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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顿河退却下来的这些师，经过两个月的战斗，消耗甚大，每个师的实际兵员至多等于一个营。在各司令部、各炮兵团、各卫生营里，还有一些人员，但在各射击连里，人数却寥寥无几，有的连不过10来个人。近几天，后方部队中所有非绝对必需的人员全部被抽调出来。电话兵、厨师、防化人员都成为步兵，拨给各团长指挥。虽然集团军参谋长一望地图就知道，其所属各师现在不仅不成为师，而且已经不成为团了，但其所据守的阵地范围仍旧按照师的力量安排，担负着一个师所担负的战斗任务。虽然各级指挥官都知道，这样的负担几乎是力不胜任的，但是他们只能毅然决然地把这个无法胜任的负担加在自己下属的肩上，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仗总归要打下去。
如果战前有人对集团军司令说，将来有一天他所率领的机动预备队总共不过几百人，他肯定会哈哈大笑，而今天事实上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乘坐卡车的几百名自动枪手——这就是集团军司令在防线被敌人突破的关键时刻能够在城里调动的全部预备队。
集团军司令部位于城里马马也夫山岗平坦而宽阔的高地上，安排在地窖和堑壕中，据前沿阵地不足一公里。德寇停止进攻了，不知是打算把进攻推迟到傍晚，还是决定喘息一段时间，但是根据整个情况，特别是寂静的情况看，不能不得出结论：敌人一定在明天早晨发动决定性的进攻。
“该吃饭了。”副官费力地钻进一个小地窖说道。集团军参谋长和军委委员正坐在灯光下看地图 。他们俩互相望望，然后看看地图，看看地图之后又相互望望。如果副官不提醒他们该吃饭的话，他们或许还要在地图边坐一个钟头，因为只有他们两人知道情况危险到什么程度。尽管一切应该做的和可能做的事情均已考虑周全，甚至司令本人也到各师去检查命令的执行情况去了，但还是丢不开地图，总想在这张地图上突然再找出某种新奇非凡的出路。
“说吃饭，就吃饭吧。”军委委员马特维也夫说道。他是个乐观、快活、讲究吃喝的人，哪怕在指挥作战的纷忙之中，也能够记起吃喝来。
他俩走出地窖，来到院子里。天色渐渐地黑下来。下面，在土岗右边，一排迫击炮在铅灰色的晚空中闪闪发亮，犹如一群火兽。德寇在准备过夜，向天空放出一批照明弹，标示着他们的前沿阵地。
一道绿化带经过马马也夫岗，这是1930年斯大林格勒共产主义青年团倡议修建的。10年来，他们修造了许多花园、公园、林荫道，宛如一条长带围绕着从前尘土飞扬、闷热窒息的城市。在马马也夫岗上，也种植了许多树木，这些已有10年树龄的细小椴树，像棋盘一样排列得井井有条。
马特维也夫向四处望去，觉得这个温暖的秋夜异常可爱。四周突然如此寂静，椴树开始落叶，散发出晚夏的芬芳。他顿时觉得，在这个美妙的夜晚，坐在此地唯一的建筑物里，这个被战火毁坏的、作为临时饭厅的小房子里，简直有些荒唐。
“喂！”他对副官说，“叫人把桌子搬到这里来，我们就在椴树下吃饭吧。”
从厨房里搬出一张跛脚桌子，铺上桌布，摆好两个凳子。
“将军，请坐吧。”马特维也夫向参谋长说，“好久没有和你在花园的椴树下吃饭了，下次还说不定在什么时候。”
他回头向被焚毁的城市望了一眼。副官端来两杯酒。
“将军，你还记得吗？”马特维也夫说，“在莫斯科的索科里尼基公园中，在迷宫附近有一些用修剪整齐的丁香树围成的小屋，每个小屋里放一个小桌，几个小凳，还摆放着自炊茶炉，许多人经常全家到那里游玩。”
