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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书在考察哲学家的思想时，主要着眼于思想史自身的独立发展，着眼于其自身的继承和批判关系，着眼于展示思想发展的复杂性。比如，从感觉和经验出发，通常被认为是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本书则对此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作者认为，从同样的前提出发，不一定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从经验出发并不必然走向唯物主义。例如，近代英国经验论的发展过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培根的唯物经验论出发，既可以发展出洛克的唯物主义和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也可以发展出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还可以发展出休谟的不可知论，他们都是从经验和感觉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但结论却相去甚远。
第三，本书对于以往争议颇多的各种唯心主义命题，进行了更加充分的重新研究和评价，力求公正和客观地理解和解释这些曾经被一概否定的哲学命题，并尽量从中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
本书认为，我们的哲学界过去对唯心主义的种种命题和观点，一向存在着许多误解和偏见。在哲学史的写作中，经常是带着某种政治的倾向和偏向，因而并没有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命题的本来的意义，就得出了一些仓促的结论。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唯心主义命题大多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某些特征，有着特定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实事求是地说，那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一般都是大智者，他们智慧过人，往往只是凭着抽象推理和思辨，就能创造出非常严密和庞大的哲学体系。他们的有些观点从一般常识的角度来看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但他们既不是疯子，更不是弱智，不可能荒唐到完全违背常识地胡说八道的程度。正由于此，本书对于这些唯心主义命题全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考察，本着哲学就是讲道理的原则，对他们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其中，对于那些有道理的观点，就说出他们的道理在哪里，而对于那些没有道理的说法，也讲出他们没有道理的理由。例如，关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命题，本书就认为是有它的独特价值和道理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凡是被感知的就是存在，但任何存在一定具有“被感知”的性质，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它。又如莱布尼兹的“先定和谐”说，也存在着某种合理的成分。他把这种预定看作是上帝的创造，当然是错误的，可是，如果我们去掉这个前提，把“先定和谐”还给自然本身，那么这个命题无疑是合理的，因为自然发展的那些规律确实是预定的。当然这不是由神预定的，而是由自然本身预定的。如果不是事先就存在着事物发展的规律（即预定），事物的发展也就不会有任何规律可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即生物体就是按照基因中预定的结构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生物的生理特征、遗传特性在基因中就被预定了，由此决定了人的后代必定是人，狗的后代一定是狗。如果没有这种预定的话，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前人的思想，一定不能过于简单地一棍子打死。这样做当然是很容易的，像过去的那种为所有的哲学思想贴标签，凡是属于唯心主义一派的就全部否定，这样的结果就很容易毁掉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源。
第四，本书在考察哲学家思想原意的基础上，订正了学术界流行的一些值得推敲的看法，甚至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例如，中世纪晚期的哲学家邓斯·司各托，在我国哲学界一般把他看作是一个唯名论者。但本书作者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在西方哲学界正好相反，普遍把他看作是一个唯实论者，划到唯实论那一边。本书的作者认为，如果认真考察他的思想，就可以发现，他的观点既不是典型的唯名论，也不属于典型的唯实论，而是两种观点的综合。这表明他试图超越这两个方面的对立，从而寻找使一般和个别统一起来的新的方向。
此外，本书作为哲学史著作，又并不仅限于“史”的记录和叙述，而是特别注重史论结合。在评价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时，也不局限于当时的哲学范围，而是联系现代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成果，以更广阔的视野来予以审视，着重挖掘它的现代意义；或者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较，来寻找东西方哲学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以便对西方哲学有一个更加立体的把握。例如通过对希腊哲学中的诡辩学派与中国的辩者学派的比较，来说明东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统一性，进而说明东西方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并无实质性的不同。还有，因为本书作者严春友本人对于全息论有独立的创造，所以，在对西方一些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时，也适当地借用了全息理论，如，书中通过全息论来解释布鲁诺和莱布尼茨著作中的一些难于理解的思想等。
