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黑五类的孩子一个个走进去，站到圈里。我和小方子说能不能不去。孩子说不行。
我心痛极了。我有罪，把我抓去斗，狠狠斗死了就算了，十来岁的孩子有什么错，为什么还要连累我的孩子们！真想紧紧抱着小方子痛哭，但是孩子不干。她没有心情受任何人的爱抚，连爸爸也不能勉强她。但我知道她是爱爸爸的，她湿润的眼睛对我闪出怜悯的光。只有小欢子好些，她晚出生几年，还在上小学，因此比她姐姐幸运。还有同学来找她，另外两三个幼儿园时的小朋友也来家里和她玩。几个小姑娘凑在一起，不觉得世上的风暴，还是那样傻乎乎的，红润的小脸常常都在笑，时而还大唱革命歌曲……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这个歌她们觉得很有趣，翻来覆去地唱。
姐姐冲到小欢子面前：唱什么，讨妈妈说：随她唱吧，她不懂。
文章到此就断了，再也没有写下去，本子后面是空白。空白突兀而刺眼。在空白处，有些东西浮现而出，我希望能真切地把它们看清，但又不敢有太大的希望。
六六年的夏天，在我初一的第二学期，一种新奇莫名的气氛在校园的空气中弥漫开来，回想起来那是从墙上的大字报散发而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操场边的墙上，吸引了一拨又一拨人来看。那些大而无当的批判和指责让我又惊异又迷惑，由于它们超出了一个十三岁学生的理解力，我觉得它们和我没有实际的关联。但这种幻觉很快被打破，所有的秩序在顷刻间坍塌，我完全不明白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已经身在其中了。比干枯的荒草更容易点燃的是少年那悸动的心。
我记起在六六年的六、七月间自己干过的一些傻事。我家的院子是中央戏剧学院宿舍，我和院里的孩子们找到了一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就是一家一户地去偷窥。借夜色掩护我们趴在一扇扇窗下，刺探屋内的活动，金山和孙维世夫妇是我的邻居，那时他们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不久就被关进了监狱。我们虽是几个毫不知情的孩子，可“文化革命”告诉了我们一条真理：你身边的人都可能是坏人，都有罪恶，你生命的意义就是把他们揪出来，打倒。
金山夫妇家的窗子拉着窗帘，灯光从窗帘里透出，但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于是放大胆子在白天进行监视，捕捉到人在走动，说话，却什么也听不清，那感觉很像孩子在看一场描写大人的无趣的电影。后来工作组进入了学校，学生们被组织起来护校。那时那句著名的荒诞的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没有出世，因此我也参加了护校。护校是什么？就是不上课，用上课的时间在校园里溜来溜去。
地面上的巡逻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警惕与怀疑，我们就爬上房顶。我在校园最后一排教室的房顶上趴着，密切监视后面胡同里的人家。那是一个小院，有朝南朝西的房子。我耐心地遥望，但毫无动静。终于门开了，一个老太太从北屋走出进了东屋，我一阵兴奋，又等了很久，还是那位老太太，她又从东屋走出回到北屋。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这是谁的家了，我爸爸带我到过那院子，是英若诚的家。那个下午直至黄昏，英若诚叔叔和吴世良阿姨始终没有出现。天渐渐暗了，我离开了屋顶。
“文化革命”要彻底清除的是人们心中的善意，理解与宽容，取而代之的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高三年级一个矮矮胖胖的女生在我的记忆中脱颖而出，她的名字叫丁映秋，后来我知道了她是郭沫若儿子的女朋友。郭世英在“文革”中自杀了，周国平写的关于郭世英的文章里提到过丁映秋。一个时期丁映秋是女十二中的最高领导者，红卫兵司令，具有无上的权威。她高高在上，运筹帷幄，她的眼睛根本看不到我，但她的威慑力却那么直接。她们，红卫兵们，具有统一的外貌，胳膊上戴着大大的红袖章，褪色的黄军装上扎着宽皮带，回想她们我竟然产生这样的联想，想到好莱坞科幻片中的机器人和外星人。她们的红卫兵司令部像高贵的魔窟，在那里进进出出的女孩儿个个肩负使命，浑身散发出青春的狠劲。那是一个我不能理解的世界，那时的我很像鸵鸟，尽可能地把头埋得低低的，或者像一个睁眼瞎，不去看那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在我的心底有一个隐隐的愿望，希望她们不存在。
我们班上也有几个出身好的红卫兵，而大部分都是黑五类。红卫兵禁止黑五类进教室，我们只能听从命令坐在教室外的屋檐下，不许说话不许动。班里有一个女同学非常厉害，每天上学时一想到要见到她我心里就十分沉重。她们有很多重大的活动，抄家啦，斗争会啦，可是她们也总有空闲。那时候我们就倒霉了。有一次她们在教室的地上用粉笔画了一个不大的圆圈，命令我们围在一旁，她们的目光像探照灯在我们身上搜寻，突然地抬手一指，点到谁谁就得走进圈里，一条腿站立。要记住这不是游戏，我们胆战心惊。还有一次她们让我们学动物叫，猪、狗、猫之类，不伦不类的叫声逗得她们忍不住笑了，有一会儿甚至忘记了我们是她们的敌人。有一个女同学性格腼腆，她叫不出来，哭了。哭是没用的，最后她还是叫了。每一次我都觉得她们的手会点到我头上，那是很可怕的感觉。后来在校庆的日子我见到了那个最厉害的女生，她已是一名医生，工作很出色，没有人提到过去，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而且我发觉自己的内心中也确实没有一丝异样的感觉。毕竟我们生活在今天，而不是昨天。