“哎，那里有蚊子。”这位不谙抒情诗的将军说道，“全然不像这里。”
“可这里没有茶炉。”马特维也夫说。
“但也没有蚊子啊。”将军固执地回答，“可那里的迷宫确实不错，很难走出去。”
马特维也夫回头望了望下面的城市，不由得笑起来：
“迷宫……”
下面是纵横交错的漫长街道。正是在这些街道上，在解决无数人的命运的过程中，也将决定一个关系重大的命运——军队的命运。
副官在黑暗中急匆匆地跑来。
“博勃洛夫从东岸派人来了。”他说话气喘吁吁的样子表明，他是跑着过来的。
“他们在哪里？”马特维也夫急忙问道。
“跟我来。少校同志。”副官叫了一声。
一位大高个子出现在他身旁，黑暗中看不清他的面孔。
“遇见了吗？”马特维也夫问。
“是的。”少校回答。“遇见了。博勃洛夫上校命令我向指挥部报告：他已经遇到了，部队立刻开始渡河。”
“好了。”马特维也夫说道，接着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站起身来，移开凳子。
最近几个小时，令他，令参谋长，令周围所有人焦虑万分的问题，此刻解决了。
“司令员还没回来吗？”他问副官。
“没有。”
“你立刻到各师里去寻找，一找到他，就向他报告：博勃洛夫已经遇到部队了。”
第三章
博勃洛夫上校一清早就被派去迎接沙布洛夫营所属的那个师，并催促该师快速前进。中午时分，博勃洛夫的车还未驶到阿赫图巴河中游，就在距离伏尔加河30公里的地方遇见了该师的人。他首先遇到的是走在该营前面的沙布洛夫。上校问沙布洛夫该师的番号，并从沙布洛夫口中得知，师长还在后面很远的地方，于是急忙坐进那辆已经发动的汽车。
“大尉同志，”他对沙布洛夫说，并用疲惫的神色望着他，“用不着向你解释，为什么你这一营人一定要在下午6点钟到达渡口。”
他没多说一句话，关上汽车门，点头示意司机开车。
晚上6点钟，博勃洛夫回到岸边，沙布洛夫已经在那里。这一营人经过疲惫的行军，到达河岸时队伍不甚整齐，前后拉得很长。但是当先头部队望见伏尔加河，沙布洛夫在等候命令的过程中，用半个小时就把全营的人分布到岸坡沟凹一带。
沙布洛夫把全营安排在岸边等待渡河，自己坐在靠水边的木头上休息，博勃洛夫上校坐到他跟前，打开漂亮的纸烟盒，拿出不知从哪儿弄到了“北楼”牌香烟，请他吸烟。
他们吸起烟来。
“那里情况怎么样？”沙布洛夫把头往河右岸方向一点，问道。
“困难，”上校说。“困难……”第三次又小声说道：“困难”，仿佛这个字眼一言已盖之，无须做任何补充了。
如果说，第一个“困难”是指一般的困难，第二个“困难”是很困难，那么最后小声说出的那个“困难”则是惊人的困难，困难到了极点。
沙布洛夫默默地望了望伏尔加河右岸。看，它同俄罗斯所有河流的西岸一样，又高又陡。沙布洛夫在这次战争中经常感受的一个不幸就是，俄罗斯所有河流的西岸都陡峭，东岸都平坦，并且俄罗斯所有的城市，如基辅、斯莫棱斯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莫吉廖夫、罗斯托夫，都坐落在大河西岸。这说明防御困难，将来收复也困难。
暮色开始降临，但是能够清楚地看到，德寇轰炸机在城市上空盘旋，冲进冲出；高射炮弹爆炸的火光异常稠密，像细小的云圈笼罩着天空。
城南一个大粮仓着火了，从这里都可以看到熊熊的火焰。高大的砖制通风道想必具有很大的通风力。
河东干枯的草原上，成千上万饥饿难耐、渴求哪怕一片面包的难民，往爱尔屯方向走去。
此时沙布洛夫看到这种场面，心里想的已经不是战争的恐惧，而是对德寇切齿的仇恨。
