出过八部，国家级大奖获过六次，完全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儿童文学大家了。我真是感慨而又感动。
我的感慨和感动在于一个人一生都在与孩子对话，都在感受着儿童心灵的妙音，都在专注地与那一双双天真烂漫纯洁无瑕的童稚的眼睛对视和交流，聆听如竹笋拔节般活泼泼的生命旋律，这样的作家活到百岁，心灵也是一片童稚的纯净和鲜嫩。
只有具备一颗纯美圣洁的心地，才能和纯洁无邪的童心发生共鸣；只有如圣母般的善意和爱心，才会得到灵敏的童心的呼应；只有满怀巨大的至诚和对生命的敬畏，才会张开想象的翅膀。小说创作需要想象，诗歌亦然，儿童诗歌更不可或缺想象。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没有创作。宜振对于童稚心灵世界的敏感，得助于自身心灵的纯洁，想象的翅膀呈现出非凡的·活力和恒久性。我在吟诵他的诗篇时，常常被那些绝妙的喻体——想象的结晶——所惊讶、所陶醉。我很怀疑这样年龄的人依然会保持如此丰富的想象的活力，便断定宜振的心是年轻的诗性的心。
即使在感怀乡土感怀亲情的诗篇里，宜振仍透出一缕少年的纯美。他的诗集里几乎有一半都是写土地和乡村，以及生活在这古老土地上的广义的父老乡亲。土地、乡村和黄土高原，是从这块沃土走出来的一代一代诗人吟诵不竭的圣地。宜振生长在陕北农村，诗性最敏感的部位也在于此。这些诗篇里洋溢着宜振独特的声音、独特的旋律、独特的韵味。我揣测来自他纯粹个性化的独特体验，以及难以企及的赤诚。这些诗篇常常使我吟哦不止，心灵颤颤。有些堪称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仅示较短一首《父亲从乡下来》：“父亲从乡下来／乡下的父亲／伸开粗砺的手／手心里握着四个季节／／父亲从乡下来／乡下的父亲／用草帽搧风／掘出一串串鸟鸣／／乡下的父亲／跟我睡在一起／夜深人静，父亲的骨节在舒展／从骨节里蹦出一片蛙声／／乡下的父亲／用旱烟袋抽烟／把烟袋锅磕一磕／竟磕出一地的乡情／／乡下的父亲／头颅是一颗太阳／无论头顶是黑是白／都能把一个个日子照亮”这样的诗是不需要解释的，也不适宜解释，任何高明的解释都很难达到精微的语言之外的韵味和意蕴。世界上有许多诗是需要讲解的，也可能有多重意释的；有些诗不适宜解释而适宜吟诵，只有在吟诵时才能充分感受它的美，才能陶醉在无尽的难以言说的情感里。宜振的这首诗对我就产生了这样的认知。无论诗歌、无论小说、散文，写父亲的篇章太多太多了，精晶也不少，宜振的这一首且不判断算不算精品，却可以说出类拔萃。
在宜振的诗集里，通本都布满着这样的词汇，绿草、花瓣、蝴蝶、小鸟、麦子、幼芽、萤火、灯笼、青蛙、池塘、火苗、月亮、星星、羽毛、苍鹰、鸿雁、鸟巢、鸟蛋、蟋蟀、蝈蝈、油菜花、稻田、纺车、炊烟、烟袋等等。宜振自己不知是否留意，在阅读者我的感觉里，却是如此强烈。这些语汇漫散在整本诗篇诗句中，阅读者的心境和情怀不觉中泛潮起诗意了。这些语汇原本都是最富于生命活力的，它们从诗人宜振的胸膛倾泄出来，进入我的视野，触动我的神经，满心都潮起生命的活力了。我现在大致可以冒昧猜测宜振永远眯眯的笑脸和绵软的声音了，一个眼里和心中装满绿草、花瓣、鸟鸣、虫叫、蝶舞的人，大约不会在乎生活里的龌龊的。一生都能保持如此美好的笑容和声音的宜振，令我在感动之同时又分外钦敬。
宜振一生都沉浸在儿童的心灵世界，一生都在为着儿童工作（编辑《少年月刊》）。他吟诵不止，孜孜不倦，永不满足，追求着心灵的完美和诗的境界的完美。有一首《摸亮》的诗当是他这种追求的写照：“我摸一个词语／从嫩摸到老／我想把它摸亮。／／我摸一个句子／从青摸到黄／我想把它摸亮……”我读这样的诗，同样以为只可意会而不必言说。我惊讶“从嫩摸到老”、“从青摸到黄”这样漂亮的句子。我几乎心同身受般可以感知到艺术探索的兴致和艰难。我想到了古人的“推敲”。我也想到了海明威以无比的毅力追求自己创造境界的感人故事。他有一句名言概括得十分生动，叫作“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海明威“寻找”的“句子”和宜振“摸”索“词语”和“句子”的精神是一样的，都是要得到只能是属于“自己的句子”。只有“自己的句子”才是具有艺术个性的“句子”，才是不会被淹没的“句子”。
