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有契合，也有挑战，令人钦佩不已。萨义德原来所讲的“东方”并不包括中国、日本等远东国家。《知识分子论》一书的译者单德信曾经问萨义德为什么会这样，萨义德回答说，只是为了论述方便，东方是有弹性的，实际上伊斯兰的东方和远东彼此关联，都代表了与西方的对立面（107~108页）。我认为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之所以写得好看，除了我很喜欢的他的反主流文化的学术经历之外，他在“大东方”的语境下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符合我们的阅读体验。
《知识分子论》一书原是萨义德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很有名气的瑞思系列讲演（Reith Lecture）稿，原名是Representationof the Intellectual（直译就是《知识分子的再现》），单德信说，萨义德的〃Representa·tion”有多种涵义：“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对于许多读者而言，书中的另一重涵义则是透过这些而代表／再现出的萨义德。”所以他干脆译成了《知识分子论》。萨义德本人倒是在《序言》中对他讲演的知识分子这个主题有一个简单的说明：“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2页）他的这个看法与我们所习惯的知识分子定义是全然不同的，现在社会上一般是把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看成知识分子的，根本没有想到体制以内的专家学者是不是知识分子都有问题！萨义德有他自己的理由。
萨义德引用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的话说：局内的专家学者是要制造舆论，旨在顺服、鼓励一小撮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促进特殊利益，但是知识分子应该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体的思考，以及阶级的、种族的或性别的特权意识。因此，他认为以大众为诉求对象的才能算是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神祗的崇拜，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5页）。他们是穷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的代言人，（95页）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世俗的人”。（100页）
“知识分子”的概念是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物，一般都认为充当“社会良心”的有专长的学者才是“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忠于“道统”的“士”与这个概念最接近，这一点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有过详细的讨论。萨义德的看法与这种看法显然是有区别的。他的“知识分子”定义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葛兰西，一个是班达（J。Benda）。葛兰西从现代社会化分工的普遍性出发，指出：“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422页）葛兰西的标准十分宽泛，在他看来只要条件具备，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例如他认为“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同上，428页）。班达则相反，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撮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哲人之王”。他们人数不多，也无法以例行的方式培养出来。他们是能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尤其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才是他们的本色。”（12~14页）萨义德综合了葛兰西“知识分子”面向公众的世俗性和班达“知识分子”特立独行，代表弱势群体以及向权势者说真话的批判性，形成了他自己的知识分子观。也正是在这种综合认识下，萨义德始终面向社会大众对美国主流社会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进行批评，对世界上一切形式的专制和不公正予以严厉的谴责，不管它们是来自西方还是阿拉伯世界。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单德信在与萨义德讨论该书中文本的翻译时，萨义德问他是否看过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电影《空军一号》，单说没有。萨义德就认为应该去看，他说该片是他这辈子“所看过最具意识形态的电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片中不断强调美国的象征。”（110页）当时整个西方社会很流行着“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西方社会在突然失去了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有些茫然失措，学者圈中如亨廷顿在1993年夏季号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和福山出版他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都是这种反应。《空军一号》正是反映冷战结束后这种思潮的一部好莱坞大片，片中的敌人不再是俄国人而是中亚人，一句话，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文明冲突。萨义德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今天国际社会的政治现实来看，尽管出现了全球一片的“反恐”浪潮，意识形态之争依然存在，只要看看中美关系之间存在的许多问题就可以明白。顺便说一句，我很喜欢《空军一号》这部片子，看到萨义德的评价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我想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意识形态宣传，使我们丧失了萨义德的那种思维的敏感。萨义德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最该谴责的就是他们逃避政治的行为。（84页）作为一位在美国学术圈中有影响的学者，他公开指责美国的文化霸权和1992年海湾战争是“石油和战略力量”的帝国主义本质（81页），是不是很有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味道？这里他恐怕不仅仅是具有挑战强权的道德上的勇气，而是他把自己真正看成了是一个“不应听命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75页）的“知识分子”。
说到这里，我发现萨义德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不同于我们传统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观点，这就是他主张“要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75页）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大众心目中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否经过学校的训练，毫无疑问的他应该是专家。萨义德的观点显然是葛兰西看法的一种引申。他的立论非常的简单，他说，专业人士必定受制于圈子内部的价值观或“政治语言和观念结构”，他们对被圈子抛弃存在着恐惧；在他看来，所谓的“专业”是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65页）萨义德举了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例子。在西方文明的价值观里，熟悉西方民主理念的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是赞扬的，对美国虐待印第安人和黑奴是批判的，但是在面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展开野蛮的绥靖之战时，托克维尔就采取了双重标准，认为伊斯兰教属于低劣的宗教，必须加以规训。萨义德认为业余人士由于较少受到专业圈内存在的种种诱惑，能够守住言论自由的堡垒，能够向权势说出真相。因为“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而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67页）一句话，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只有是一个“业余人士”，才能出自良心来质疑权势而不会屈从任何势力。