傍晚的天气已经凉爽，但是沙布洛夫经过在草原上顶着烈日、迎着尘土的行军之后，还没有缓过气来，不停地想喝水。他从一个战士手中拿过钢盔，沿着斜坡，踏着细沙，走到伏尔加河边。他舀起清凉的河水，贪婪地喝着。他觉得身上开始凉爽了，又舀起第二下，把嘴接近钢盔时，一种既平凡又非常尖锐的想法令他不胜惊异：这是伏尔加河的水呀。他喝的是伏尔加河的水，而且是在战争中。伏尔加河与战争，这两个概念此时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在他的童年时代、学生时代，在他的全部生涯中，对于他来说，伏尔加河乃是俄罗斯刻骨铭心的永恒的象征，而此时他站在伏尔加河此岸饮用伏尔加河水时，伏尔加河彼岸却被德寇盘踞着。他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耻辱。
他怀着这样一种崭新的感觉，沿着沙坡登攀上来，博勃洛夫上校还坐在那里；博勃洛夫瞥他一眼，似乎在回答他内心的问题，他凝神沉思地说：
“是啊，大尉，伏尔加河……”接着他伸手向上游一指，又补充说：“看，我们的小火轮带着驳船驶下来了。”随后用职业的眼光又一次聚精会神地望了望，说道：“能装一连人和两门大炮……”
15分钟后，小火轮拖着驳船靠岸了。沙布洛夫同博勃洛夫走近临时筑成的木码头，队伍应该在这里上船。
桥板两旁聚集着很多战士，人们正从驳船上抬伤员上岸。有些伤员在呻吟，但是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一个年轻的护士在担架之间忙来忙去。10多个能够走动的伤员，也紧跟在重伤员后面，下了驳船。
“轻伤员怎么这样少？”沙布洛夫向博勃洛夫说。
“少吗？”博勃洛夫反问一句，微微笑了。“到处都差不多，只是有些人没有渡过河来。”
“为什么？”沙布洛夫问。
“怎么跟你说呢，他们都留下了，因为很困难，因为孤注一掷，因为残酷。不，我对你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很难解释。渡过河去，二天之后，你自己就会明白为什么啦。”
第一连战士开始从桥板走上驳船。这时却发生了意外的复杂情况。原来，岸边聚集着很多人，都想在此刻上船，都要乘坐这趟轮渡到斯大林格勒去。有一个人出院归队，还有一个人刚刚从粮站运来一桶伏特加酒，要求连人带酒运过河去。还有一个健壮的汉子抱着一口重箱子，强求沙布洛夫，说这是一箱子地雷的雷管，如果今天不把这些东西运过河去，就会杀他的头。另外还有一些人是早晨渡过河来的，现在要尽快返回斯大林格勒。
怎么劝说都不管用。这些人说话的口气和神情，使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急于要去的右岸乃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市，街道上随时都有炮弹爆炸。
沙布洛夫以特有的镇静态度决定允许携带雷管箱子的人和那个运烧酒的军需员上船，其余的人一律乘坐下一趟船。
最后来到他跟前的是一位护士，她刚刚乘坐这艘船从斯大林格勒来，刚刚送走船上载来的伤员。她说，对岸还有伤员，她还得乘这艘驳船把他们都接过河来。沙布洛夫当然不能拒绝她。全连上船之后，她也跟着经过狭窄的船梯登上驳船，然后转到小火轮上去。
船长是个不很年轻的人，身穿兰色上衣，戴一顶苏联商船水手的旧帽子，帽檐已破。他向甲板室不知咕噜一句什么号令，小火轮就起航了。
沙布洛夫坐在船尾，双脚吊在船舷外，两手抓着栏杆。他脱下军大衣，放在身边。河风吹拂军服，异常舒适。他解开军服扣子，敞开胸脯，风把军服吹得如帆蓬一样。
“这样会着凉的，大尉同志。”站在旁边准备去运伤员的那个姑娘说。
沙布洛夫微微一笑。他认为这种假设很可笑，在战争的第十五个月份，他在渡往斯大林格勒的过程中会着凉，患感冒。他没有回应她。
