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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看上去有很多，其实只有一条。我选了第一条路。这是一条最困难的路。一个细节的错误就会导致文本彻底失败。幸好，还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对不熟悉的，一笔带过；对我熟悉的，比如在太阳底下暴晒十几个小时，不妨浓墨重笔。这是写作的技巧之一。
我趴在桌边写到午夜。写到后面，脑袋里是生锈的水。再强写下去，显然不适宜。我关掉文档，打算去读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戏》。这是一部伟大的杰作。很多年前，我读过它，但看不懂。现在，命运把这本书通过一个朋友转交到我的手上，而我也到了真正能理解它的时候。我这样想着，突然觉得有必要重读一下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它似乎并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好像还能称得上是一种宗教情感。爱情是俗世男女的游戏，是性这张臭皮囊上附着美丽的毛，欺人，也供人自欺。它并非博大与永恒之物，是嘴唇上咬出的血，有几个星期或几年的保质期。宗教毫无疑问比爱情要博大深刻得多。
我下意识回到outlook的页面，打开垃圾箱，点开那封尚未删除到回收站的邮件。
二
你好。请原谅我的鲁莽。请原谅我用这个偷来的题目给你写信。我只是希望我的来信能引起你的注意。
我读过你写的每一行文字——不是每一部作品。你出版的作品我都买了，搁在枕头边。你发表过的文章，我都收集了，把它们剪贴在一个十六开的大本子上。比我的枕头还要厚。在许多个凌晨，我反复刷新你的博客，那里有你写下的片言碎语。我像得了强迫症。而你的文字是我的毒，是我的天堂，也是我的地狱。我并非一个文学青年。文学这种奢侈物离我已经太远。我却在一次无意的阅读中大吃一惊。它们如此新鲜可口，横竖撇捺折，无一不散发出被雨水洗后的田野的光泽。每一句、每一段，是那么干净，并且清脆，是一群或大或小在早晨鸣叫的鸟，叫出了满山满坡的露珠儿。我好像是一个不由自主坐上疯狂过山车的人，跟随着你的文字，在天地间旋转翻覆。人世间的种种情绪，正面的与负面的，都在眼前摇摆着透明的光。里面夹杂的哲学思辨、个人精神狂想与社会生活碰撞的火花，让我泪流满脸。
你是男的，我是女的。你那样年轻，我已经年过不惑。我为自己这种不可理喻的痴迷常暗自发笑。但这与爱情无关。我对你没有一丁点肉体上的想法，也没有与你来一段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欲望。该怎么比喻呢？比喻是恶俗的，但它是把甲与乙联系起来的方法，可能是最形象的且接近禅的那种方法。对我来说，你就是一团火，而我就是那只蛾。
胃在抽搐。眼眶里充满酸涩的液体。舌尖抵至口腔上方。我怕自己吐出“灵魂”两字。我是多么害怕自己说出：你就是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你在我不可触摸处，在暗夜里日复一日敲打着键盘，我能依稀看见你的轮廓，看见那一根根从你内心深处浮出的带着金属质地的线条。那线条上带着刀刃，那刀刃上滴着血。它们往四周迸射，具有不可思议的深度与广度。
我的灵魂啊，你是否能听我诉说？听一个年逾四十的狼狈不堪的女人诉说？请你保持缄默。我害怕你一开口，我会丧失掉诉说的勇气。
我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之人。尽管我有家，一个是与夫君、儿子的三口之家， 一个是把我哺育养大还到处借债供我读书的娘家。我有好多的亲人。我爱他们，如果要把我的心和肝都挖出来献给他们，我也毫不犹豫。可是他们给我的只是寒心。家是枷锁是牢笼是铁链，是一个让人生不如死的东西。它甚至比不上街头巷尾的小旅馆，或者是野地里被风吹得摇摇摆摆的帐篷。一个没有家的人该有多好哇，想到哪就到哪，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爱就爱，想死就死——人死了就没了痛苦。痛苦的是我们这些像狗一样活着的人。我曾经好多次想过：哪一天，把家打扫得干净，把东西摆放整齐，留下一封信，背起简单的行囊，一个人悄悄地离家而去，去走访名山大川，再寻一处长满鲜花和绿草的地方，吃下一瓶安眠药，静静地睡去。