但昨天也是我的生命。
我记得若干次批斗会。一次斗争的是一个初三学生。我还记得她的模样，茂盛的头发编成两根短短的粗辫子，个子很高，眼睛乌黑。斗她的原因是她有两个上中学的哥哥，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反对“文革”和毛主席。这罪名实在太大了，大到我无法想象。我完全无法把台上被斗的女孩儿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以我的记忆，大部分被斗者都低着头，显出垮了的样子，可她不是。这个女生的黑眼睛里透出不屈服的光，让我惊愕，愈发不能理解。她非要抬起头，被人用手打下去她就再抬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我能明白了，那时她就已经是一个有思想有信仰的人，不然她的态度不可能那么强硬。另一次批斗会斗的是一个高三女生，她的罪名是日本特务。因为她爸爸在日本呆过，而她有一张照片，背面有她自己写的一行字：看，多像一个日本姑娘。我对那女孩儿的眼睛同样记忆深刻，她有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在斗争会结束把她从台上押出去时，她走过会场中间的通道，两边的学生振臂高呼打倒她的口号，她边走边向两旁瞪视，目光闪射着赤裸裸的敌意。我惊异于那敌意的光芒，那强烈的眼神似乎在瞬间把我拉到了她的位置上，以她的目光看待发生的一切。原来我的感官只对周围所发生的事物感受害怕，压抑，难过，从未感到过怀疑，是她把怀疑像刺一样扎到我心里。再一次批斗会，押上台的是红卫兵，高二年级的贺莉。贺莉的爸爸是老红军，部长，她个子高大，皮肤白皙，姿态与众不同，是红卫兵中显眼的人物。这次轮到她挨斗了。那天她留给我的印象是死一样的阴郁，那高大白皙的身体那么沉重，像一块浸透水的木头，偶尔她翻起眼睛看看台下，没有任何表情。有人揭发说她和几个要好的男孩儿女孩儿偷偷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甚至还用流氓形容他们。后来我和贺莉在一起插队，我了解到她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那时候她曾点着蜡烛，和一个男生在黑屋子里演《奥赛罗》。她坐在田埂上对我讲述她神秘的地下生活，眼神和语调透出无限忧郁。
被斗争的更多的是老师和学校领导，但由于那是过于平常的事我的记忆十分模糊了。焦校长名叫焦若愚，是个身材小巧的女人，戴一副金丝眼镜，小小的脑袋上稀疏的头发带着自然的卷曲，看上去有点像一只鸟，也让人联想到一件易碎的瓷器。我很难把她的形象和一个老革命联系起来，可她确实是一位老革命。六六年夏天，我常常看到焦校长身上泼满墨汁和浆糊，被押来押去。
我对地理老师记忆清晰，他被我们叫作王地理。王地理高高个子，梳着蓬松的背头，经常穿一身中式对襟衣，冬天戴着毛线的脖套。第一天给我们上课，他大步走进教室，跨上讲台，一句话也不说，抓起粉笔，抡圆胳膊在黑板上画起来，粉笔噼噼啪啪断成几截落到地下，一只线条生硬的“公鸡”、中国的地形图出现在黑板上。他潇洒地把粉笔随手一扔，两条长胳膊撑住讲台：谁告诉我，这是什么？
王地理被剃了光头，多次被批斗，我没有参加过他的斗争会，但我看到过他剃光头的模样在眼前一晃而过。那时我自顾不暇，只是心中一惊而已。现在想来他在六六年八月间之所以比其他老师被斗得更惨，是因为以女人的眼光看，他是好看且有吸引力的男人。据说“文革”前曾有高年级女生给他写条子表示爱慕，据说恪守为师之道的他把条子交给了焦校长，据说焦校长的反应十分人性化，意思是没什么了不得的，据说在后来残酷的批斗会上他揭发出这件事，成为焦校长的一大罪状。时至今日，什么传言都找不到依据，很难证实，姑妄听之吧。
六六年的八月过去了，它并没有比任何一年的八月长出一分一秒，九月、十月也过去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学校里变得空空荡荡，学生们都去大串联了。
我也串联去了，去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也长了见识。第一次知道了饥饿的滋味，对性有了肤浅的认识。那认识的过程倒也简单，从柳州坐船沿江而下去广州的时候，一对上海学生，一男一女，他们在晚上睡觉时把三等舱里隔开铺位的木板拿开了。我不由为他们担忧，想，男人和女人挨着睡不是要怀孕吗。
到了六七年，我也是一名红卫兵了，我们同班几个女生自己成立的，名字叫做：赤全球红卫兵。我们也到布店扯了红布，做成宽大的红袖章，把赤全球三个字用黑色的字印在袖章上，我们一天到晚在各个中学的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走动，串来串去，不知所云地谈论，辩论，争吵，写大字报，游行，印传单，办报纸，我们忙得不亦乐乎，忙得深更半夜才回家。我们这些男同学和女同学们，我们不自知地彼此吸引。
