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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带领红军大学的20名学员，以急行军的速度朝前线奔去。清明时节，春雨绵绵。毛泽民撑着一把破纸伞，走在队伍前头。他的腰间，扎着皮带，左边是一只布挎包，装着一只小算盘；右边是一支小手枪。山路泥泞，穿着的一双破胶鞋早已磨平了底，他一步一滑，几次跌倒在地，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待他们赶到漳州时，毛泽东率领部队攻占漳州城已经大半天了。
漳州近海，是闽南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侨胞之乡，十分殷富。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就在漳州开设了商店。银行、钱庄也有好几家，规模都不小。毛泽东指挥红军攻取漳州，进占闽南，其战略意图，除歼灭闽南敌军张贞师、调动粤敌以巩固中央苏区外，筹款和征集资财，也是主要目的之一。
红军入城后，毛泽东住在城西芝山南麓的小红楼，东路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分别设在附近的“干之楼”和寻源中学的一幢楼房内。
毛泽东在入城后的第二天，就在小红楼召开东路军师长、政委以上干部会，简单地总结了攻漳战役，着重讨论了下一步工作。为了更好地领导筹款工作，决定成立筹款委员会，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为主任，毛泽民为副主任。毛泽民和他带来的红大学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罗荣桓工作，接收各部队上交的筹款所得，组织力量将它们安全运回苏区。
毛泽民住在东路军政治部。他和罗荣桓一起，协助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筹款政策：没收土豪、军阀财产和官僚资本，动员其他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商人捐款资助红军。
漳州城的工商业，按行业分为43“途”，各“途”都成立有公会。各级筹款委员会下达筹款任务后，商界各途公会便承领捐助数目，然后视各商户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分别派捐摊款，限期交纳。捐款额分大、中、小三等，每等中又有多级差别，数额由100元至2000元不等。交款后，红军发给“借款交清，给予保护”的证明。
毛泽民和罗荣桓每天都要听取各部队的筹款情况汇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他还找商人谈话，做商人的工作，希望他们与红军保持经常联系，互通有无；逐个了解资本家的财产应没收多少，没收是否按政策办事。整个筹款过程中，红军都严格执行了政策。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设的是家鞋店。店里的“家长”（老板）因对红军不了解，已躲避一方。红军打开店门后，只拿走了该店应捐款项价值的胶鞋，留下了收据。全国解放后，陈嘉庚先生谈起此事，还不断称赞红军讲信用、守纪律。
一天下午，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跑来通知毛泽民，要他赶快到毛泽东住的小红楼去。
毛泽民跨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只见大哥的对面坐着一位圆脸大眼、矮小精干、身穿唐装的中年人，正在和大哥说话。见毛泽民来到，毛泽东指着那人介绍说：
“泽民，这就是子恢同志，龙岩人氏。他呀，拜过孔夫子，留过洋，当过店员跑过行商，也带过兵打过仗，可是个有学问的人呢！”
毛泽民赶紧上前握住邓子恢的手，高兴地说：“子恢同志，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我们盼望你这个财政部长上任，眼睛都盼穿了！”
邓子恢一边请毛泽民坐下，一边说：“我是近几天才知道这事啊，没办法！”邓子恢原是闽西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0年3月被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8月，因对李立三“左”倾错误不满，受到错误批评，随后便调到福建省委任巡视员，在闽东、闽南各地从事农民运动，最近又调任中共厦门市委巡视员。
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你暂时先在这里，协助东路军工作一段时间。待这里的工作有个头绪后，你就赶快到瑞金上任吧。泽民跟我说过，国家银行的纸币，还等着你这个财政部长签字付印呢。”
红军进占漳州49天，筹款百万元，还筹集了大量布匹、粮食、食盐、胶鞋、药品等物资。周恩来和福建省委、省苏政府，早已从苏区动员和组织3000多民工前来搬运战利品。毛泽民昼夜不停地安排民工们将这些物资往回搬运。他还让有关同志动员和组织漳州市的汽车运输工人帮助红军运输。一时间，公路上20辆汽车穿梭来往；永丰溪中百舸争流；通往龙岩、长汀、瑞金约700华里长的崎岖山道间，托运战利品的人流日夜不息。东路军2万多名红军指战员，也每人发到2套灰军装、1床被子、2双胶鞋、2双袜子和2块大洋。