我想以宜振《母亲的嘱咐》来互勉：“临走的时候／把母亲水灵灵的嘱咐／掐一段 放在阳光下／晒干 装进小小的／旅行袋／饥时嚼一点／渴时 嚼一点／一小段晒干的／话儿 嚼它／需要我一生的／时间。”这样的诗，我一触摸，便有一种质感，这是一个艺术家用事业的大锤，溅着满心的生命之火，锻铸出来的一个凛凛然的大写的关于人的诗句。这种被称作诗的句子，轻才小慧者难以获得，肤浅浮躁者难以寻找，只有宜振这样把智慧和用心完全投入创造的人，才可能在几十年不改不移的追寻和摸索中获取。这是生命体验的真谛。诵读这样的句子，也就诵读着生命和创造的韵味，一种踏实，一种尊严，一种执著，一种执火前行而不惜焚毁的神圣。
我想和着宜振吟诵的旋律，咀嚼那一段被“晒干的话儿”，为生命壮行。
2003年11月21日二府庄
栏目主持人：阎延文
“反道德”“反文化先锋”“流行诗”的写作误区
■ 陈 超
近几年来，由于网络成为诗歌的另一个主要的发表“现场”，诗坛似乎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热闹。但是，我不同意将热闹直接等同于“繁荣”，我以为，诗界存在的问题不少，有些甚至是致命的写作意识上的偏狭和迷误。诗歌的繁荣，只有一个可靠标准，就是看它出现了多少有价值的作品，而不是发出了多少可称之为诗的东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不能说举国铺天盖地的“大跃进”民歌就是诗的繁荣吧？这么说，也不意味着我蔑视“网络诗歌”，诗的好坏，与发表的方式无关。我只是感到，当下先锋诗歌就其颇有代表性的写作意识及流向而言，呈现出新一轮的狭隘化、蒙昧主义、独断论。考虑到它可能进一步恶性发展，有必要及时提出批评。
就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而言，“先锋”本来就是不“流行”的。先锋就是意识和技艺上超前的先驱的探索。然而，近些年蹊跷频生，我们也见惯不奇了，在诗歌界（大量网络诗歌和纸刊）流行的正是“日常主义先锋诗”浪潮。它们构成了新世纪初的“流行诗”。我命名的“先锋流行诗”，其基本模样是这样的；反道德，反文化，青春躁动期的怪癖和里比多的本能宣泄，公共化的闲言碎语、飞短流长，统一化的“口语”语型，俏皮话式的自恋和自虐的奇特混合，琐屑而纷乱的低匍的“记实性”。它们只有一个时间——现在，只有一种情境——乖戾，只有一种体验方式——人的自然之躯，只有一种发生学图式——即兴，只有一个主题——反XX。
我本不是“高雅而严肃”的作者和读者，有我大量的诗文为证。就诗歌阅读而言，我有着不比别人少的世俗趣味。因此，即使是对上述模样的“流行诗”，我也并不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相反，从职业考虑我还读了不少——这是我能够发言的基础——有些诗诙谐、尖利、简捷、不装孙子，让人轻松。所以，我认为这种流行诗仍应属于“广义”的先锋诗，而不是被高雅人士斥责的“伪诗”。这篇批评文章潜在的前捉或起点是，我局部认同我所批评的对象（它有趣味有价值的方面），而对它的蒙昧之处也不想继续沉默。
就这种先锋“流行诗”的写作意识和文本观感而言，我越来越觉得，诗人们在不少大的意向上，其认识力和写作能力日渐变得狭隘，或是自我减缩、自我剥夺；它们不但给初涉诗歌的文学青年（以网虫为甚）造成了误导，而且带来了先锋诗写作中的新的阻塞。就其恶性膨胀的态势，我们选择两个问题略加辨析或讨论。
比如诗歌写作中的“非道德化”与“反道德”的差异问题，就成为流行诗的巨大盲点。“非道德化”与“反道德”是不同的。对这个前提的不明确，导致了一系列不明确。狭隘与教条自然就产生了。