西方从近代社会开始，一直努力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线。从福柯开始，知识与权力的界线就模糊了。福柯是一个认为权力和知识密不可分是一回事的人。在福柯的眼里，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通过专业分析，对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心理习惯并参与政治意愿形成的人。（福柯：《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47页）萨义德深受福柯影响，他认为业余者才是更好的知识分子，恐怕就是吸收了福柯知识就是权力的论点。由于权力本身存在诱惑以及种族文化等问题，使他又不满意福柯的主张（111页），认为做一个知识分子业余者要优于专业人士。其实资产阶级在建立专政之后，何尝不知道权力即知识，知识即权力呢？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划清界线，鼓励自由知识分子批评国家和权威，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精心设计的结果。只要看看普鲁士德国就知道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我们知道马克思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非常的愤怒，就是这样一个专制的资产阶级国家，也仍然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思想、学术和言论的自由。这当然不是说资产阶级有多么的开明，而是这样做符合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利益。其中的奥妙就如洪堡在为普鲁士大学所拟订的章程中所说，允许知识分子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意见的“意义在于，它能为国家和社会保持一支校正力量，以便能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力量的东西，就一定能将这个社会引向一个绝对健康的方向上去。”（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62页）萨义德连这一点都不满意，是因为他怀疑专业知识分子在圈子的约束下面，未必能够产生出班达所推崇的那种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专业的眼光中，更加注重的恐怕只会是行业利益，因此反而不如业余者。
我想，在西方背景下面，萨义德的观点可能有他的道理。但是如果按照他的观点来看中国，恐怕能够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应是寥寥无几。首先，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当成人人可以为之的事业，萨义德发扬光大又加上了一个“业余”的定义，这不仅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得不到支持（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定义就是余英时所讲的“士”，他们不是“业余”人士），在民间社会也得不到认同（民间通常认为知识分子也就是有知识的人，或者简单地就等于“专家、学者”），总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或使命是远远在普通人之上的（不算“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的那段时间）。今天的情况也还是如此。其次，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基本就没有萨义德所认为的适合知识分子生存的“业余”环境，人人都有一个单位（近些年来情况可能有点变化）。但是从萨义德的另外一个判定知识分子的
寒冬心灵中的心灵寒冬
■ 张宝明
“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萨义德在《寒冬心灵》中如是说。当我将《知识分子论》逐字逐句地读完时，我便更清楚地知道：其实，寒冬心灵透露出的精神世界是作者正在经受着的心灵寒冬。
作为一位出生于耶路撒冷、移民于美国的知识分子，其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精神家园的巨大反差使他在自己的学术与思想生涯中一直执著地“破执”一件事情，这就是对“一”的破执，他希望这个破执能够给以势压人的强权世界带来冲击，带来多元的精神“对位”。
在知识分子问题倍受关注的今天，关于“知识分子怎么了”的困惑质问，关于“知识分子是什么”的角色询问，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的责任拷问无不困扰着我们。要回答这“三问”，我们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话语系统中，找到了使用频率很高的三个关键词：outsider／amateur／disturber ofthe status quo。对此，我们这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不妨也来个“对位”作业。
如果抬出第一个关键词“outsider〃，那么面对“局外人”，笔者不免要问：在当代知识界，我们中间甘愿自居“局外人”的人又有几许？
做“局外人”，就不能做“齿轮”或是“螺丝钉”。针对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挺身”、于黑暗时代的“担道”，萨义德不无切痛地写道：“虽然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因为这些都该超越生存问题，而达到政治解放的层次，批判领导阶级，提供另类选择。”（39页）他甚至举出了知识分子近代史上最为羞耻的一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了国家和种族之间的叫骂。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叫骂完全是泼妇式的污蔑与漫骂，与真理和价值根本无关。非理性的情结在知识分子身上的表现达到了高峰，而且是以“棍棒”、“枪手”、“羔羊”的面目出现的。
屈从于政治野心，驯服于领袖权威，这同样不能算是地道的“局外人”。所谓局外人，按照我个人不成熟的理解，必须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五四”应该说是一轮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这个精神日出之所以绚烂、多彩，原因就在于它曾经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抵抗力”。“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讲求的是一个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注重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即是“言”与“行”的一致。从陈独秀到葛兰西，“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的精神指归，成了知识分子锻造文明的心路历程。陈独秀一生作为一个“局外人”存在的有力证明就是他那“终身反对派”角色的“变”与“不变”。正是“变”与“不变”的角色定位使其深为蔡元培先生所首肯：“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陈独秀的“夫子自道”则是：“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延期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陈独秀既是“业余者”又是“局外人”，他一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生活，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和人格。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上，他的精神世界构成了知识分子的象征。
我们知道，传统“士人”对“读书”的理解远不是这样简单，“学而优则仕”的千年古训像散发着金光的“紧箍咒”一样环绕着自己的脑际。中国士人或说深受传统熏陶的知识分子要想撂开“达”的情结真乃比登天还难。即使在“达”受挫后，也不会以“局外人”自居，而是要“彻底”改头换面，在“穷”中“独善其身”。这个“独善”可就打消了一切念头，甚至隐居、出家、涅槃。必须看到，萨义德的“局外人”并不是“袖手旁观”的超然万物的“观众”，他必须是“参与”者。像某种行当的侍者是以“特殊材料”著称的一样，知识分子也应该是用“特质”做成的，这种“特质”就是歧义、个性、出奇甚至怪异。用萨义德的原典即：“个体的知识分子希望赋予那种语言一种特殊的声音、特别的强调、一己的看法。”与这个尺度对位，我们总该心中有数了吧？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显得平庸，总会千方百计地玩命“往里钻”。往哪“里”钻呢？是为了自己的职称、晋升、薪水在“掏死窟”。于是知识分子在“象牙之塔”里费尽了精力、耗尽了青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皓首穷经”的说法，而现今的知识分子则不乏“书呆子”的称号。难怪萨义德感喟说，我们这个时代不乏“专门化”的人才，但〃amateur”——“业余者”却寥寥无几。学者成了会学习的人，成了在这一领域用“技艺”操作知识碎片的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