我有八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女孩。按理说小的应该是最幸福的，最受宠的。我却成了整个娘家的支柱，从精神到物质。父亲年逾九十。母亲在七年前过世了，她比我爸小十岁，一生过于操劳，终积劳成疾，不治而死。大哥二岁时因病不能及时治疗，双目失明，至今未婚，只能做简单农活。二哥身体倒健康，早早自立门户。三哥生在闹饥荒的年月，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六岁才会走路。还有一个大弟，高中辍学，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大姐在我上大学的那年5月患癌症死了。二姐嫁在隔壁村庄，因为田在那条绕村而过的河边，庄稼年年受灾，日子很不好过。三姐嫁了一个木匠，日子仅够温饱。我还有两个夭折了的哥哥，一个是死在大姐背上。那时妈妈去队里挣工分，让大姐照看弟弟。姐还不懂事，只会背着弟弟走来走去，绳子勒进弟弟的脖子，到晚上妈妈回到家时才发现弟弟窒息死了。还有一个是在去山上偷人家的红薯吃时摔死的。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抓着一只红薯。
1990年，我刚结婚，村里因电线短路起火酿成火灾。娘家财产全被烧光，虽然没什么钱，但全年口粮、队里分山时得到的30多根可做大梁的杉木及檀条，还有所有衣物家具全付之一烬。同一个屋檐下的二哥家也烧光了。一共烧了十二户人家。县政府送来几件炊具，保险公司给了一千元的赔偿金。母亲不得不到处借钱买米，借钱起房子。我腆起脸给大学的同学写信求援。同学纷纷解囊相助，多则二百，少则五十。当时我们的工资也不过是九十多元。
火灾前的那年，爸妈东挪西借，为体弱多病的三哥娶了媳妇，生了一个儿子。火灾后不到两个月，小侄子不幸落水淹死。三嫂的精神近于崩溃边缘，最后离家出走，据说在某村另外找了一个男人。我们没钱去找她，也不能给她能吃饱肚子的生活，只能衷心祝愿她过得好。三哥手巧，能用山上的藤条编藤篮，过去家里是指望这点钱换些油盐，出事后，他把这点钱拿去醉生梦死，喝醉了，就拿大哥出气，说他这个死瞎子咋不早死。就是他的八字不好，才害得全家人的日子都不好过，气得妈妈生病住院，用拳头打肚子，骂自己生下一个孽种。
家里就三亩薄田，还有几块零散的旱地，种出来的粮食除了养人，就是养几头猪。村子比较大，有近二百户人家，经常闹瘟疫，好不容易养大一头猪，到头来却给瘟疫害死。家中每天的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二哥也是老实人，除了种地了没别的收入。他有三个孩子。经常来向我借钱凑孩子的学费。整整八年，我一直在水深火热中。每个月二、三百块钱，要吃饭，要给孩子读书，要应付没完没了的红白喜事，要照顾家中的老弱病残……是朱总理救了我们大多数的穷干部啊。98年，朱总理上台了，给干部增加了工资，我才不必整天为吃饭发愁。
火灾翌年，房子还没起好，家里又因为买了假种子全年无收。到冬天，房子上梁了，按风俗得摆酒。刚巧我三哥在捡垃圾时，在河边发现一条死肥猪，扛回家，洗刷干净，煮出一大锅肉。亲戚们说三哥福气好，有了这头猪能省下不少钱。谁知那猪是吃农药死的，结果第二天有十九个人中毒，上吐下泻，都送进医院……我一个人东奔西跑，找钱找车把他们送去医院，之后几个晚上在看护他们，累得几乎要断气。
除了大难之外，每年家里都有人生病。农村人最怕生病，只在家种那几亩薄地，勉强能解决温饱，随便遇上一点小病小灾都承受不不起。我爷爷名下的这个家族有十个大家庭，只有我出来工作，吃上皇粮——我算家族里最有出息的。结果大家有困难的时候都来找我。经常半夜有人来敲门，敲得人心惊肉跳。日子过得恐怖极了。我这人天生不懂拒绝，脸皮薄，心软，亲人抹着眼泪说上几句，自己的眼眶也红了，到处借钱。借来借去，债大了。夫君对我发起脾气，说，咱家又不是救济所。等我家的兄弟姐妹再来，他把门关上。我像做贼一样躲在门里听着敲门声，等到半个小时后，敲门声停了，胆战心惊地把门打开，我三哥正把路上捡的报纸铺在地上，背靠着墙有滋有味地咂着他那只酒葫芦。
最可恨的是我大伯家的四哥，最是自私自利，不是我亲哥哥，还老找我借钱。十几年下来借了几千钱，不还也就罢了，还从不肯帮我家做白工。90年火灾，我弟弟给他带钱去邻村买木头起房子，去了一天回来后他扣了20元钱！说是人工。他家屋基旁边有一面坡，坡里长着一堆青石，开采出来可以下基脚、砌墙。我二哥提出借他的石头，他不肯，说要拿去卖钱。可这些年过去了，石头还躺在那里。他儿子念高中时在我家住了两年一分钱也不交。我儿子的新自行车让他儿子用了，不到一个学期给人偷了，后来被派出所拿回来，他儿子说要三十元钱才能领回来。我给了，结果车没领回来，钱也用了。我问原因。他儿子说要有发票才行。我找到卖车人，补开发票，再给了三十块钱，还是没有拿到车，也不和我说是什么原因。我又多嘴问了一下。他儿子仿佛受了莫大的委屈，马上跑到他爸爸那里告状，说我欺负他。想想都是愤怒。大伯家的四哥还常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和夫君，他才不理我们家。可是他理什么呢？他都当我的钱是泥巴里长出的草。我才不希望他理。他是来吃我们家的。我爸没喝过他一瓶酒，我家人没谁用过他一分钱。他凭什么这样？我也没欠他的债啊。