六八年又有了新的变化，运动不知从什么时候变成了身外事，而我整天在街上游荡，白天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里穿梭，晚上坐公共汽车从终点站坐到终点站，男孩儿们的追逐让我乐此不疲。那就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现的那段时光。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七号，十六岁的我和几百名学生坐上一列火车离开了北京，去东北插队……
也许我还能回忆起很多，我当然能回忆得起来，但似已没有必要。因为更多地涌进脑海的回忆将是关于青春，恋爱，种种的微妙与可爱……而我的本意是回忆痛苦。
为什么要这样，只回忆痛苦？因为“文革”只能是、绝对是痛苦的，它所带给人的一切绝无欢乐可言。
那么我所提到的自由与快乐呢？他们不来自“文革”，他们来自生命本身。生命的力量是永远的胜利者，从我个人的心路历程看，这是真的，人性的觉醒使“文革”终结。
有时我希望自己能站得更高，更加居高临下，但我时常觉得我在被时光淹没，随潮流翻卷。我的眼光既看不到更远，也看不清过去。也许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自己的神经坚强一点，不要真被杀死，能始终保持一点清醒，一点警醒，我希望。
我生活在今天，而不是昨天。
可昨天也是我们的生命。
灵魂依偎的雪山草原
杨志军
我梦恋的老家冈日波钦
第一次听到冈日波钦这个名字是1975年。那个时候还是“文革”，报纸上登出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5月27日北京时间14时37分，中国登山队再次（第一次是1960年5月）从被称为‘死亡之路’的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次登顶的队员一共九名，由三十七岁的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潘多率领，潘多因此成为我国唯一一个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女运动员，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地球顶点的妇女。那时候的中国，为自己人长脸的事情很少，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大家都是要欢呼雀跃、上街游行的。游行的这天，正好我从陕西兵营回到青海，去看望我的小学老师卫东多杰。卫东多杰老师领着学生刚从街上游行回来，满面红光，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潘多是个藏民。”我说：“知道，报纸上登了。”卫东多杰老师嘿嘿笑着说：“牧区的藏民别的本事没有，爬山的本事有哩，再高的山也跟走平地一样，从不气喘。”他也是个藏民，是一个虽然连名字都已经汉化都已经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但言语之间仍然情不自禁地流露着一股民族自豪感的藏民。他把潘多使劲赞美了一番，又把珠穆朗玛峰使劲赞美了一番，突然遗憾地叹口气说：“我要是潘多，就带着人去攀登冈日波钦。”我问道：“冈冈冈……波钦是什么山？”卫东多杰老师无比自豪地说：“冈日波钦是西藏的山，珠穆朗玛峰跟它比起来，是这个。”他说着翘起小拇指在我面前晃了晃。我纳闷地说：“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是这个？冈冈冈什么波钦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卫东多杰老师说：“你不是藏民你不懂。”回到家里，我把卫东多杰老师的话学给父亲听，作为一个曾经多次进藏采访的老记者，父亲说：“冈日波钦是冈底斯山的主峰，在靠近尼泊尔的地方，是藏民的神山。”我问道：“它难道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父亲用了一句《陋室铭》里的话回答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第二次听说冈日波钦是在七年之后，我们一行五人来到藏北高原朝拜纳木湖的时候。那一天，我们站在湖边，眺望着远处临水而峙的念青唐古拉山，看到以海拔7117米的念青唐古拉峰为中心，雪山序列此起彼伏，十万座大山冰浪滚滚，让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浩茫连广宇”的山与雪的堆积。一起来的人中，我算是对青藏高原比较熟悉的，就把听来和读来的一些关于念青唐古拉山的事情说给他们听：“念”字在藏语中表示凶猛和威严，又是苯教对羊神的称呼，繁殖崇拜的仪式里念神往往处在主祭神的位置上。古人所谓“多事螈羝之神”中的“羱羝”指的就是藏地的大角公羊即念神。念神是暴烈与福祉的合体，西藏的许多神祗都是善恶一身、凶吉同体的。“念青”是大念之神，“唐古拉”是高原之山。作为雄霸一方的山神，他原本属于苯教，曾经向佛教密宗大师莲花生施展威风。古藏书上说，他变成了一条大蛇，蛇头伸到青海湖，蛇尾扫到康巴地区，拦住了莲花生的去路。莲花生口中念念有词，随手捡起一根树棍打败了他。他逃往唐古拉山，缩成一条冰蛇躲藏在雪宫里。莲花生人定三日，施以金刚乘瑜伽密咒，只见绵延数百公里的山脉冰雪消融，洪水滔滔，一座座山峰轰然崩塌。念青唐古拉山神惊恐万状，赶紧现了原身，跑出来向莲花生行了大礼献了供养，并发愿要遵从莲