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东西，想也没想就同意了。你猜怎么着？光那幅郎世宁的窗心纸，重新装裱上轴，拿到北京去就卖了一万块钱！这叫声东击西，又叫舍小得大。”
乌天祺听得大嘴张开在吐热气。这刘掌柜，比狐狸还精明！
“不过，乌先生，你今晚舍铜狮子而只买眼珠子，与这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朱爷，我今晚这亏吃大了。我怎么到此刻才想起来呢？蠢！”
朱爷问：“你这刻想起什么了？”
“那一对铜狮子！而且，康兄此刻已在鬼市了，若那个老太太还在，他一定把铜狮子买到手了。”
“那不是你弃之不要的东西吗？”
“康兄高我一着棋。朱爷，你想，既然眼珠子都是蓝宝石的，那狮子就不会是铜的！”
“乌先生，你猜是什么的？”
“当时掂一掂，挺压手。如果我猜得不惜，只可能是金的，这才叫好鞍配好马。我瞎了眼！朱爷，你说是么？”
朱理阳淡淡一句：“康先生一出门，我就想到了。你是得了四壁字画，他却得了那几张窗心纸。”
“你怎么不去捡这个便宜？”
“我非此中人，不管此中事。”
“怪不得你才讲这样一个故事，朱爷真的不简单！”
朱理阳低头喝茶，再不作声。
就在这时，康林福回来了，口里呼呼地喘着粗气。
“康兄，把药买回来了？”
“药也买了，还在口袋里。可我的病却一下子好了，这对小狮子比药还灵！”
康林福把小藤筐往火上一放，再从筐里搬出两个小狮子。
“多少钱？。
“二十元。”
“你没还价？”
“没。”
“老太太连筐子都给你了？”
“嗯，我再给她加了一块钱”
“你敢肯定没看错？”
“错不了，金鞍子不能配跛脚马。半道上，我借一家店铺的灯光，用袖口在狮子的身上找个地方擦了擦，灿亮灿亮。是紫金的。掂一掂，每只少不了有一斤半。”
乌天祺一拍大腿，说：“我命薄，消受不了这么大的福气，恭喜康兄发大财！”
康林福说：“彼此彼此，我们都要谢朱爷的指点。明日中午，我作东，在醉仙楼，我们痛痛快快喝一场酒。朱爷，你赏脸！”
朱理阳说：“好。二位既然不把我当外人，我也说句心里话，该找个好主儿，把这东西销出去。”
“我们一时找不到主儿。”康林福说。
“是呀，朱爷，康兄之忧正是我之忧。”
“这不难。只是……”
“朱爷，你不说我也明白。乌弟，跟你打个商量。你这四颗蓝宝石，什么价可以出手？紫金狮子装上蓝宝石眼珠子，可以卖个大价钱。朱爷，你说是不是？”
朱爷点点头。
乌天祺沉吟不语。
“乌弟，先不说价也行。反正，两样东西合在一处，不管卖多少钱，你得五分之一。如果乌弟还觉不可，我也就打算论斤两把这对狮子卖了，然后回老家过年。”
乌天祺这才说：“拆开去卖，大家都吃亏，我同意得五分之一的钱。不过，找到主儿了，朱爷、你和我都要在场。”
朱爷说：“这很公平。”
康林福说：“货出手了。我和乌弟答谢朱爷，五百大洋。”
乌天祺说：“行。”
朱理阳哈哈一笑：“你们小看了我！我只为朋友帮忙，分文不取。我说话算话，就这样了。”
两个人很感动，没见过这样重情不重钱的人！
经朱理阳奔走牵线，主儿找到了，是英吉利洋油公司的总经理查理，他出五万大洋买下了这对小狮子。当乌天祺拿着那张一万元的银票时，心尖隐隐发痛，原本这五万元都应该是他的，却让该死的康林福分走了四万元！
那天朱理阳特地让饭馆送来几碟菜，买了两瓶本地名酒“莲花白”，在暖烘烘的房里，为二人设小宴贺喜。
“朱爷，怎么能让你破费？”康林福说。
“小意思。我想，你们都该赶回家去了。我们什么时候再相逢，还不知道呢。”
“朱爷，你不回老家去？”乌天祺问。
“我是孤零零一个人，无家无室。”
三个人高高兴兴喝起酒来。
“朱爷，我明日一早就回老家了。”
“来，干杯，祝康先生一路顺风。”
“乌弟，你呢？”
“我的妻儿早去了岳家，岳家是个富户，不用我操心。我倒想在湘潭过个年，好好地轻松轻松，听说杨家园的窑姐很出众。银票也存到钱庄里去了，用多少取多少，便利！”
朱理阳说：“乌先生。哪有过年不回家的？我是无家可归，不得不留在此地。你应该和康先生结伴同行，家里人望眼欲穿啊。”
“乌弟，一起走吧。”
“我比你们痴长几岁，也知道世上难得是亲情，我说呀，乌先生你应该回去，应该回去！”朱理阳的语气很急促。
乌天祺心有些动了，但一转念，又平静下来，说：“朱爷，康兄，我还是想在这里过年。”
“那也好。我元宵节过后，再回到这里来。湘潭是个好地方，可以捉宝！”
乌天祺听见朱爷轻轻叹了一口气，仿佛很遗憾。
第二天一早，康林福走了。
会馆里的外客，只留下了朱理阳和乌天祺。其他都风流云散回各自的江西老家去了。
乌天祺不过是偶尔到杨家园的妓院去打打茶围，花点小钱，但从不留宿，每晚总是早早回。回来时，朱理阳必在灯下看书。
“乌先生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不在那里消停消停？”
“我伯朱爷寂寞，赶回来陪你。再说……若是真有个什么事儿，我们彼此可以作证。”
朱理阳说：“乌先生是聪明人。”
屋外的雪下得真大。
元宵节过去了。