对文学艺术特别是先锋诗歌而言，我一直持一种“非道德化”立场。诗是个体生命的本真展开，它的意味和兴趣是自由的、变动不居的，它应有能力包容个人化的经验，奇思异想乃至自由的性情。将世俗意义上的“道德正确”，作为衡估诗品的准绳，会扼杀掉诗歌的活力、经验承载力、求真意志、原创精神。如果只按是否合乎或是否推助了“道德”来要求诗歌，很明显，古今中外（特别是二十世纪末以降的现代诗）许多杰出的诗作就要重新评价了。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新诗中存在“惟道德”倾向。因此，“白洋淀诗群”、后期的朦胧诗和新生代诗歌，都有不同程度的“非道德化”倾向。诗人们真实地写出了对生命和生存的体验，使诗与思呈现出丰富的面目，并由此带来诗歌经验的复杂深度，话语的巨大包容力——这是人们都看到的简单的事实，但是如何厘定这个事实的准确含义？我一‘直以为无须多说，而目睹当下诗坛的情势，我日益感到有必要将此含义再澄清一下。
在我看来，“非道德化”的意思是，在诗歌写作中，诗人不拘囿于道德问题，无论它是形而下的实用道德，还是形而上的道德理念，诗人既不去考虑是否合乎它，也不去考虑是否嘲弄、反对、颠覆它。诗歌写作是生命和语言的相互打开，是更为开阔也更为有趣的事，诗人在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中自由地游走，将个人的经验和话语才智凝结为丰富奇异的文本，享受自由写作带来的身心激荡和欢愉敞亮。优秀的先锋诗人作为有魅力的“文学性个人”，他们的生命经验、书写的活力，均在话语里真正扎下了根，形成了非道德化写作的连续文脉。道德，在他们的诗中，既非依恃，也非对立面，诗人的视域远远超越了它。
由此，我们可以比照出当前日常主义“先锋流行诗”在写作意识及文本显示上的孱弱和单薄。本来可以作为珍贵的经验积累的“非道德化”倾向，到九十年代中后，似乎被一些自诩为“后现代”的口语诗人畸变发展为新一轮的教条——“反道德”。在许多刊物特别是网络上，我看到那些风云人物及大量盲目的随从者，像是一门心思要与“道德”对着干。其题材范畴、主题运思、话语方式、个人趣味等等，均刻意瞄准了戏弄和颠覆“道德”。
我理解在当下的历史语境里“道德”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确实需要追问“什么是道德？”“谁的道德？”需要对它的细节含义，在历史中的变异，乃至道德谱系学有自觉的思考和批判。而新潮诗歌和诗论写作中的“非道德化”倾向，就与这种自觉的辨析有关。它会带来写作的真实性，人性的魅力与自由。但是，“反道德”写作却是狭隘和蒙昧的，这是一种寄生性的写作，缺乏独立自足的品质，它寄生在其“对立面”——道德身上，如果对立面不在场，作为诗歌它很可能不能自立。我个人认为，这些自诩的“后现代”，并未理解何谓反对“二元对立”思维。恰恰相反，他们按照某种贫乏的二元对立的想象力原型，在诗中大量制造并输出一种独断论信念：凡是道德的，就是我们要反对的；消解人文价值，就会自动带来不言而喻的“后现代”精神；人，除了欲望制导的幸福或压抑，不会有其他的幸福或压抑；敢于嘲弄和亵渎常人的道德感，才是先锋诗人写作“真实性”的标尺。——也许我这么总结会让某些诗人跳将起来，但读他们大量的文本使我只能得出如上结论。
而抛开这些流行诗恶俗的意趣不谈，仅从写作本身来看，它们也是谈不上真正的自由的。因为它们需要以“反向”的姿态，“看道德的眼色行事”。在此类诗人那里，诗仍然是工具，过去是宣谕“道德”的工具，现在则是宣扬“反道德”的工具。诗依然需要“主题先行”，只不过这主题由道德变为“反道德”。读这样的诗我常常会感到，某些诗人在“强己所难”，他们仿佛如神经质地折磨自己，力求折磨出“反道德”的感受来。怎么样将“恶”玩大，怎么样将“性”（和性别歧视）写得古怪，怎么在诗中发泄个人恩怨诋毁他人……等等，似乎是许多诗人主要的写作“发生学”。这是一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它们不指向“日常”（不像诗人所言），倒指向“反常”，其经验更多是虚拟的极端鄙俗的“反道德”表演，诗人扮演的是一个戴铃铛帽的小恶人的角色，通过亵渎和自戕，达到满足自恋的目的。
因此，我要说的是，诗歌可以、也应该“非道德化”，但是犯不着死认准了“反道德”为写作的圭臬。诗歌没有禁区，故不要将道德视为新的禁区。如果一个诗人始终持“反道德”立场，那他就摆脱不了对道德的寄生或倚赖，往好里说这是画地为牢和哗众取宠，往坏里说就是愚昧和欺骗。或许会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