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倒也没吞吞吐吐，很坦白地告诉我说：本来倒没什么，她的同学还都很羡慕她能来这儿呢；可昨天晚上他们一群新来的老师聚一块儿闲聊，有人就问她干嘛要去大外部，说上公共课没什么发展，很多外语系的硕士应聘都是非专业英语不教的。她听了觉得很对，当初怎么没想到呢，只怪自己当初太幼稚了；导师也夸过她的科研能力不错，教科班英语应该更合适。
原来是别人的一句话就让她心动了。我真不知道是要叹气还是生气：都是二十五六岁的人了，还读过那么多年书，怎么随随便便听人家一句话心里就痒痒了呢？说这些话的也是不负责任，根本就是凭着主观下判断。我们学校大外部不是照样有教授、副教授在，谁说没发展了？公共英语的教学是学校非常重视的一块，年年的四、六级通过率是最明显的考核，大外部的师资配置一直是在不断的优化当中，越来越精益求精。
所以说，人的成熟度和学历的高低实在没什么关系。在这群初出茅庐的高学历年轻人中，有不懂装懂的，有半懂不懂的，还有就是本来就不怎么懂、两三句话一听整个就找不着北了的。
没过多久，陈老师又跑过来了。她没再提调动的事，我以为是学院已经把她思想工作做通了。这次她是为了住的宿舍而来。在我们告知她应该去房产科之前，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把怨言倒了出来：“房子太旧了，没有卫生间，生活不方便，治安不可靠。”
从她的叙述中我们惊讶地得知，她已经搬过两次宿舍了：最初那间周围太吵，她受不了；换了一间不是朝南的她不适应；现在住的这间清静、朝南，但是太小了，既没厨房也没卫生间，还是不行。
新老师对待遇有意见不奇怪，期望和实际总是会有一定差距，在住的方面我们的老师确实比较艰苦。单身楼通常是一些老房子，大石条的那种；其实这种房子除了旧了点之外比现在很多新建的楼都更实用，通风好，而且冬暖夏凉，有些老教授住惯了都不愿意搬新房。
年轻人多半还是喜欢新的，但房产科肯定和他们解释过，新的单身教工楼已经快竣工了，加上装修、通风的时间，年底前后就能搬进去。问题是她好像一天也住不下去了，打听到教工楼有个两房一厅是空的，就说希望能搬进去。我们人事处当然不便说什么，这显然又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但人才进来，待遇条件我们还是可以跟她解释的。应届的单身硕士刚来住房上都是单间的待遇，没有一个人例外；两室一厅是提供给已婚老师或者博士的。
其实不用我们解释，她也应该是了解这些规定的。陈老师理直气壮地说：“我也快要结婚了；与其到时候再申请调换来调换去的麻烦，还不如一次就住安稳了。”又是一个从个人出发想当然的说法，我们真是服了她，只好让她“自己去房产科要求吧，有特殊情况可以去协商”。
因为对这件事比较有印象，所以工会活动的时候，我就和房产科的老师问起这事的解决情况，只说了陈老师的名字，他们科长就直呼头痛：“人说现在新来的年轻人真不好伺候，我也算领教了。房子换来换去就是不满意，还说很多房子空着却不给他们住。提到一个两室一厅，我们一查，是有老师住着的；再详细查问，原来人家这半年出去做访问学者了，难怪阳台上从不见晾衣服。再说她是单身硕士，也不可能分给她两室一厅住啊。希望年底搬了新公寓后这种事会少些，不知道楼层分配会不会又引起新的不满来……”
教务处老师估计是听到我们在议论新老师的情况，也过来聊几句，没想到谈着谈着也提到了陈老师。
一学期不到就说要走
陈老师刚来，一周安排6节课，教3个班的英语听说课。现如今学校对学生的出勤率抓得很紧，尤其是这种公共大课。没想到好几次，抓到的是老师不是学生。有一次教务处按着课表去核查，结果发现该是在上课的教室里空落落的只有几个学生在上自习，教务处老师还以为是自己搞错了，再三地对课表，肯定准确无误后就找到了任课老师，就是我们的陈老师。问其原因，陈老师当时是这样解释的：因为那天自己有点事，就把课给调换了；反正是确保进度的，并没有少上，只不过是往后挪了几天而已。
教务处老师生气地说：“这也太自说自话了，还把学校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吗？上岗前跟每一位新来的老师都明确过了：调课这种事一定要到教务处批准办理，不能由自己随便说了算。像这样，他们拿制度当自家的破衣烂衫说扔就扔了，也太那个了吧！”
我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自主性强，不喜欢受约束，上了班慢慢就适应了。”
教务处老师直摇头，说：“不只是这一件事。陈老师已经有好几次上课迟到早退了。找她谈；她回答说每个课时内容她都完成了，时间上有点出入不是什么大问题。还有就是安排她去听课，通常3次只去一次。找她谈，她总是说得头头是道、理直气壮的。口才倒是不错，但听起来有点冲。”这一点房产科老师和我自己也都亲身领教过，大家只好相互笑笑。教务处老师找学院反映陈老师的情况，院里找陈老师谈，了解到了她的想法。
原来，陈老师当初没从大外部调出来心里就一直有疙瘩，一句话，觉得和自己预设的事业发展道路有了点出入。想来想去，她决定继续深造，准备考博，而且是当年就要考。因为决定做得突然，所以时间上就很紧张，特别辛苦，常常要熬夜。加上一星期3天要备课、上课，久而久之精力上也有点吃不消，时间安排不过来，工作难免就受影响了。关于考博的事她事先也没有在院里透露，觉得完全是自己的决定，没必要说。现在院领导那么诚恳地找她谈，她觉得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因为要求深造在高校里很正常。