毛泽民将筹得的现洋和金银运回苏区后，按照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拨出其中的一部分，选择石城县一个叫烂泥垅地方的一个隐蔽的山洞，建立了秘密金库，并且规定，不经中央批准和不到万不得已时，秘密金库的钱不能动用。
“带枪的银行家”，这在中国银行史乃至世界银行史上都是罕见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时代，才能出现毛泽民这样“带枪的银行家”。1932年八九月间，临时中央政府任命毛泽民兼任中央财政特派员，专门负责红军部队在战区的筹款工作。他奔波于炮火连天的战场之中，实现了他上前线的愿望，也为苏维埃国家银行增添了光辉。
第十五章 赤都掌财人民政府终于有了自己的票子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十分混乱。既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也有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票，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有些红军战士思想单纯，认为革命战士不用国民党的钞票，有时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现钞，就放火焚烧，他们不知道这些钞票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买到许多苏区奇缺的物资，比如食盐、大米等。
毛泽民看到这些情况，感到十分心痛，也十分着急。国家银行成立后，他把统一苏区的货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黄亚光不负毛泽民的厚望，在1931年12月底就将国家银行的纸币票样设计好了。他过去曾在长汀郡中学堂教过图画课，绘画功力确实不浅。根据毛泽民的要求，他共设计出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伍分等5种面值的票样。
“壹元”票币，正面为紫红色，上边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字，中央有列宁头像，左、右两个大五角星，星内分别有“壹”“圆”二字，下边方框内横书“凭票即付银币壹圆”8字。四角小圆圈内，各有个“壹”字，号码为红色。票币下面左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签字，右为中央财政部长邓子恢签字。背面为草绿色，票券中央方框内有英文“ONE”字样，两边五角星内各有大阿拉伯“1”字。票券上边横书“国家银行”4字，下边框内是发行年份。
“伍角”票币，正面为紫色，中央有梅花图案，其他地方除数字不同外，与“壹圆”票币图案一样。
据说在设计“壹圆”票币图案时，按国际惯例，有人提议，既然是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就应画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头像。毛泽东不同意，说列宁才是无产阶级真正的领袖。
印刷纸币，还得影制铜版，要有专印钞票的纸张、油墨。这些在苏区都没有。经请示项英同意，毛泽民派出专人，经过瑞金—永定—大埔—汕头—香港—上海的秘密交通线，携带数千元现款，前往上海影制各种面值的铜版，到香港购买印刷材料。可是，国民党统治严密，影印铜版实在不易。在香港购买的印刷材料，也因敌人重重封锁，一时运不进来。
毛泽民食不甘味，睡不安席。他带着曹菊如，钻进深山老林，来到纸槽，与造纸工人商量自己生产印钞纸。赣南闽西多山，山上到处有茂密的竹林。当地人民历来有用毛竹造纸的手工作坊式的纸厂，遍布深山。
工人们说：要造出能水浸耐酸碱又有韧性的印钞纸，必须选择纤维多的原料加工成纸浆才行。
毛泽民请工人们进行试验。他根据工人师傅的建议，发动群众大量采集纤维多的树皮、竹子、麻，收集破布烂鞋，组织人力用石灰水漂，用米臼捣，用水碓舂，用木棒捶，终于做成合格纸浆，送到造纸厂。工人们很快将印钞纸生产了出来。
毛泽民和曹菊如又来到纸厂，检验纸张质量。
纸厂厂长指着一个个木盆告诉他们：“这张纸在醋水里浸了7天没烂；这张纸在碱水里泡了7天才化掉。这两种纸都适合印钞票。”
毛泽民点头，问：“这种纸白区能造吗？”
厂长说：“造得比我们好。”
“敌人用这样的纸印刷假钞，怎么办？”毛泽民刚舒展的眉头又皱拢起来。
几天后，他终于想出一个防伪办法：在纸浆中渗入少量细羊毛。用这种纸印出的真钞，一烧能闻出羊毛焦臭味，假钞一烧则没有这种味。他严格命令厂长指定一名共产党员专做这项工作，绝对保密，出了问题惟他们是问。
毛泽民解决了纸张问题，又与中央印刷厂厂长陈祥生和副厂长杨其鑫一起，研究影制印钞铜版。
中央印刷厂设在叶坪的下陂坞村，离国家银行不远。它的前身是东固印刷厂和兴国印刷厂。东固印刷厂的印刷机，是1930年10月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下吉安时缴获的。1931年九十月间，这两个厂迁到瑞金叶坪，合并在一起。后来，又从长汀的毛新铭印刷所迁来部分机器和工人。
毛泽民问两位厂长：“能不能自己想办法影制铜版？”
陈祥生半天不吭声，过了许久，才说：“江西工农银行原来准备印刷发行一元券纸币，在上海影制好了铜版。我看它上面的列宁头像和黄亚光现在画的差不多，字体也相似。”