突然，康林福的妻子由人陪着，找到江西会馆来了，说是丈夫一直没有回家，而抚州的钱庄却被人提走了四万块大洋。会馆上下的人都说康林福确实回家去了，与康林福同房的这两个人都一直呆在会馆里。康妻问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哭哭啼啼地走了。
农历二月初二的花朝节又来了。
康林福终于再没有回来。
朱理阳对乌天祺说：“我们去雨湖的杏园看杏花吧。今天是花朝节，也就是百花的生日，那个园子里挺热闹，树枝上系着旗幡、纸马，游人多得很呢。”
乌天祺说：“好。”
从江西会馆的后门出来，便是雨湖，拐一个大弯儿，就步入了杏园。一园子的杏花，如云霞一般，杏花咧着嘴，像在笑。真应了古人那句话：“红杏枝头春意闹”。
树枝上果然系着五彩的旗幡和小巧的纸马、纸车，真有点庆祝百花寿诞的气氛。
朱理阳说：“康先生要是回来了，一起看花，多有意思。”
“他大概是永远回不来了。”
“怎么讲？”
“我想他揣着那么一张大银票，一路赶过去，虽有城镇，却也有僻静处，没有人不眼红！”
“那也是，可你不好好的？”
“我恋着杨家园哩。捡了一条命，朱爷你说是不是？”
“乌先生在这一点上胜过康先生。”
乌天祺心里说：朱爷，你帮成了这样大的生意，却分文不取，这就有些怪了；还有你一个上年纪的人，山核桃一捏就碎，我焉能不小心翼翼？我本来是应该留下康林福的，可他一下子分走了四万元，心太狠！
“乌先生你打算什么时候回老家？”
“我已写信回去，让人把我的妻儿送来，我想在湘潭城开个小古玩店，聊以度日，还望朱爷多多关照。”
朱理阳脖子上的青筋跳了几跳，然后说：“看，那几树杏花开得多好，我们且过去看吧。”
几天后，朱理阳向乌天祺告辞，说是省城长沙有个远房侄子，要他去住些日子。
拱一拱手，朱理阳飘然而去。
这个朱爷，不知是哪个道上的人物，他要捉的是大宝！
乌天祺松了一口气。
钥匙
阿 成
母亲去世之后，我很少回家看望父亲。原因是我同父亲极少有共同的话题。
年届八十岁的父亲，现在和离了婚的二妹在一起生活。还是在那个旧楼上住。先前那是一幢看上去还不错的新楼，但几年下来，就有点落伍的感觉了，加上父亲的年迈，那种落伍的感觉就更加浓重了。
二妹是一个十分勤快，又爱唠叨的妇人。所以，父亲的生活起居不用我们兄弟担心。说起来，这事儿还真得感谢二妹。
母亲活着的时候，父亲的生活是由母亲来照料的，他们是相依为命。人进暮年，相依为命大抵是老一代夫妻的必由之路。
父亲的身体还算好的时候，是一个喜欢挑剔的男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和母亲始终是处在一种争吵当中。自然，父母的争吵更多的时候是由母亲做出让步。母亲说，对男人来说，让他们让步是件很伤自尊的事。我却觉得母亲是在向我暗示着什么。
尽管我同父亲谈话的时候很少，但在父子极少的谈话当中，我还是觉察到父亲仕途上的不得意。他总是抱怨母亲不花钱送礼，他说，如果母亲给他点钱，买些纸烟之类送给领导，他早就当上处长了。一次父亲极认真地对我说，在那个时代，送几瓶罐头就行。我听了，虽没有反驳父亲的话。但心里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我一个当官的朋友曾跟我讲过，对那些有当官欲望的下属，就得像赶马车一样，在马头的前面放一捆草，让马总是朝着这捆草走，还要让它吃不着草才行。父亲大抵就是这样一匹不停地走，又总是吃不着草的马。
天意谁料，父亲退了休之后，母亲竟先父亲而去了。空落落的房子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只好由离了婚的二妹搬回来照顾他。此后，父亲像一尊年久的雕像一样逐渐地风化了，开始的时候他还多少还有些挑剔的事，后来就没有了，任凭妹妹怎么唠叨，他的脸平静得像一盆水。
我知道，父亲是孤单的。
在母亲活着的时候，我经常回家——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儿子在社会上，在工作上，或者在自己的家庭中受挫的时候才回去的。与其说是看望母亲，莫如说是去母亲那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吧。
回家之前，我一般会在楼下的饭馆买一两款传统的热菜，让服务生送上去。父亲既然已经退休了，吃饭店的事自然也就断了。儿子买上一两盘老式的热菜，也算是晚辈对离职的父亲的一种理解吧。
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很英俊的。看他保存的那张茶色的照片，很像一个５０年代的电影明星。据他自己说，４０年代在坡镇铁路文化团的时候，他是那个团的编剧。
逢年过节，我总要托朋友弄一瓶纯正的日本清酒给父亲送去。父亲早年曾在日本留过学。他对日本清酒情有独衷。只是他现在老了，喝不动了，不过看到他沉迷地品尝清酒的样子，我们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常说，人总是生活在回忆中的。今天的日子其实是留给昨天、留给回忆的，明天与未来，我们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也无从预料。