前天，我回了一趟老家。每次回家，父亲总要高高兴兴地说上几天。父亲年轻时参加过红军。1927年革命失败后，回到故乡。后来国民党抓壮丁把他抓去，在白崇禧的手下当了八年兵，还真打过日本，好多战友都死了，他算是命大。他是30多岁才结婚的。他从75岁开始每晚喝酒，然后讲他的革命故事。这是他惟一的安慰。我们听得很腻了，也不知道他说的事是不是真的，因为和史书上不一样。村庄里还有他的战友，年纪比他轻，说他讲得夸张了。比如他说地雷战是他们发明的，。以前我哥爱反驳他，现在就由他说了，大家吃完饭都走开，让他自言自语。他常因此大发雷霆，骂我们忘本，说没有我们打生打死，流血牺牲能有你们今天的幸福吗？
我在县里工作，不经常在家，所以每次回家都能耐心地听他说说，算是孝顺吧。目前我爸作为革命老人每个月能得到政府发给的补助金，是二哥帮他申请的。以前是70元，现在是200元，和下岗职工一样。我私下觉得他打日本的功劳比当红军还要大一些。村子里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满身是伤，最后默默死去，没有得到什么享受。一个四六年入伍在华野六纵王必成手下当兵的残疾老人，因为无儿无女，每年开了春，就拿着村委会开出的证明以及两个红色塑料皮小本（一个是复员军人证，一个是二等残废军人证），以及一个印有“献给最可爱的人”字的搪瓷茶缸去外面乞讨。后来有一年没有回来，大抵死在外面了。相比之下我爸是有福的，在村后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一块坟地。
父亲没像往常那样说话，沉默地坐，饭吃得很少。前年，他每餐还能吃一小碗饭，去年开始只吃小半碗，现在只能勉强扒几口。我心痛无比。我能嗅到他身上死亡的气味。我不敢看父亲脸上又黑又大的老年斑。
晚上，大家坐在堂屋看电视，父亲把我叫进房，坐在躺椅里，对我说：我没话可说了，你能回来看看我，我就心满意足了。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这个家已经没有了希望，现在我成了家里多余的人，我的话再也没人听。大家都不和我说话，我很想死，上吊的打算都有了，可又不甘心，我今年93了啊，再多活几年，就过了一百。再说，还有人希望我活着，希望我长寿。我现在每月有200元的工资，冬天他们送来厚的棉被，夏天他们送来薄的棉被。父亲从床头翻出一个巴掌大小木盒，里面是一枚镀金的纪念章，上面写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等字样。这是不久前政府部门送来的。
父亲说，人老三不才，屙尿打湿鞋。想当年我也威风过。现在老了，还没有像以前你世民伯伯那样糊里糊涂，走一步，裤管里就落下一砣屎，他们就这样看不起我。看看你弟现在是什么样子，看看你侄子是什么样子……你说我还有什么话好说的？我这辈子是彻底完蛋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安慰父亲。我理解父亲的痛苦。这个家迟早要四分五裂。这么多年来，如果没我撑着，早就破了。这几年，是弟弟在当家。可他首先是把家里的卖猪钱和父亲的工资拿去买了一部烂摩托，花了1800元，本来说是不用挂牌也不用办什么手续，但刚上路就被卡了，说要挂牌要交养路费，结果又交了600多元。车买回来后，天天修，把家中的钱都用光了。父亲连喝酒的钱也没了，大哥生病买药也是一样，还得要我寄钱回来。我说，你一个农民哪里养得起摩托？油比金子还贵。弟弟不听，说其他人都有就我没有，在村里没脸面。
去年县里动员栽烤烟，弟弟和我一说我就坚决反对。我说你神经了吗？你忘记93年了？
种烤烟不仅劳动强度高，还是技术密集型的项目。烟对土壤的要求比较苛刻。93年，县里在村里搞亚行试点，上级下来宣传时和大家搞预算：种一亩烟得多少钱，种一亩粮又得多少钱，一比就比出种粮是亏损项目，叫大家拿卖烟的钱来买米更合算。于是不少人弃粮种烟。结果第二年连鬼都不种烟了。第一，烟不好种，比种水稻难多了。受旱、涝、雹、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还极易受病虫危害。苗地的选择、整地起垅、播种育苗、移栽大田及后期管理，都大有讲究。每隔个把星期得浇水追肥。烟地离水源太远，人力挑桶，腰都要断；第二，烟不好烤，比“两抢”还累。每炉烟要烤三天三夜，中间一时也离不开人。三亩烟得烤近两个月，还得学会控制火候；第三，卖烟不得钱。种烟前，烟草局说每斤多少钱，说得群众的心开了花。真正来收购烟的时候却千方百计压级压价。全村竟没有一家达到一级烟，二级也少，大多数是三级的。一级是九元一斤，二级是七元一斤，三级是五元一斤。卖完烟后没人赚钱白费劳力也就算了，还要欠债。因为烟炉要投入两千元。
弟弟说，这回不同，是县里出钱出物资，不用我们投钱。我说不要信他们。但他还是要做，说如果那么多人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