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大小小会议的记录，前委文件的保存，报纸的剪贴。还有发生在毛泽东身边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无一不是她处理的……
正是有了她，毛泽东才得以全心全意地投入他的工作中去。
毛泽东转侧难眠，直到天亮时，他双眼还盯在八角楼上方的蜘蛛网。
第二天，子珍上班时，他向子珍诉说了这一夜的苦衷。
子珍笑说：“谁叫你不理解俺的这颗心呢？”
毛泽东解释道：“这两天我也心烦意乱，上级执意要调动我们两个团的兵力支持湘南。井冈山的形势刚好，朱德的部队还没有全上来，我担心两个团一走，敌人会乘虚而入。”
“那就讲清这个情况吆！”贺子珍道。
“都说自己的重要，谁去听你的呢？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唉！不讲了，越讲越生气！”毛泽东接着说：“你做的鞋太合脚了！”于是拿出来穿在脚上。
贺子珍回答：“那是我用心做的，能不合适吗？”
毛泽东道：“谢谢你的一片心。”
“难道说一个谢字就能表达了的吗？”
“你让我怎么样？”
“我让你看看我的心，有多爱你。”子珍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口。
毛泽东沉思良久说：“我知道你的心，我也知道你是位好同志，好姑娘，我也很爱你，因为……”
“因为什么？”贺子珍追问。
“因为我……”
接着他说出自己的身世：“我已结婚，妻子还在家乡，路途遥远，杳无音信，再说那里是白区，也不知她是死是活哩？”说着，毛泽东眼圈发红，低下了头。
“你不要难过。天会晴的。”
接着他们谈理想，谈明天的希望，越谈两个人的心越近，越谈越觉得志同道合。
子珍与泽东的相恋，在没有公开之前，已有人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她不是别人，正是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是她主动站出来为子珍保媒，成全了他们的世纪姻缘。
1928年5月的一天，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傍晚，大家围坐一起，清茶一杯，袁文才夫妇又烧了几个素菜，以水当酒，敬天敬地，共祝革命的成功。简单的婚礼，孕育着革命必胜的哲理。
第十二章 井冈之恋毛泽东入乡随俗
毛泽东和贺子珍新婚不久，红军第三次打下永新。他们便随部队来到永新县县委所在地———田溪镇。
田溪是永新县一个大乡，离县城25公里。红四军三十一团的一个营驻扎在这里，开始在这里建党建政，打土豪分田地，取得经验，推广全县。毛委员和贺子珍一同来到这里，就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
刘真同志是当时的永新县委书记，也是一位活跃分子，当听到当地群众要求为永新的姑娘贺子珍举行第二次的婚礼时，便应允下来。刘真先找贺子珍商量：“你是我们永新的姑娘，我们永新的风俗也是客家人的风俗，讲究姑娘回媒（门）时，要举办第二次婚礼。群众有这个意见，你和毛委员也要入乡返俗啊！”
贺子珍想了想，认真地说：“这个事你得同毛委员商量。这样的事我不易代转。”
刘真也是一位智多星，要办的事一定办成。说实话他怕毛泽东一口拒绝，着实动了一番脑子。
这是一天傍晚，夕阳西下，红红的太阳将要落山，毛委员和战士们一起在田里帮助老百姓插秧，兴致很高。临收工时，刘真跑了过来，道：“报告毛委员，老乡让我向你转达一个事？”
毛委员取下头上的草帽，兴致勃勃地问：“么事？让你这个大县委书记跑得满头大汗？”
“我们怕毛委员不同意。”刘真故作为难地说。
毛泽东高门阔嗓地道：“瞧瞧你这个人，没说话就给我戴高帽！么事说我不同意呢？”
刘真看毛委员认真在听，便道：“我们永新这一带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永新出嫁的姑娘，第一次回永新时，这叫‘回媒’，一般要再搞一个婚礼仪式。老乡说了，你和子珍也不能例外啊！”
“要得！入乡随俗吗？”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刘真又道：“毛委员，我们永新人研究了一下，就放在明天晚上。”
“要得，客随主便。”毛泽东回答：“明天晚上，我不懂规矩，有我要准备的事，你也顺便交待一下吧？”
“你准备一个节目就好了。”
“这么简单。”毛委员道。
毛、贺的永新婚礼被安排在田溪的田家祠堂里举行。
