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同时也是此次普查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显然，沈益民向大众传递出一个信息：国家将很快着手制定一整套对全国流动
人口行之有效的管理法规。
五 人口素质：被遗忘的另一片世界
无论二百多年前英国人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论》，还是三十多年前中国人马
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两者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只集中强调了人口的数量
问题。
人口实际上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人口数量膨胀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犹如在一只腾空奋飞的大鹏鸟翅
膀上系结上一块沉甸甸的铁砣——这一道理在支付出昂贵的代价之后已在全社会基
本达成了共识。
人口质量危机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上设置了一道道屏障，犹如关山万重、恶水阻
隔，使得共和国列车步履瞒珊——这一道理时至今日却并未在全社会引起足够高度
的关注。
人口质量亦即人口素质，它起码应该包容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思
想道德素质。
1971年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发展研究所举行的“发展中心选择”讨论会上，智
利知识界的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
曾说过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
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人的心理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提高人口素质，究其根本，便是一个由传统人向现代
人嬗变的异常艰辛的演化过程。
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如果一个国家
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
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和态度、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
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束将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
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鉴于此，我们有责任大声疾呼：人口素质，向中华民族敲响了第二个警钟！
1 数字是枯燥的，又是沉重的
数字是枯燥的，又是沉重的，沉重得像一座大山。
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
我国现有文盲2。5亿人，其中35岁以下的文盲（亦即青少年文盲）占文盲总数的
30％左右，每年产生的新文盲多达200万人。我国的文盲率为22。7％，比发达国家要
高得多，比如北美国家的文盲率仅有0。5％，欧洲国家的文盲率为2。2％。
我国的学龄儿童入率率仅达到95％，还有500万学龄儿童没有入率。我国的中学
入率率才达到30。75％，大学入率率为16。98％。而美国的中学入率率高达99％，大
学入率率达到58％；苏联的中学入率率为96％，大学入学率为21。2％；日本的中学
入率率达到92％，大学入率率达到30。2％。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为例，美国为531。
3人，苏联为197。2人，日本为206。5人，我国才11。8人，还低于印度的70。5人、埃及
的123人。
近年来农村小学、初中的流失生不断增多，从而成为“廉价的小徒工”。他们
去从事普通工、挖土工、搬运工、纺织工。无照商贩，或沿着城市公共汽车路线一
路拣拾遗弃在地上的废旧汽车票，或终年终月终日都在农村私人承包的小块土地上
从事农耕劳动……这样使得童工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
据《中国法制报》透露，在南方的福建省，发现有三百三十多名不足16岁（国
家规定从事劳动的法定年龄）的儿童在闽侯县的14家纺织厂里从事体力劳动。
郭亮自称他14岁了，事实上他刚满10岁，每天清晨，他肩上挑着棉套出发了，
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甚而挨家挨户叩门大声吆喝兜售他的棉絮，每卖出去一
个他可进项二元钱。据《北京晚报》的一位记者介绍说，在北京城从事这项买卖活
动的儿童，至少有2000人至3000人。他们差不多全都来自浙江省。就像9岁的简平叶
一样，他们每季度可赚到7000元。郭亮和简平叶同住在北京西郊租来的一间农民房
子里，和他们一起住在这间房子里的还有另外十来个同年龄的孩子，他们一个挨一
个挤靠着睡在地铺上。指挥和调度他们工作的是四个五十来岁的师傅。这些“小徒
工”中，绝大多数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小学，只有郭亮的两个小伙伴说自己有能力给
父母亲“写信”——于是他们从背包里翻找出一封还没及寄出、错别字连篇、一口
气很难读得下去的“信”。
驻北京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位代表说：“没有关于童工的官方统计数字。