我们学校当然是鼓励老师深造的，但首先是在认真负责地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毕竟是进高校来工作的不是来继续当学生的。在上课方面，不管你教学水平有多高，规矩还是要讲，学校里那么多资深的老教授备课、上课都是兢兢业业，很少有迟到早退之类的事情发生。再说，教学的灵活不是这样追求的，这是散漫。还有一点陈老师也忽略了：我们学校的人事制度规定，新老师要进来的第二年才允许考研考博。
果然，陈老师又来了我们人事处，目的只有一个，对第一年不能考博的规定提出强烈抗议。我们不想多费口舌，因为关于这点当初的合约上白纸黑字已经写得清清楚楚。陈老师却声称：“这本来就是不平等条约。”听了实在是叫人哭笑不得。
其实，学校里作这种规定也是为了确保教学。进来的新老师很多都没有教学经验，本科时读师范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第一年学校安排他们少上课，多听课，以便他们尽快地担当起教学工作。我们学校现在还不是研究型高校，主要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是光会搞科研不会上课，那怎么行？而且学校在老师读书深造这方面放得很开，通常都会大力支持，所以等到教学上手了再去读也不迟。一般来说，好的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专业研究也有助益。很多博导更乐意带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大概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陈老师根本听不进任何劝阻，硬是要今年就要考，还是三番两次地往人事处跑，最后说实在不行就“辞职”。
这才来了几个月啊，一学期不到就说要走？这阶段我在忙招聘，一直在出差，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但愿陈老师能够先冷静下来，不要一时冲动真的走了。他们院长还是挺看重她的：因为除掉一些自由散漫之外，她的课真的上得很好，口语特别漂亮，风格也轻松，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像这样能把英语听说课上活的老师学校确实很需要。
能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有规划意识，这点很好；但一是要有主见，二是要循序渐进，三是要分清主次。刚毕业的学生初入社会，肯定有一个适应期，对自己的前进方向有点摸不清，有些是不听任何建议一意孤行，有些是听太多了举棋不定。听取建议应该是有所选择的，多多向一些阅历丰富的长辈请教或者问问和自己情况差不多比较有经验的朋友。如果是一群天真的年轻人聚一块儿，你一言我一句说的都是想当然的话，逗逗闷子还行，用不着太认真，否则是给自己找麻烦。
年轻人做决定快，变得也快。每年和学校签了约却没来的老师很多，应聘时一个比一个性子急，等签约了就开始拖。有点责任感的还会打个电话过来表示一下自己改变意愿了；要是碰到一点责任感没有的，他会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自行其是了。比如去年，一个新招的老师，教务处连课都给他排了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他说不来了。这样变来变去的，我们人事处哪儿赶得上？
急功近利也是个问题。社会上喜欢大肆宣扬青年才俊，鼓吹出名、挣钱都要趁早。在高校，搞教学、做学问，就是要靠积累的，哪能浮躁？而且职业也好岗位也好，随着个人的发展肯定会有所调整，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但有些新来的老师还是会有一劳永逸的想法。
还有就是工作和个人发展的关系处理问题：深造对在高校里工作的人都很必要也很重要，但这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不是影响工作的理由。进入单位工作，我们同样要有“双赢”意识，单位为个人提供良好的平台，个人为单位的进一步发展出力；否则老是用对立的眼光看问题就容易偏颇引发一些冲动行为了。
签下的协议不算数，说变就变，这是相当多应届生的普遍做法。他们玩的就是一种“跳来跳去”的感觉，有人说这主要是源于他们的“自私”，我却不这么看，关键是缺乏社会责任感。如果你问他们，大学都已经毕业了，应该负起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十有八九会答非所问，话锋一转，必然会给你大谈特谈什么“实现社会价值”、“体现自身价值”之类的大话。在他们眼里，“我”总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
选择性失忆和一张10美元钞票