当然，本书毕竟属于具有开拓意义的重写哲学史的专著，其中的有些探索性的写法和观点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这样的探索对于进一步活跃当今我国整个哲学研究的局面，对于在二十一世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新的世纪特征的哲学史观，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西方哲学新论》，严春友著，2001年10月版，上下册，52．00元）
作为“文化事件”的“推荐书目”
■ 万 宇
胡适先生无疑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近读徐雁平的《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着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评价胡适在文史之学（尤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是非功过，也时时将问题置人西潮东渐的过程中考虑，以考察西方文化（如进化论、科学主义、实验主义等）对中国学术的催化作用，角度新颖，材料详实，为我们全面认识胡适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余英时语）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独到的见解。全书分为六个章节，分别就整理国故的兴起及走向、胡适治学方法的形成和治学方向的转变、打破《诗经》的“经”字招牌，白话文学史的建立及其影响，整理国故与近代中日学术交流等问题进行论述，以“整理国故”为精神线索，以文学史研究为中心，使读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胡适的文化观，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整理国故的传衍”一章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从中学国文教科书看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学术研究与书信论学，学术演讲与书信论学，开列国学书目的风气及其文化解读。而我所特别关注的正是作为“文化事件”的“推荐书目”，凸显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独特的时代特征，新与旧、中与西、破与立、启蒙与救亡等诸多问题集中地表现在这个“文化事件”当中，而且对于现在读书界推荐书目也不五指导意义。
让我们还是从推荐书目（也被称为导读书目）说起。指导学子读书治学的推荐书目，追溯其历史，最早的可能要算是敦煌遗书“伯2721号”卷子《杂钞》中的一个“唐末士子读书目”。该目共收书25部，以问答的形式出现。据王重民分析，该目虽说比较简单，但“密切结合着当时的实际情况，挑选了当时社会上最实用的书籍通行的注本，正是适应着当时一般读书识字的人的需要而编辑出来的。”其后又有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末清初有陆世仪开列的《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十年涉猎书目》，清代有李颐的《读书次第》和龙启瑞的《经籍举要》。至光绪元年张之洞委托缪荃孙撰写的《书目答问》更是影响深远，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而这种开列推荐书目的作法与西方的教育手段也是不谋而合的。一篇篇看似简单枯燥的推荐书目，实际上搭建了一种精神阶梯，一种受到认可的文化门径。
从其产生的根源来看，推荐书目的出现，与阅读需求的不断分化与大批量文献的出现有关，古代雕版印刷书及近代石印术铅印术的普及推广使得图书广泛传播，因此读者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时，就出现了张之洞所谓的“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推荐书目往往是针对特定的阅读群体，没有哪一个书目是开给所有人的药方。另外，推荐书目的开列者都是教育界或文化界的名流，往往是因为其身份、地位受到认可与重视，所推荐的书目才受到人们的关注。比如下面谈及的胡适、梁启超等开列的推荐书目，他们的导师心态是溢于言表的，他们如何选择、组织书目的内容，可见折射出他们对于时代、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青年问题的理解和内心的波澜。尤其是在西学东渐趋势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种特点尤为明显。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时间段的推荐书目频频出现，一方面它是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波不绝的表现，另一方面它也受欧美大学教授在授新课时开列参考书目风气的影响。而其风气可以说是由胡适、梁启超两家书目而起。胡适希望以开书目的方式引发学生治国学的兴趣；而梁启超想以开书目这种课程小敲小打的方式为学生调配健康成长的营养，以固其根本，两人出发点不同，但从“最低限度”、“必读”这些词眼，可以看出他们殷切的期望。
光绪十八年，梁启超撰写《读书分月课程》，分为“学要十五则”，“最初应读书”和“读书次第表”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将西学书与经、史、子、理学书并列，是这一推荐书目承前启后的特点。胡适的推荐书目最早见于1923年2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所刊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该书目是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学生之请，其目的是“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用途明晰，所针对的推荐对象也非常明确。但胡适还是从中寄托了自己对于国学的理解与理想。这个书目“也是一个法门”，那“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同时书目也可作为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指南，而这些生发而出的意义也赋予这份推荐书目以沉甸甸的思想史分量。