但是，很容易估计出童工的数目，因为人们知道全国至少有3000万儿童（占儿童总
数的20％）没有读到小学毕业2另外，有5％的儿童是文盲。”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最近的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儿童所受教育不满五年。据报界披露，在某些县里，
受教育不满五年的儿童的百分比竟高达88％。其中，受教育不满五年的女孩于的比
例则更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那位驻北京代表还指出：“让自己的儿女做童工的
作法对父母亲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特别是因为在有2。5亿文盲的中国，还没有经济
能力在全国各地真正实施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
国家教育委员会1985年估计有300万女孩子（占总数的7％）从来就没有进过小
学校门。在富裕的浙江省，很多“家庭作坊”都雇用童工，其中有一多半是女孩子，
最小的只有10岁。例如《浙江工人日报》报道在小城金乡，就有四百多名儿童在服
装厂里做工，其中有半数孩子不识字。
据1987年报界公布的统计数字：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4，其中城市妇女的
生育率为1。3，农村妇女的生育率为2。6，农村妇女的生育水平比城市高出一倍。
我们再来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1988年上半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
另一组数据：北京的多孩率为1。79％，上海的多孩率为1。12％，天津的多孩率为2。
59％，全国城市街道的多孩率平均为1。19％；全国县属乡的多孩率为17。63％。农村
的多孩率是城市多孩率的15倍。
我国的总体文化水平不高，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5年。据1987年的统计数字：
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约占总人口的0。88％；工业部门中，工程技术人员仅占
职工总数的2。8％；工人中，80％的人文化水平达不到初中毕业。全国文盲、半文盲
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些文盲、半文盲人口92％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而农村
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数高达44％；15岁至19岁人口中近半数没有受过初中教育，
25岁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9。7％。一次别出心裁的普查，
对50岁以下的妇女按文化程度分类统计表明，平均生育子女数分别是：文盲5。86个，
小学水平4。8个，初中水平3。47个，高中水平2。85个，大专水平2。05个。
上述三组统计数字，不容置疑地让我们得出了如此令人惊骇的结论：愈穷愈生，
愈生愈穷；愈愚愈生，愈生愈愚！
这不但直接影响到我国现有人口的总体素质的下降，而且毫无例外地将导致我
国下一代人口总体素质的继续滑坡。
接着要谈谈我国人口的身体素质。
毫无疑问，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保健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开
展，以及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我国人民体质普遍有了增强，人口
发病率、死亡率迅速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上升，昔日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状
况早已不复存在。
在此，我们还不得不指出我国人口身体素质的另一个负面——
据1987年4月1日进行的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结果推算：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
约有516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有残疾人的家庭约占社会家庭总数的五分之一，
比例之高令人咋舌。其中：听力语言残疾患者1770万人，智力残疾患者1017万人，
肢体残疾患者755万人，视力残疾患者755万人，精神病患者194万人，综合残疾患者
673万人。
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有各种先天缺陷患者3000万人，其中0岁至14岁儿童
智力低下总患病率为1。07％，他们中间又有五分之二属于较重智力低下者，这就意
味着约有120万程度较重的弱智儿童需要特殊照顾。
据全国945所医院对120万围产儿出生缺陷的监测，共查出病种111种以上，出生
时肉眼可见的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13。2％，包括有严重出生畸形无脑儿。脊柱裂、唇
裂、胯裂、唇胯裂等等。这样，我国每年约有38万肉眼可见的异常婴儿出生，约有
85万婴儿有生理缺陷，我国的先天致残率已超过50％。天津市儿童福利院近年来收
养的弃婴，年递增率为33％，其中除一部分健康女婴外，绝大多数属痴傻、严重畸
形婴儿。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三亿多少年儿童中，由遗传因素等原因造成的