“着凉了，你也不会发觉的。”姑娘再一次重复道。“晚上，河上很冷。我每天来回渡河，仍然患感冒，病得嗓子都说不出话来。
的确，从小姑娘细嫩的声音中流露出受风寒的嗓音。
“你每天都渡河吗？“沙布洛夫一面说，一面抬眼望她。”每天渡几次呀？”
“有多少船伤员，就渡多少次。现在我们这里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伤员先送到团里，然后送到卫生营，最后送到军医院。现在我们把伤员从火线上抬下来，亲自运过伏尔加河。”
她说话从容不迫，沙布洛夫自己也觉得很意外地向她提了一个空洞而客气的问题：
“你这样渡来渡去，难道不害怕吗？”
“害怕，”姑娘说。“我从对岸运送伤员过来时并不害怕，但是当我一个人往回返时，还是害怕。一个人的时候总比人多的时候害怕，你说是吗？”
“是的，”沙布洛夫答道，同时心里想，当他在自己的营里或心里想着全营事的时候，总是比孤身一人的时候少一些害怕。
姑娘在他身旁坐下，也把双脚吊在水上，信赖地碰一下他的肩膀，小声说：
“您知道什么是可怕吗？你，您一定不知道……您的年龄已经很大，您一定不知道……要是突然被打死，什么都不会有了，我所幻想的一切就都不会有了。”
“你指什么都不会有啊？”
“什么都不会有的……您知道我有多大年纪吗？18岁……我还什么都没有见识过。我梦想学习，可没有学习过。梦想到莫斯科，到各地去，可哪儿也没有去过。我又梦想……”她犹豫一下，接着说：“我梦想爱个男人，嫁个丈夫……可连这点也没有做到……所以我有时很害怕，害怕忽然间这一切都不会有了。我一旦死去，就什么都不会有了。”
“如果你也学习过，去过你想去过的地方，也嫁人了，你就不这样害怕了吗？”沙布洛夫问道。
“不，”她肯定地说。“我知道，您不像我这样害怕。您的年龄已经很大了。”
“多大？”
“35岁，40岁？”
“是的，”沙布洛夫微微一笑，伤心地想，没必要向她证明自己没有40岁，也不到35岁，他既没有学会他所要学习的东西，也没有去过想要去的地方，并且也没有爱过他所深爱的姑娘。
“您看，”她继续说，“所以您不一定害怕。可我，却感到很可怕。”
这番话说得这样忧郁，又这样无所畏惧，沙布洛夫真想像对待婴儿一样抚摩她的头，对她说点空洞的安慰话：将来一切都会好的，她不会发生什么不幸事情的。但是，这座战火烽烟的城市景象使他说不出这种话来，他只是轻轻地抚摩一下她的头，就迅速把手放下来，免得让她以为他曲解了她的坦诚。
“今天一位外科医生被打死了，”姑娘说。“他牺牲了，是我把他运走的……他平时脾气很凶，总骂人。他做手术时也骂人并冲我们喊叫。您知道，伤员呻吟得越厉害，越是疼痛，他嚷得越厉害。可是当他行将离开人世，，我运他走时，他虽然肚子受伤，疼得厉害，他却静静地躺着，不吵不叫，一句话也不说，好像表示，行了，一切都结束了。这时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好人。他不忍心看人们疼痛，所以才叫骂。而当他自己疼痛时，他却默不做声，一直到死，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当我在他身边哭时，他才微微一笑。你想，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沙布洛夫说。“也许，他看到你在这次战争中还健康地活着，所以微笑，也许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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