田家祠堂位在村子西头。且说这天傍晚，田溪人像过年过节般地涌向田家祠堂看热闹。把个田家祠堂围了个针扎不透，水泼不进。真真是里三层外三层。黑压压密匝匝的。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有刚过门的新媳妇，头扎彩巾，面带羞涩，也夹在其中。她们不光想一睹毛委员的风采，也想一睹“永新一枝花”的美丽。
田家祠堂布置得一新。大门两旁垂下了红对联；门心贴上了剪纸红双“喜”，且是倒着的。祠堂内的正面墙上挂着苏维埃列宁的头像；两面带有锤子镰刀的红旗分挂两旁。中心的桌子上摆着水果，茶壶和茶碗。四周摆满了长条木板凳，围了一圈又一圈。还有一盘带有喜事气氛的花花绿绿的鞭炮早已挂在院落的大樟树上。但等有人点燃，婚礼便开始了。
下午5点1刻。
“迎新郎啊———”
随着主持人刘真的一声长喊，躲藏在树上的娃子点燃了鞭炮。山里人喜欢热闹。在“雷子炮”和“百挂子鞭”的响声中，毛委员和贺子珍面带微笑，挽手走进祠堂，激起大家一阵阵掌声。特别是那些看热闹的伢子们，停止了捡炮，满头挂着炮纸碎屑，挟带着一股烟硝味儿，又一拥而上挤到祠堂门前。
大人们像开会般在堂内的长条板凳上入座，只有新娘新郎在列宁像前站立着。
主持人道：“大会进行第一项婚礼开始。大会进行第二项新郎新娘向来宾鞠躬！”毛委员和贺子珍并排站着向前向后，向左向右鞠了四个躬。
大会议程一项一项往下进行。完全体现了新式婚姻的内容。最后一项是新郎和新娘的娱乐节目。应该说这是婚礼的高潮。
“今天是大喜大庆的日子，大家欢迎毛委员来个节目好不好？”刘真道。
“好———”
“乡亲们鼓掌！”
一阵掌声迭起。
毛委员说：“乡亲们好啊，要是让我做报告，肯定是一套一套的，要是让唱歌啊我怕把你们吓跑。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干么要吓你们呢？因此我请你们的贺子珍部长替我唱好不好？”
“好———”
一阵掌声迭起。
贺子珍落落大方地说：“我用永新民歌唱一段《最爱情哥当红军》。”接着悠扬的歌声响起，极富穿透性，第一句歌词就得了个满堂喝彩。
歌词是：
杉皮屋顶怕大风，
纸糊灯笼怕火烘。
白军最怕我红军，
豪绅最怕我工农。
八月桂花香喷喷，
香遍满院香过村。
千香万香我不爱，
最爱情哥当红军。
子珍的歌声刚一结束，刘真就喊：“好不好？”
“好———”
“妙不妙？”
“妙———”
“要不要？”
“要———”
子珍又高歌一曲《快当红军打土豪》：
对河一株幸福桃，
要想摘桃先过河。
受苦穷人要翻身，
快当红军打土豪。
婉转动听的歌声，新鲜活泼的内容赢得了乡亲们的掌声阵阵，从而把婚礼推上了高潮。直到如今这段佳话还在上了年纪人的口中流传着……
第十二章 井冈之恋晴天中也有多云
应该说，贺子珍与毛泽东婚后是甜蜜的。
八角楼上，有她们甜蜜的说笑声；茅坪河旁，有她们散步的身影；千年的枫树下，有她们交谈的场面。一个当学生，一个当先生，研究古典诗词，评析《红楼梦》的人物命运，寻找共同兴趣，在寻找中让爱情再加一层蜜。
战争年代是艰苦的，艰苦的年代也孕育着浪漫。一个鸡蛋，一只山鸡都有一个甜美的故事。比如说一个鸡蛋，是贺子珍特意从乡亲那里买到的，因为毛泽东发烧没有了食欲。贺子珍问毛泽东愿意怎么吃？毛泽东说，煮吃太浪费了，就打鸡蛋汤吧！我喝一碗，你也可以喝一碗；有时候一个鸡蛋煮熟了，毛泽东说，你吃黄我吃青，这叫青包黄，大让小吆。是啊，毛泽东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她们两人的婚姻中，毛泽东始终扮演大哥哥的角色，而贺子珍则以小妹妹自居。因为生活需要多彩，日子需要浪花。小两口磕磕碰碰，也是寻常事。
天有阴晴，一缕阴云遮着了明丽的阳光。
她们婚后不久，小两口就着着实实地吵了一架。
且说贺子珍这性格中有两条“龙”，一条龙姓“刚”，是说她温柔中透着姑娘中少有的刚性；一条龙姓“强”，是说她平和中透着姑娘少有的要强来。应该说吵架拌嘴就是这“两条龙”的作祟。
应该说这性格中的“这两条龙”是她的人生优点，也是她致命的弱点。古人云，两强相争，必有一伤。
再说她们新婚后的第一次争吵，是贺子珍不甘牺牲自己事业的表现。
贺子珍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难道只有秘书工作才是我的事业吗？整天价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文件，感到没有意思！”
毛泽东道：“也许你不嫁给毛泽东，你可以做女将军、女司令，但是你嫁给了毛泽东，做秘书这是最合适你的工作。如果从大的方面讲，这叫服从组织。”
贺子珍道：“你不是说青年人应该有自己的追求，我觉得秘书工作太单调，锻炼不了人。再说我是从基层上来的，更应该适合基层工作。坐苦不如下去吃苦。一个人的价值得不到发挥，这是最大的苦！”