作为一个高校人事干部，我可以说在“培养人”和“用人”这两个问题上都有话可说。我有时也愿意自己也得上那种选择性失忆的怪病，有些事情我不愿再想起。
我有一位朋友，她儿子小浩在我们学校读书。小浩这孩子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和人接触，即使和班级同学也少有交往。朋友的孩子在身边读书，多加照顾那是分内之事。为了帮助小浩多和同学交往，一开始，我就要求他多参加集体活动，多交朋友，特别要和同学搞好团结。我还对他说：“可以带你的同学上家里来玩。他们有什么困难，我能帮忙的，一定尽力帮助。这样也有助于你和同学搞好关系。”
从此以后，小浩每次来家里都要带来一位同学，每次都会换一个，而且每次都会有那么一点事儿。有的是因为家庭困难，希望我帮忙在学校找点勤工俭学的活干。像这种事我能够做到，也容易帮上忙。有的干脆就是说钱花完了，家里钱还没寄来，这几天吃饭都成了问题，希望借点钱。开始对这样的事我也是比较谨慎，总认为老师和学生之间发生金钱往来不怎么好，何况是素昧平生。我也隐约听同事谈起现在学生经常开口向老师借钱，似乎也有先例，于是我对于少数实在困难的在百元以下的，这忙帮也就帮了。
至于有的学生上门说某门功课考试可能过不了，看能不能让我找相关的老师打打招呼。我当然是断然拒绝了。有的是考试作弊被抓了，要我找有关部门帮忙“通融通融”，对此，我不仅拒绝，还要耐心教育一番。至于这些学生听与不听，那只有天知道了。
有一次，小浩带来这样一位同学，姓任，已经大三了，比小浩高一年级，说是小浩的同乡。小任因为家庭困难，供不起学费和生活费，要休学一年去打工赚钱，再来复学。我听了他的事情，很是感动，自己打工赚钱供自己读书，有志气！小任说因为前一年的学费还欠着学校的，现在学校不给办休学手续，说是要等钱还清了才能办休学。
我当即就说：“这没有道理。本来休学就是为了打工赚钱还清欠款，反而因为欠钱不给办休学。这种规定完全不合理，我去找财务说说。”我找了人，说了事。财务说有规定，除非我愿意担保。我说可以，就找来小任一起办了担保手续。事情办得很成功，小任似乎也赚到了他应该赚到的钱，因为他一年以后复学了。
那是刚开学的一天，我正在教务处找人谈事，进来一位同学，说要办复学手续，来的正是小任。一年的打工生活，使他看起来更壮了更高了也更黑了，有些沧桑感。我认出是他，和他打招呼；他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到末了，他还是想不起我这位冒冒失失和他打招呼的老师是谁，带着很疑惑的表情走了。
同事问起缘由，我说了。他笑着说：“从心理学上讲，人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选择性失忆。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应该是真的想不起你是谁了。”
我说，看来我也是个俗人，帮了人，还记着，还希望别人记着。
说笑归说笑，如果事情就此结束，其结局对我来说倒也算是可以接受的。事情的发展还远没有结束。
一天，小浩又来了，是和小任一起来的。两人也快毕业了，小任说他想进政府部门，比较安定，收入应该也可以。我说不管在哪里工作，关键是要适合自己，收入要考虑，将来的发展也要考虑。然后是一些闲聊，小浩这孩子也能聊了，不像当初，开口说话都有点脸红。不过，自始至终，小任都没有提我帮他担保办休学的事情。也许是真的忘了，因为这的确不是那种令人愉快得值得一辈子记住的事情。我想着将来碰到心理学老师，这倒是一例值得探讨的典型案例。
新学年开学不久，小任一个人上门来了，小浩已经毕业离开学校了。小任高兴地告诉我说他已经在本市一个区级政府机关工作。我在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嘱咐他要好好干，总之是些诸如“要虚心学习，一切从头做起”之类的话。
他问了我关于党员如何开证明的事，我都尽我所知，告诉他应该到相关部门办手续。看他欲言又止的神情，我猜他来肯定有所请托。这年头年轻人在外面都不易，我也是孩子的母亲，有些不忍，末了问他“有什么事情没有”。他告诉我说只是来聊聊天，没有什么要办的事，便告辞了。
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记得他还上门过两次。我也乐于和他聊聊天，了解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关于政府机关的一些事情；想是他刚去工作不久，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光说些什么从小浩那里，他知道我是一位非常热心肠的人，像母亲一样对待每一位上门的同学；还说我是一位非常能干有才华的老师等等之类的话。我比较不善这一套说辞，应付几句。照例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情，他依然说没有什么事。
我清楚地记得：后来的那一次，他在临走时，拿出一张10元美钞，说很多人有收集世界各地钞票的爱好，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如果我儿子喜欢的话就把这张美钞送给他。学生上门，我从来都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