父亲喜欢吃甜食的习惯似乎也是受了日本人影响。记得小时候，他常做那种放黄豆的大米饭。现在我偶尔也做，味道的确是有一点特殊，有一种甜丝丝的清香味儿。
每逢我回家的时候，母亲总会问，儿子，最近怎么样？我照例说，挺好。我自然不能将自己内心的苦闷与脆弱向母亲倾诉。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成家立业了，我应该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难题。更何况，凡世中的事说来话长，我不应当把冗长的俗务对自己的母亲倾述。我只是想在母亲身边坐坐，说一些让母亲开心的事，这就足够了。
记得，我每次走的时候，母亲总是说，儿子，皮鞋擦一擦，衣服穿得整齐一点，精精神神的，像个男人样。
我说，知道了。
从母亲那里出来，我总觉得身上增加了——某种神奇的力量，人也变得有信心有活力了，可以用充沛的精神风貌去面对茫茫人海了。
人间的岁月总是过得很快，一晃，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父亲进入八十高龄以后，患了脑溢血，留下了颇严重的偏瘫后遗症，行动起来像挣扎一样，十分的困难，他呜呜地讲话，连我这个当儿子的也一句听不懂。我想，亏着有离婚的二妹照料，不然，他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二妹看着偏瘫的父亲叹着气说，看来，我这辈子也不能再结婚啦。
其实，二妹四十岁，人长得也周正，身体很好的，且又是个理家的好手，为了照顾父亲不再结婚，对父亲无疑是一种大孝，但是对她自己则无论如何是一种残忍了。
然而，这人世上的事，亲情之间的事，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
父亲每每听二妹说这样的话，先是呵呵地乐，然后便呜呜地哭起来。
二妹说，行啦行啦，这又是哪一出啊。
父亲便立刻不哭了。
昔日里父亲的威严在不能自理的生活中已经消失殆尽了。有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人的一生也怪可怜的。
母亲辞世之后，在长辈中，父亲是我惟一的亲人了。
在母亲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去看望父亲，还仅仅是传统式的儿子对父亲的探望与问候而已。想不到时间一久。心境变化了，与昔日看望母亲的目的一样了。
父亲由于偏瘫，行动不便，既不能接电话，也不能为你开门（他听得清你在电话里说什么，但他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懂。于是他不再接电话，躺在床上，任凭铃声响着）。于是，我的口袋里便自备了一把父亲家里的钥匙。倘若赶上二妹出门不在家，我便可以用自备的钥匙打开门进去。
去父亲的家，要经过一个热闹的市场。父亲曾在这儿昂昂地走过春夏，走过秋冬，那时他还在工作岗位上，偶尔也有车子来接他，或者去开会，或者去见什么人，或者去吃馆子……他总是那样旁若无人地上车，或者旁若无人地下车。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如逝水般地流走了。
生命真的很脆弱呵……
父亲住在三层上。
上了楼，打开门，我一边在走廊换鞋，一边高声说，是我。
二妹若在家，便会从厨房出来说，三哥来啦。看，咱爸又屙裤子了，臭死了。
我就笑笑，并不搭她的话。
家里还是老样子，和记忆里的家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窗台上的花不行了，盆盆都是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记得母亲最喜欢的那盆扶桑，自母亲死后，秋天里没人给它剪枝了，父亲也不让剪，他好像很忌讳这件事。它就那么任意地长，不再开花了。
躺在病榻上的父亲是不能动的，缩缩成一个小老头了。我过去一脸笑容地说，爸，你气色不错啊，挺好啊。
然后，坐下来，点一支烟同父亲聊——其实只是我一个人在说。当然，我只说那些开心事，以及自己近期的行踪。
有时候，我同父亲也聊一些政府及政策上的事。尽管我知道的不多，我还是尽我
所知地讲给他听。父亲毕竟是公务员出身，他关心这种事。
父亲听着，偶尔也呜呜地问几句。我便极努力地去听，但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我说，爸，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父亲就不再说了。
尽管与父亲见面总是我一个人在说，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