毛泽东耐心解释：“你政治好落后。秘书工作是头脑工作。不是说任何人都能干得好的和干得了的。这里面有个素质问题。一是说它重要，它担负着上联下传的任务。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都要通过你这个秘书。二是说它重要，秘书工作也是后勤工作，你把后方工作做好了，不仅是对我的工作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三是说重要，这是分工上的重要。这里是心脏部位。本身有个安全保密问题。你当秘书大家放心。”说到这里，毛泽东深情的目光再次投向了贺子珍，拍了拍她的肩膀道：“再说女人是男人的一半，我也离不开你啊！”
毛泽东说到这里，贺子珍破涕为笑，“看来我只能嫁鸡随鸡了。”
毛泽东幽默地表扬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吗！这才是我们贺秘书要说的。倘若我这个特委书记不让干了，你的秘书也就到了头，那时你再当我的司令好不好？”
实际上贺子珍只是向丈夫倾吐一下自己的委屈，丝毫没有影响自己负责的秘书工作。
在毛泽东的提示下，她很快就发现秘书工作的重要性和自己新的兴奋点。
应该说，当时部队处于初创阶段，一切规章都极其不正规。机要文件没有专人管理，没有保密等级，混乱不堪，遇事查阅起来十分不便。这正给贺子珍一个用武的天地。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理出个真正的头绪来。
在贺子珍工作取得成绩时，毛泽东又及时地给以鼓励：“子珍同志，有人要给你请功了！”
“谁要给我请功？”子珍随口问。
“毛泽东啊！”
“我干工作不是为了请功。”此时的贺子珍已经十分明白，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应该安于平凡、琐碎的工作。
此后不久，上井冈山的女同志越来越多，贺子珍看到有的女同志上进了，独当一面，虎虎生威，工作很有成绩，或者表现在学习上能说能讲，理论水平大大提高时，她的思想受环境的影响和人员变动的影响，又出现了一些反复。这是由她刚强的性格所决定的。使她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永新时那段演讲的时光，可现在她感到深深地落伍了。她是既羡慕、又懊丧，觉得自己做了重大的牺牲，埋怨毛泽东不培养自己。
每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总是先让她把话说完，然后再耐心地开导：
“我说子珍啊，你别以为只有上前线才是锻炼，上学才能提高，还有实践是老师，后勤工作同样锻炼人。好多同志没有上过一天大学，包括我们许多军队的领导人，也没有进过什么军事大学，他们带兵打仗，同样都很有成绩。”
“打铁得要自身强，我希望学习，得到提高。”贺自珍说。
“等革命有了条件，我送你去学习。”这实际是毛泽东的一句安慰话，可子珍却记住了，一直到了延安，她又重提学习一事，倒让毛泽东十分尴尬。此是后话。
此后，贺子珍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她所热爱的秘书事业后，直到做秘书工作的负责人，就再也没提秘书工作重要不重要的事 ，相反她觉得自己以前的看法太幼稚了。当她站在讲坛上给新的秘书和机要员讲解工作体会时，都是毛泽东当年教育她的翻版话。贺子珍从结婚起，直到1932年底，她一直从事这个工作。在井冈山时期，她为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后到了中央苏区，她仍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文件。同时，她又兼做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贺子珍曾说：“我16岁参加革命，本是个活泼刚强的女孩子，后来由于工作环境的熏陶，使我渐渐走向沉默。我是把生命献给了革命，把青春献给了毛泽东，把天生好动的性格献给了沉默。沉默中又增强了我那原本的任性。”对于她这种牺牲自己的志趣，默默无闻地把生命贡献给平凡而又琐碎的工作，这种革命的情操，并不是我们革命队伍里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不时地有一些闲言碎语传到了她的耳朵里，想不听也不行。
有的说她是一个作茧自缚的女人，有的说她的文化不高，就凭脸蛋漂亮嫁给了毛委员；有的说她是一个赋闲无事的人……对此，贺子珍是有过痛苦的，为此曾恸情地哭过。后来毛泽东请曾志、康克清出来做工作，贺子珍才不哭。试想如果她不是毛泽东的夫人，她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呢？从她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