残疾及智能低下者占到3％，高达1000余万人。
在城市已经实行围产期保健之后，不少农村地区的孕产妇却连最基本的医疗卫
生条件都还得不到保障，接生设备更谈不到。正如一首顺口溜所唱的：“一盆草木
灰，一个棉花套，一把小剪刀，再熬水一锅……”其结果，在城市婴儿死亡率已占
不到1％的情况下，某些边远农村山区婴儿的死亡率却高居15％。而恰恰又是广大农
村的孕产妇们，始终在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生育着。可想而知，在
广大农村地区病残新生婴儿的比率，只会是一笔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了。
就健康状况而言也不乐观：我国青年中营养不足者占28。9％，少年中则占到36。
16％。有关专门机构曾进行过一项独特的调查：中国男女儿童在12岁时，身高比日
本同龄儿童分别低7。2厘米和5。75厘米，体重轻9公斤。
儿童的状况困扰我们，老年人的状况同样困扰我们。
我们再来看一幅生机盎然的都市社会景观：每天晨曦微启，大街小巷欲醒未醒
之际，各处含苞带露的公园里，或枝叶扶疏的街心绿地上，早已汇聚着成千上万舒
展手臂，扭动腰肢，做出种种“高难动作”的老人们——这就是被西方国家形象地
戏称为“白发浪潮”的人口老龄化现象。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前景是：目前已拥有9000万年逾花甲的老人，约占总
人口的8。4％；到本世纪末，这支“队伍”将扩展到1。3亿人，占总人口的11％；按
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就算是老年型国家—
—这表明我国很快将正式步入“老年型”国家；到公元2025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将
激增至2。8亿人，全国平均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我国人口老化速度之快，
与世界公认的人口老化最快的日本己是并驾齐驱了。人口快速老化除了会导致劳动
力资源的老化与不足，最终必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外，日渐庞大的老年群体，
也势必向社会提出越来越多的特殊需求。
笔者在这一节里实录了如此众多有关的调查统计数字，并不是要展览我们中华
民族的悲哀，而是为着面对现实，正视现实，警醒国民，以期引起疗救！
2 重男轻女——封建老树上结出的一只苦果
自从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训诫之后，传宗接代、
延续香火的宗法观念，千百年来一直像绳索一样牢牢捆住了中国人的灵魂，进而积
淀为民族心理深层结构中摇撼不动的永固大厦。
也正是在这一社会各阶层共同严格恪守的道德规范的涵盖下，男子——成了
“种子”、“根”、“苗”、“香火”、“顶门柱”。老人死后坟头的“哭丧棒”
等等的代名词——成了家族乃至国家人丁兴旺的惟一标志（在此，女人显然被忽略
不计了）。
于是，生男孩始终成为中国人生育追求的第一目标。
历史的巨大惯性力一直延冲至今日——
东北。一农妇接连生下四个女孩之后，丈夫的脸黑得像是堆满了烈性炸药，一
点就爆，出口伤人，动手挥拳，怪她的肚子是没用的“窑”，火再旺也烧不出块
“金砖”来。于是，这个家是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摔盆子砸碗碟，再也过不
下安生日子了。她一遍又一遍给观音娘娘上供烧香，跪拜叩头，又含着眼泪偷偷地
找了算命先生，那瞎子却摇头晃脑地向她揭示命运的奥秘：“命中注定呀，大嫂你
生完七千金后必定得子！”她生第五胎时，老北风裹挟着雪花从土墙的窗洞一个劲
地往里灌，她的牙在打颤，心在哆嗦。在历尽痛苦与折磨之后，满身血污的婴儿终
于生下来了。她不敢看——没勇气看；她也不愿看——没情绪看。反正是丫头片子，
她摸索着胡乱抓起婴儿蠕动的双腿，顺手就丢进了床边的马桶里。她感叹自己命苦，
任凭凄楚的泪水汩汩地流淌下双颊……丈夫从大田里三脚两步风风火火赶回来了，
推开门，急问：“生了吗？是小子么？”她无力地抬手指了指地上那只黑糊糊的马
桶。丈夫猛扑过去，抱起婴儿：“啊，是小子！是小子！”可婴儿已溺死了……
西北。一农户一个接着一个地生下女儿，他发誓要生下儿子。为了防止计划生
育手术队将妻送到乡卫生院做人工流产，他特地在屋后的黄土高坡上挖了一窑洞穴，
洞穴长且深，里面铺上干草，备好了应有尽有的各式干粮食品，妻子一怀上孕就住
进去，一住几个月直至生产后再重见天日。如此这般，他家的老三、老四、老五、
老六4个女儿全都出生在洞穴里。显然，这个黄土高坡上大字不识几个的庄稼汉，对
“深挖洞，广积粮”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京郊。一农妇卧怀上了第三胎后，她几乎就没再敢在自个家里呆过。这个亲戚
家躲两天，那个亲戚家藏三天，怀胎十月，她东躲西藏居然就给躲藏过来了。村里
大伙儿早已订了《计划生育公约》，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因为她头胎生了
女儿，村干部照顾她再生一个，谁料想第二胎生的又是女儿。她心里也明白得很，
照顾只能一次，不可能一直照顾下去直到让你生出男孩来的。现在她又想生第三胎，
如果让村干部们看出了破绽，那是肯定要被弄到医院去引产的。按丈夫的话说：
“俺村就紧挨着北京城，俺们这是在皇帝眼皮底下偷生孩子呀！”“偷生孩子”是
要挨罚的，夫妻俩也早商议过一遍又一遍了，罚几个钱算啥，只要能生出胖小子来，
就算是买个“议价儿子”吧！天遂人愿，这第三胎果然是儿子。不等人催，无须人
叫，丈夫就高高兴兴眉开眼笑主动将三千元“超生款”送到村委会去了。做满月那
一天，夫妻俩将双方的三姑六姨、亲朋好友，以及乡亲乡邻老少爷们全都请了来，
高朋满座，喝酒划拳，大伙儿正吃喝得满嘴流油，天旋地转，做父亲的怀抱着新生
儿出来朝众乡亲频频施礼，尔后郑重宣告：“俺琢磨好啦，现在国家时兴对外开放
嘛，俺这儿子就起个日本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