毛泽民眉毛一扬，大胆设想：“能不能利用这块铜版，剪制实贴凑合成我们需要的铜版？”他在上海当过多年印刷厂老板，这方面有经验。
陈祥生和杨其鑫都是老印刷工人，一听，连说：“行，行！我们试试看！”
俩人亲自动手，拼制铜版。毛泽民也连续几天蹲在印刷厂。符合设计要求的铜版，终于制成了。
红军攻打漳州时，邓子恢通过厦门地下党，又购了一批油墨。国家银行的纸币，终于开机印刷。
1932年6月21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第十四号命令，颁布国家银行钞票兑换办法，宣布：
“在国家银行各地兑换处未普遍设立以前，各级政府各部队的经理机关要代理兑换国家银行发行之各种钞票，并须挂起‘国家银行钞票代兑处’的招牌，指定专人负责。”
“对持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同时要向持票人宣传，以提高他们对国家银行之钞票之认识和信仰。”
“一切税收要完全缴纳国家银行钞票及苏维埃二角银币，其他杂币概不收受。”
……
1932年7月，国家银行各种面额的纸币，在全中央苏区正式发行、流通。
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票子。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统一了苏区的货币，更是工农劳苦大众掌握国家政权的一种象征。毛泽民的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除了发行纸币，国家银行还办起中央造币厂，铸造银圆。
不久，红军在闽西武平攻克敌钟绍奎匪巢，果真缴获了一台铸币机和钢模。这台机器很快运回到造币厂，安装起来，实现了毛泽民用机器铸币的愿望。后来，红军又攻克福建沙县，又缴获了台铸币机。中央造币厂规模迅速得到扩大，发展到170余人，每天能生产银圆5000多块。
“大头洋”“小头洋”在不停地铸造出来，银行金库又得到充实。可是没想到，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一天， 中央国民经济部长吴亮平和外贸总局局长钱之光，匆匆来到毛泽民的卧室。
毛泽民躺在床上。他的胃病又发作了。1924年冬他患阑尾炎在长沙开刀时，留下了后遗症，常常胃痛。苏区生活困难，吃的是草包子饭，不仅肉蛋荤腥很少沾边，就是青菜也缺油少盐。艰苦的生活，紧张的工作使毛泽民的身体严重亏空，“收支不平衡”。此刻，他正胃痛，头上直冒虚汗。看到吴亮平和钱之光进房来，他支撑着从床上坐起，忙问：“有事吗？”
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吴亮平和钱之光欲言又止。
“说吧，我还可以……”毛泽民示意他俩坐下。
“是这样的，赣州商人最近不收我们造币厂生产的现洋，江口外贸分局对白区的贸易锐减……”
中央国民经济部是1933年2月成立的，原先由邓子恢兼任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5月，林伯渠到了苏区，专任国民经济部长。不久后林伯渠改任财政部长，吴亮平接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外贸总局属国民经济部领导，专门负责苏区对白区的进出口贸易，其下设立了好几个外贸分局。赣县江口外贸分局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有100多名工作人员、4个采办处和3个仓库。分局局长叫姚名焜，兴国县人。
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深知发展对外贸易对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保障战争和人民生活供给，具有多么重大的作用。他倾全力支持外贸总局的工作，对江口外贸分局更是特别关照，凡外贸所需现洋，尽量给予解决。他还给姚名焜出了许多好主意。他根据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建议赣州的地下党，组织一些群众将棺材改成双层底，下层放盐，上层放一些臭猪肠，然后装成送葬的队伍，哭哭啼啼，吹吹打打，混过敌人岗哨，将盐送到苏区，还建议将食盐用铁桶装好密封，吊在船底下，混过敌人的封锁卡……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经济建设思想和毛泽民行长的建议，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姚名焜和全体工作人员经过艰苦努力，将江口圩建成了赤白交界区域的一个小“特区”，不仅赣州的大批商人被吸引到江口来与苏区互通贸易，连驻守赣南的国民党粤军一些中下级军官们及他们的代理人，也同苏区做起了生意。赣州的一些大商号和江口外贸分局的业务越做越大，每月出口的粮食、钨砂、木材等商品都在60万元以上；进口的食盐、布匹、药材等，少则130万元，多则200万元。
不料，近来赣州商人发现江口外贸分局支付的“大头洋”“小头洋”，都是苏区土造，质量不高，在白区难以流通。他们只喜欢“老鹰头”。国家银行偏偏又生产不出“老鹰头”。
听说江口外贸局业务受到影响，毛泽民急了。他忍着胃病，朝中央造币厂奔去。
造币厂厂长已经换成了杨其鑫。杨厂长告诉他，厂里还没有造“老鹰头”的铸币机和钢模。这种机器只能在上海才能买到。
毛泽民找到钱之光，要江口外贸分局通过赣州商人，不惜代价，尽快从上海买回一台铸币机和一批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