“书目”包括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它在很多地方确实体现出胡适所倡导的历史的观念和系统的研究。书目的思路，其实就是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的研究国学的三大方向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在所开列的十三种小说中，有七种是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均有胡适的考证或序，他在书目中还将自己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章实斋年谱》、《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和梁启超的《大乘起信论考证》和《清代学术概论》列入其中，以此法将自己纳入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的行列中，这是既开风气又为师的一种表现，试图以此引领年青的学生接着他的白话文学史和思想史两条线索继续下去。
胡适开列的国学书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第一次以“思想史”、“文学史”的线索来贯穿零散的书目而成为两个系统，这是他整理国故的目标，同时最近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动向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导向作用是相当明显的。这个书目也有很大的缺点，梁启超就指出其弊端在“挂漏太多”和“博而寡要”，“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目混为一谈”，另外推荐的图书太多，佛学书过多，史部书缺少也是胡适的书目之弊。
胡适在原书目中圈出三十九种另加《九种记事本末》共四十种，作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梁启超也因《清华周刊》记者之督促，也于1923年4月26日“专凭忆想所及”撰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共分五类：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胡适的书目在著录上多点明版本和书的内容，梁启超的书目则在分类较细的前提下，更注意书的读法。这种指导性的注释语使得梁启超的书目有更强的实用性，但书目仍过于庞杂。
在两位学术界中心人物开列推荐书目的影响下，推荐书目更是层出不穷，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京报副刊》孙伏园发起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书目的活动，又一次使学术界与教育界关注推荐书目，也因此引起了不少争论与有意思的现象，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从1925年2月11日至4月9日，《京报副刊》刊出78位文化名流所推荐的书目，除胡适、梁启超再度亮相外，周作人、马裕藻、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马叙伦、许寿裳、太虚等先后执笔。在《京报副刊》的征求之外，李笠、汤济沧、王浣溪、汪辟疆也开列出不少书目，
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在头版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其中后一项是邀请海内外名流学者撰稿。放置于今天审视，仍不失为一个有意思有价值的选题，既可以让青年人积极参与，又可以聆听专家学者的声音，对于精神文化领域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
在征求和刊发的过程中，能够听到很多争论的声音：
“何谓青年”？“何谓必读”？为何定在“十部”？“课本是不是必读书”？“饱学之士爱读之书是不是青年的必读书”？如果说这些争论还都停留在对于推荐书目本身的科学性研讨之上，那么“为什么对现实社会没有用的书那么多？”读古书“都是失时而不适用的无益的而有害的”之类的问题就涉及到一个超出推荐书目定义域的问题了——“读古书与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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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很单纯的国学推荐书目与新式教育、启蒙救亡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内涵。几乎是个巧合，这些国学推荐书目与新文化运动几乎属于同一个时间段，它们是“五四”反传统的一种反弹？还是与时代潮流不谐和的音符？《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书目当然出现了中西调和的倾向，但整体看来，书目的重心无疑是偏向国学书，如马裕藻、沈兼士、易培基、马叙伦等几家的书目，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学书。在新文化运动方兴之际，又转身回到传统的氛围之中，确实是一种不协调的音符。由此生发开去，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何理解文化的互相渗透与交汇？如何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如何在青年人中推广、普及文化？推广过程中如何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显然，在推荐之前就需要有个价值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值得推荐，什么尽管流行但并不值得推荐？那么什么样的人有权利、有资格做出这种判断，无疑也成为推荐书目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判断因素了。《京报副刊》在征求必读书的过程中，也先后收到江绍原、鲁迅、俞平伯三位的“白卷”（即无必读书目），江绍原说“我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知识’。”俞平伯的意见和江绍原的差不多：“青年既非只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他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